关于社会风俗史的研究

各个时代的社会风俗,作为社会意识诸形态的一种,就象一面镜子,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当时社会的风貌。因此,社会风俗史应该成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本文拟从社会风俗史的性质、对象和功能三个方面谈点粗浅的看法。一、社会风俗史是一门边缘学科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了“风俗”这个词汇,如《诗·周南·关睢序》:“美教化,     

论淳于髠

<正> 一、淳于髡其人其事淳于髡是稷下学宫的著名人物。他是齐国人,约生于公元前386年,卒于公元前310年左右,主要活动于齐威王、宣王时期。关于他的身世,司马迁说是“齐之赘婿也”(《史记·滑稽列传》)。钱穆认为赘婿就是“家奴”(《先秦诸子系年、淳于髡为人家奴考》),未免失之武断。战国时,赘婿属卑微的社会下层,是可以肯定的。不过,齐国自春秋时代就有一种特异的风俗:民家长女不得出嫁,称为“巫儿”,留在家中主持祭祀。因为有这种风俗,所以盛行“赘婿”制度(童书业《春秋史》)。无疑,这给淳于髡由赘婿而受到齐王的     

风俗文化的理论探索--评《中国风俗文化学》

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韩养民先生自八十年代起就潜心于中国风俗文化的研究,曾于1985年组织全国高校、研究所的博士生和中青年学者编撰了三十余册《中国风俗丛书》,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反响。而这三十余册风俗研究著作,大多是具体介绍叙述某种风俗现象,虽条分缕析,脉络清晰,便于人们了解某一风俗的产生、发展和演变,但缺乏宏观的理论把握,“史”的成分很大,“论”的成分欠缺。韩养民先生有鉴于此,集数年之功,推出了理论性较强,从深层结构中研讨中国风俗文化的《中国风俗文化学》(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出版)。这部专著由九大部分组成。…     

《老子》:三个重大哲学问题的首次提出与首次回答

《老子》一书,言简意赅,魅力无穷。 《老子》一书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朽之作。 《老子》之所以堪称不朽,不在于它提供了或能够提供什么万古不变的哲学教条,而在于它首次提出并首次回答了几个意义极其深远的重大哲学问题。 一、略谈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 在50—70年代,我国最流行的哲学史研究方法是“两条路线斗争史”和阶级分析方法。运用这种方法研究哲学史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而其弊端亦很严重。80年代以来,范畴史的研究方法突兀而起,涌现了许多以范畴史方法研究哲学史的论著。十余年来,我国学者在哲学史研究领域中运用范畴史方法所取得的进步与丰硕成果是有目共睹的。另一方面,哲学史研究中的问题史方法也在悄然兴起。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了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问题史)》”。1990年,方立天著《中国古代哲学问题发展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张岱年在为方著写的序言中说:“近二三十年来,通史体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已经出版了十多种。但以问题为纲的哲学史尚属罕见。”应该承认,在颇长一段时间中,与其它研究方法相比,问题史研究方法的“遭遇”是颇为“寂寞”和“冷清”的。 必须肯定,问题史研究方法和范畴史研究方法都是研究哲学史的重要方法,两种方法有着内在的紧密联     

《淮南子》“悲”、“乐”论与风俗批判

“悲”与“乐”是《淮南子》一书的主要论题之一.《淮南子》“悲”、“乐”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何谓悲,何谓乐,二是如何处理悲、乐之名与悲、乐之实的关系,三是悲、乐与治身、养民的关系.《淮南子》“悲”、“乐”论有一个颇值注意的地方,这就是作者的悲乐观是作为世俗悲乐意识的对立面提出来的,包含着浓重的风俗批判成分.正面说理和风俗批判的结合,使《淮南子》“悲”、“乐”论既有理论的高度和深度,又有现实的针对性、文笔的鲜活性以及愤世嫉俗的情感色彩,表现出相当大的思想活力和文学魅力.     

