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与宦官——读《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札记

在韩愈文集中,《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以下简称《序》)并非优秀之作,为什么值得特别一提?这就涉及到有关韩愈的一桩千古奇冤了。唐代中叶以后,宦官与藩镇两大祸患,与李唐王朝的命运相始终。因此,对宦官擅权与藩镇叛乱的态度,是当时考验人们政治立场的试金石。对于叛镇,韩愈态度明朗,立场坚定,坚决反对分裂割据,强调国家统一,维护封建中央集权。在元和年间平淮西军阀吴元济的战争中,韩愈的所作所为就是明证。关于这一方面,除个别人外,历史早有定评。但在对待宦官问题上,事情就不那么简单了。一     

中国古代官僚腐败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古代官僚的腐败是体制性腐败,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君臣之间是典型的交易关系,因而做官发财的理念成为君臣双方的共识。但是古代官僚的薪俸普遍不高,只能腐败致富是古代中国的一般状况。不过,从经济学角度看,让官僚通过腐败实现发家致富,相当于给予官僚剩余索取权也即腐败的权力,更有利于解决君臣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符合中央集权的需要。当然,中央集权导致的产权残缺,也为官僚腐败提供了经济基础。中央集权体制与官僚腐败属于典型的共生关系,在传统政治体制下,官僚腐败是不可避免的,任何反贪仅具形式上的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小农经济长期存在的原因

中世纪的欧洲,庄园经济是主要的经营形态,也是封建主义统治的基础。但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庄园经济却没有发展起来。奴隶制在中国瓦解之后,土地就可以自由买卖,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即自耕农)就成为广泛存在的经营形态。在封建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在封建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的掠夺下,小农经济虽然很不稳定,占有的土地经常受到地主、官僚和商人的吞并和掠夺,使小农沦为依附大地主的佃客或无职业的流民。但是,小农经济是很顽固的,它经过一番艰苦的斗争后,又会复苏并得到发展。为什么小农经济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能长期存在下来,成为中国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基础?小农经济为什么在与大土地占有制的地主经济屡经搏斗后,能够生存下来,而不被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吞灭呢?这有其复杂的政治和经济原因。     

简论韩愈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学家,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在中国的学术思想史上,有着一定的地位。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河阳即南阳、今河南盂县)。从他所写的《祭十二郎文》(见《韩昌黎集》,以后凡出自本集的只写篇名)里关于他的家世的叙述,足见他是出身于没落官僚地主家庭。他登进士后,历任四门博士、监察御史、河南令、国子博士、彰义军节度使行军司马;也遭过贬谪,为阳山令、潮州刺史、袁州刺史;后又任国子祭     

资本是工人的血汗凝成的——汕头开明电灯公司资本家剥削史

劳动人民血汗凝成的高家产业高伯昂是解放前的汕头市开明电灯公司的經理,他出生在广东澄海县城一个大地主、大官僚、大老板的家庭里。他的曾祖父高滿和,原是澄海一个摆摊子的小販。后来,他凭着欺詐剝削劳动人民发横財起了家,开了許多行栈,有几十万家財,在家乡侵占了良     

谈张载的政治思想

张载(公元一○二○——一○七七年),今陕西眉县横渠镇人,北宋中期的思想家、哲学家。他生活于北宋中期,当时大官僚大地主凭借特权,加剧土地兼并;西夏、辽金又不断入侵,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达到了尖锐化的程度。内忧外患,人民生活的极端困苦,这对于张载的政治思想有很大的影响。他少年时代,听到西夏常常侵扰西北边境,曾使他“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宋史·张载传》)。     

过度集权与晚期罗马帝国的衰亡

罗马帝国在公元3世纪经历了长期的动荡,到了3世纪末,戴克里先皇帝对罗马帝国行政体制进行了改革,通过加强中央集权巩固了罗马政府的统治,有效地稳定了罗马帝国各地的局势。此后,罗马帝国的统治者们沿袭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但却并未对其作进一步改良。过度的集权不仅动摇了罗马帝国在地中海各地的统治基础,实际上也使得统治者难以掌控日益集权化的官僚体制。这一问题最终和蛮族入侵等外因结合在一起,导致罗马帝国衰亡。     