从《醒世姻缘传》看明代的科举教育

被誉为“晚明的浮世绘”的长篇巨著《醒世姻缘传》,长期以来受到人们的冷落.甚至:对中国小说作了全面评述的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没有提到它.长达一百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以家庭生活和官场生活为中心 反映了明代广阔的社会生活.胡适称它是“一部最丰富又最详细的文化史料,”是“研究十世世纪中国社会风俗史”“研究十七世纪中国政治腐败、民生苦痛、宗教生活”的必备之书,胡适的话不是过誉之辞,但仍未引来人们时此书的青睐.本文试从教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这部巨著所反映的社会真实.     

论葛洪《抱朴子·外篇》的社会风俗批判思想

葛洪《抱朴子·外篇》不仅对汉晋“风俗凋敝”的情形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归纳，也对当时“道微俗弊”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移风易俗的设计。葛洪《抱朴子·外篇》的社会风俗批判思想揭示了汉晋风俗的发展态势及基本原因，具有特殊的思想和认识价值。     

突破与超越:《金瓶梅》研究的现实走向

本文系统地回顾、反思“金学”近四百年的历史,对《金瓶梅》研究史划分为古代批评时期、现代批评时期和当代批评时期。对新时期“金学”学术模式:实证分析、社会历史批评、文化分析、文(?)本体分析进行了评述,从而指出“金学”存在的欠缺、不足以及对其加以突破超(?)的途径、方法。本文还评析了《金瓶梅》文本批评内在构成的问题,认为《金瓶梅》文本的释义和重构应成为“金学”的首要问题与发展方向。     

关于范晔史学思想的两个问题

范晔史学思想中有两个十分重要的方面 ,一是“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一是“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关于“以意为主 ,以文传意” ,就其史学思想而言 ,与司马迁、章学诚相类 ,这个“意”就是对历史内在本质及其演变轨迹的认识和史家作史的目的。关于“因事就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 ,这既是史家作史的目的 ,更是史家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的体现。范晔在《后汉书》的纪传中对东汉一代有关教化与刑罚、安置功臣、改良风俗、外戚与宦官对政治的侵蚀、党锢的教训等问题的论议 ,就充分反映了他“卷内发论 ,以正一代得失”的深刻见解。上述两个方面 ,实为认识范晔史学思想的关键     

读《礼记·礼运》——纪念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发表一百周年

《礼记》是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史必读的重要著作之一。尤其是其中《礼运》篇的“大同”与“小康”的两段记述为复原我国原始社会氏族制度提供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因而,史家治史征引者纷纷,对这两段的记述所反映的社会制度的看法颇为一致,都认为这两段记述中的“大同”之世明显地反映了我国原始社会的一些特征,“小康”则是阶级社会的写照。笔者认为“小康”之世所描述的特征是否是阶级社会,则可商榷,需从计议。本文拟以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著作中的基本理论为指导,联系“大同”、“小康”之世的实际,对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以期得到指教。     

汉代都市赋与地域风俗

从风俗文化的角度出发,可以进一步挖掘汉代都市赋的文化内涵。从《两都赋》、《二京赋》等对汉代长安和洛阳风俗,《南都赋》对汉代南阳风俗,《蜀都赋》对汉代成都风俗的反映以及汉代都市赋中的地方神话传说成分来看,汉代都市赋具有深厚的地域风俗文化意蕴。     

论《苗族史诗》中的图腾神话

根据贵州省黔东南地区苗族口头流传而整理的《苗族史诗》,是我国的一部著名创世史诗。这部博大宏富、汪洋恣肆的作品曲折反映了苗族远古社会的种种情形,其中有关于古代苗族图腾崇拜的生动记述。苗族文化的独特规定性,决定了包括图腾神话在内苗族远古神话大量融入到创世史诗之中。《苗族史诗》中的“古枫歌”和“蝴蝶歌”的图腾生人神话,有着一种特殊意义的、别具一格的形态,本文将对此进行探讨。     

中国道教研究的里程碑--《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评介笔谈

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姜生教授和香港汤伟侠博士主编的《中国道教科学技术史》是一部划时代的佳著。长期以来 ,英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独步学坛 ,国内的科技史研究仅见近年出版的卢嘉锡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 ,但这些著作均对道教科技史研究很少。近年来 ,有一些与道教科学技术史相关的著作问世 ,如金正耀的《道教与科学》、祝亚平的《道家文化与科学》等 ,但研究规模较小 ,难以解决本领域的问题。姜生、汤伟侠主编之新著 ,真正实现了系统的学术突破 ,不仅使“道教科学技术史”这个分支学科成立起来 ,而且标志…     