论王安石的经济改革策略

王安石是列宁所肯定的“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关于他的变法思想和改革措施方面的研究文章和论著发表的已经不少，但对他的改革策略，却未见有专文论及。王安石的改革策略不但是其变法取得成效的关键，而且对于我们今天总结经济改革经验，继续推进经济改革深入进行，也不乏借鉴之处。中国封建社会从安史之乱以后开始走下坡路，经过五代纷争后建立的北宋王朝，一开始便国力衰弱，且始终处于“积贫积弱”的局面。重要原因之一是因为北来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对于自己赖以建立的基础——大官僚大地主竭力庇护和纵容，“不抑兼并”，“…     

论吕不韦——驳罗思鼎《评<吕氏春秋>》等文的奇谈怪论

吕不韦是什么人?是封建官僚大地主还是“大奴隶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罗思鼎,只是凭着司马迁《史记》一书中关于吕不韦有“家僮万人”和“徙卫于野王”的记载,就武断地把他定为“大奴隶主”。(《评<吕氏春秋>》)这完全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看它“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列宁:《伟大的创举》)如何来决     

试谈对柳永词的评价问题——与王季思先生商榷

关于柳永词的评价问题,全国学术界和各地的高等学校曾在1958年展开过热烈的争论。当时我还在中山大学念书,也曾与许多同志一起,就柳词的评价问题跟王季思先生进行了多次的讨论。后来王先生将他的看法,整事成文,在中山大学学报上发表(社会科学版,一九五九年第一、二期合刊),最近又收入了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新红集”,看来王先生的观点并没多大改变,我个人觉得那些观点涉及到某些根本性的问题,应该继续开展争论。从柳永词的内容来看,大体可以区分为两类:(一)写社会生活的。这类词,非常明显地表现了他的政治观点和对现实的态度。他出身于官僚家庭,自小就有功成名遂的理想,但几次落第,就到烟花巷里充当风流才子;后来考上了进士,做了屯田员外郎,成了附庸文人。这样的生活道路,使得他的生活面和政治态度在不同时期有着某些变化。这类词在思想与内容上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变化。他前期生活,主要是一个不得志的风流才子,乐于到“烟花巷”里找寄托,寻欢乐,因而写出些象“鹤冲天”(黄金榜上)那样的词,宣泄其对统治者的不满     

韩愈论二题

韩愈是八九世纪之交中州的一位大散文家、大诗人、思想家和教育家(今河南孟县人)。由于他身上存在着政治和学术的两重性,以致千余年来,对其评价就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里只就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议论。 一、关于求仕为官问题 对于韩愈的汲汲求仕盻贵一事,自他以后,不断有着责备。最具有代表性者,较早有清初大思想家大史学家王夫之。他对韩愈的名利思想一再讥评,他说:“韩愈以送穷为悲叹,小人喻利之心,不足以喻义,而恶能立义?”(《读通鉴论》卷16)又说:“韩愈氏自诩以知尧、舜、孔、孟之传者,而戚戚送穷,淫词不忌,则人心士气概可知矣。”(同上卷26)。较近者有生芸生,他有一篇《韩愈和柳宗元》(见1963年2月号《新建设》)其中有一个标题为《韩愈的品德》,在这下面,他罗列了有关韩愈品德作风的十二点,如“厚颜乞怜不择言”、“趋炎附势捧太监”、“身在道外,意在禄中”、“三贬三变,继续上爬”等,集中对韩愈的求仕为官作了不遗余力的抨击。那末,对于韩愈的求仕为官究应如何看呢? 我们也认为,韩确是一个具有浓厚儒家思想,     

海瑞“为民”思想的阶级实质

我国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吴晗同志,对海瑞的历史地位以及研究海瑞的意义早已有过明确的论述。吴晗同志在《论海瑞》一文中说:“对海瑞总的评论是当时的人民说他好,当时的大地主说他不好。”同时也指出了“他和官僚地主中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一致的一面,因之,有些官僚地主们在大骂、排挤、攻击之后,也还是说海瑞一些好话。”     