礼的起源和本质

“礼”是中国文化史和经学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历代经学中的“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和“通礼”的著作,真是汗牛充栋。清朱彝尊《经义考》著录这类书便达四十七卷之多。在《清通考》和《清续通考》中,亦占有很大的篇幅。二十五史中大都有《礼志》、《礼仪志》或《礼乐志》等。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尤其从西汉儒家独尊局面形成以后,礼一直是中国古代社会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封建社会的御用儒家,为了把礼贯彻下去,无不竭尽其力鼓吹礼的神圣与永恒的。解放以前,不少封建利益的维护者,也是打着“礼治”的旗帜,唱着“礼为中国文化优良传统”的高调,来抗击现代进步思潮,企图达到复古的目的。他们别有用心地把礼的起源与本质问题弄得一塌糊涂,不是简单空洞地提出“礼源于祭”,就是抽象地认定“礼源于俗”。最近有些文章的作者,毫不掩饰地把礼说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归纳起来的概念,因而不能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分析它。这是反科学的。本文企图就礼的起源和本质问题作试探性的研究。     

董仲舒的“开阴”求雨与女性诱雨的人类学经验

董仲舒《春秋繁露》中有《求雨》与《止雨》两个专篇，规范祈求雨水降落与停止的祭祀事象。其中一 个贯穿的思想就是“动阴以起阴”（或简称“开阴”），即用呈“阴性”的人的因素——女人及其女人喻象作 为感发互渗的因素，从而诱引作为天之阴性因素的雨水，这是一种“天人相感”思想在祈雨风俗中的具体 落实。     

宗族结构研究的一大突破——读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

郑振满博士是已故著名历史学家傅衣凌教授的高足,以明清经济史研究起家,专攻闽台地方史,作品宏富。这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1992年版。以下简称《变迁》),即是根据他当年的博士学位论文修订而成。     

《淮南子·齐俗训》政治思想浅议

《淮南子·齐俗训》从语言风格和思想归趣上都与《庄子·齐物论》有密切关系,是对《齐物论》的延伸与发展。《齐俗训》的作者有感于现实政治中地方与中央关系的矛盾,而将关于风俗时宜的讨论引入到政治问题的探讨中,提出地方风俗与文化在价值上并无高低优劣之分,理应对地方的风俗、礼法和文化进行尊重和保留。《齐俗训》中的政治思想反映了汉初部分学者对"汉法"的反思,以及他们对中央与地方关系之协调问题的思考。     

马宗霍及其中国经学史研究

马宗霍是现代著名学者,撰述宏富,其中《文学概论》、《音韵学通论》、《书林藻鉴》久负盛名,在文学、小学、书法学等领域各有造诣。他从学术史立场撰写的《中国经学史》,更是中国第一部经学通史,彻底改变了中国经学史研究落后的局面。他又在《说文解字引经考》中,考明许慎经学的基本面貌,并解决了经学史上诸多重要问题,将小学、经学与史学融贯为一,使中国经学史研究取得一次重大突破。     

《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与周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

结合古代社会的礼制与婚俗,可知《孔子诗论》第二十九简中的“■而”篇不是《诗经》佚篇而应当是《齐风》中的《甫田》篇。这一问题的研究有益于正确理解《孔子诗论》的相关内容,并可揭示《孔子诗论》某些部分的结构特点与《诗论》的性质。     

还名学和辩学以本来面目──评《名学与辩学》

崔清田教授主持的原国家教委“八五”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的研究成果《名学与辩学》一书,已由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出版。该书抓住中国逻辑史研究中的根本性问题,大胆探索,打破“据西释中”的传统名辩研究模式,提出了名、辩研究的新思路、新体系、新方法。该书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的名学、辩学研究已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很长时期以来,在我国中国逻辑史界,“名学”、“辩学”、“名辩学”诸术语都被用来指称中国古代逻辑。但是,什么是名学、辩学、名辩学？它们又何以与西方的“逻辑”同义？这些“中国逻辑史”的根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