唐代御史地位演变考

御史是中国古代社会监察制度的主体,也是中央集权兴衰的一个缩影。一个绕有兴趣的现象是,唐代御史在官僚制与社会舆论中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形象。在官僚制中,御史始终处于“清官”和清望官”序列,而且后期御史大夫与中丞的官阶较之前期还有所提高。但是从社会舆论的角度来看,前期称之为“法官”的御史,后期则被称为“法吏”;前期“御史出都,若不动摇山岳,震慑州县,诚旷职耳”,而后期出使在外的御史却常常受到来自各方的漫骂乃至殴打。文献中关于御史的这两种不同的记载并无抵牾之处。一方面反映出唐代中央力图从官僚制上提高御史的地位,强化中央集权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无力改变中晚唐时期出现的“轻法学,贱法吏”现状。在这种政治气候的影响下,唐后期的御史构成、秉公执法观念以及社会地位等各方面都呈现出明显弱化的趋势。     

董仲舒

董仲舒是河北古代较有影响的思想家,神学唯心主义哲学家,同时又是汉代最有才华的政治家,他的哲学学说和政治主张在中华民族的思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董仲舒,汉广川(今河北景县)人,生于汉文帝前元元年(前179年),卒于汉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终年75岁。他生活的年代正是经济大繁荣、政治大统一的西汉中期,当时劳苦农民同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日渐突出,封建统治者需要从理论上说明统一的中央集权以及地主阶级专政的合理性,以保障他们的利益。董仲舒的思想学说正是这个时代的产物。 董仲舒出身于大地主家庭。为追逐仕禄之途,他幼小“专精一思” (《论衡·儒增》),刻苦读书。《汉书·董仲舒传》说他:“益三年不窥园,其精如此。”《太平御览·八百四十引》述其:“尝乘马不觉牝牡,志在经传也。”萤仲舒不仅博览先秦诸子的著作,钻研《公羊春秋》和阴阳五行学说,同时还十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

试论北宋末年吏治腐败的原因乐文华，杨霞飞一、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是其根本原因自秦始皇以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占统治地位。在专制集权的官僚政体中，皇帝至高无上，他拥有最大的官吏任命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等等，是专制集权制度的核·０和关键。因而，皇帝个...     

从贵族民主政治到中央集权

春秋战国是我国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转变时期,它与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相一致。统一需要富国强兵,更需要集中内部的军事、财政、司法和行政权。通过改革,各国君主实行官僚任免制、俸禄制与郡县制。其实质是抑制与消灭卿大夫的分裂势力,最终完成国家政体由宗族贵族民主政治向中央集权政治的过渡。     

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

雍正反腐败在清代最有成效,但为维护皇权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基础,雍正在反腐败时也向军事势力和官僚势力让步,在不同程度上宽免了功臣后代、满族、八旗、官僚等权贵阶层的腐败行为,此为雍正反腐败的政治极限。     

汉代儒学入仕到门阀垄断

中国古代选官制度在汉代发生了重大的变革。自秦帝国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古代社会世卿世禄的贵族官僚体制退出了中国政治舞台。随之登场的是在秦帝国建立过程中建立功勋的军功集团。这种政治局面一直维持到灭秦后建立的西汉帝国前期。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     

论古埃及诺姆长与王权的关系及其作用

在法老时代的埃及,国王通过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组成的官僚系统对整个国家实行统治.以诺姆长为最高管理者的地方政府,既是王权维持专制统治的重要支柱,又是统一王国的潜在威胁.通过对诺姆长职权的变化进行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从古王国时代至新王国时代,诺姆长在古埃及的官僚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但是就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而言,诺姆长在与中央王权此消彼长的博弈中,力量逐渐削弱,并成为法老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工具.随着王权对国家和官僚系统控制力的不断增强,诺姆长最终成为了专制王权驯服的工具.     

论巴金小说创作中的传统积淀

在中国现代作家中 ,巴金是接受西方思想影响最多的作家之一 ,他把封建专制、封建礼教作为终身反思与批判的敌人 ,然而在他的思想观念与情感态度中 ,却又始终保持着对传统伦理道德的一定程度上的认同 ,这两方面既矛盾而又统一地存在于他的思想与创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