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女冠的创作及其对唐代文学的影响

女冠是唐代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她们的生活、思想与传统闺阁女性大不相同,她们的地位较之世俗女性有所改善,可以以独立人的身份(如作为道师、道观主持人)接人待物,应酬世事,其生活的自由度较之传统女性高。女冠特殊的生活使她们广泛自由地与文人名士交往,一起宴饮、集会、郊游、酬唱,唐代文人的文才风流、浪漫情趣大大触发了她们的创作热情。作为创作主体,女冠们不仅写出了别具特色的赠答诗,而且也写出了不同于传统特色的爱情诗。同时,特殊的地位、频繁的社交,形成了女冠见多识广的人生阅历、与众不同的心理框架和洒脱旷达的思维方式,这使女冠们对世态人情、爱情婚姻、社会人生的体验和感悟较之世俗女性更深刻,表现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女性意识,为唐代文学添写了绚丽的一笔。作为创作客体,女冠的身份行为也影响了男性文人的小说创作,使他们改变了以往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传统,为唐代文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女冠的创作在唐代文学中应占有一席之地。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社会适应差异性研究

在社会流动背景下,因婚姻的缔结而产生女性人口迁移现象越来越普遍,但婚姻迁移女性并非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她们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根据迁移目的和迁移过程,大致可以将其分为传统型、回迁型和双迁型三种类型,三种类型的婚姻迁移女性在一般特征和社会适应方面都存在着一些差异.     

性别角色与父权制专制下的女性悲剧

通过对王熙凤和斯佳丽这两位具有女性意识的女性人物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她们都是婚姻上的失败者,原因是她们都对父权制所建构的性别角色观念进行了反抗,并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揭示了导致她们婚姻失败的根源,即父权制社会构建的社会性别结构与普遍存在的男性权力中心的结合。     

樋口一叶小说《自焚》中的母女命运解读

《自焚》是樋口一叶生前最后完成的作品,该作品通过描写母女两代人不幸的婚姻,来说明在封建道德伦理及资本主义金钱关系下,女性仅仅是婚姻买卖中的商品,她们的不幸命运及生存困境具有普遍性和延续性。     

不同世界的同样渴求——试论池莉笔下婚姻悲剧里的妻子形象

池莉作为一名当代女作家,以独特的女性视角在她的作品里塑造了许多婚姻悲剧里的妻子形象,如段莉娜、戚润物、曾芒芒,等等。这些妻子尽管知识水平和经历各不相同,但是她们都渴望拥有作为妻子的幸福,因而面对丈夫的婚外情,都采取了不同的方式进行反抗。然而,面对传统婚姻中女性主体意识丧失的困境,她们却是一群顽强抗争的弱者,而要改变这种地位,更加需要的是女性自身的冷静反省。     

“五四”女作家对两性关系的审视

"五四"女作家以其独特的女性情怀表现了启蒙时期女性走出父权阴影、追求自由恋爱的自觉意识,并将它提升到实现人的价值的高度.她们写出了走出父亲家门的女性面对异性时的恐慌和焦虑,以及走进丈夫家门后对家庭的失望.这些作家揭开传统婚姻、家庭的面纱,重新审视男女两性之间的关系,探索女性走出生存困境的道路.不过,她们在两性关系的思考中多流于简单化和幼稚化.     

浅谈林黛玉与苔丝的爱情悲剧因素——两位东西方女性情感的悲歌

林黛玉与苔丝是中外文学史上独具特色的人物形象,比较她们的异同,有利于我们加深对这两个形象的理解,有利于我们解密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也有利于我们探寻东西方女性追求自由爱情婚姻的坎坷历程。本文拟从她们爱情悲剧的因素和社会意义来探讨生活在传统意识下女性的崛起与悲歌。     

王熙凤与吴太太的女性形象比较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与《群芳亭》中的吴太太是封建社会两个不同时期的女性形象，她们都是在宗法男权社会中艰难生存的女性，她们在家务管理、与家眷的关系以及追求婚姻平等方面存在着异同。将两者作一番比较，能加深对封建社会不同时期女性追求自由、平等地位的理解。     

清代苗族女性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举隅——以清水江地区为例

众所周知,传统史学忽视女性历史的书写,而苗族女性史料则更少见于正史。运用民间遗存的各种文献,虽不免会遇到碎片化的窘境,然若从全国大量发现的民间历史文献中仔细捡练,亦能一窥下层妇女之生活实况。清代苗族女性生活实况的考察,囿于史料,极难展开。近年来,贵州清水江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民间历史文献,从这些契约文书、碑刻和族谱等民间生活史料,既可了解清代苗族女性通过"租山栽杉"在经济上的独立地位,又可了解她们"上碑入谱"的社会权利,还可以了解到她们的婚姻缔结之变化及自由,是研究清代苗族女性的宝贵史料。     

从美国第一代妇女文学看女性在婚姻中的困难

长期以来,妇女一直在情感、意志、个性、才能上遭受到压迫,家庭作为社会的细胞正可作为研究女性现实处境的理想场所.美国第一代妇女文学的许多作品正是以此为突破口,一改十九世纪初把婚姻作为小说幸福结局的传统模式,探讨了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她们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     

中国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策略分析

采用2010年"百村个人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村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女性的态度;研究发现:未婚男性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因其在上次婚姻中生育状况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接受有婚史的女性,正成为经济状况差、在初婚市场上处于劣势的男性的婚姻应对策略;但这并不意味着整个男性群体对婚娶有婚史的女性态度的改变。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及影响因素研究——中国9省调查的发现

农村婚姻迁移女性婚后面临全新的生活环境,其社会融合状况直接关系到个体发展及农村婚姻家庭的稳定。利用2014年中国9省“婚姻迁移与农村女性发展”的专项调查数据,对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心理融合的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现状并未体现出明显的弱势性;个人层面和社区层面的因素对社会融合均有显著影响。远距离通婚、方言掌握较差和受歧视女性的社会融合较差;个体特征如教育程度较高、从事农业、无打工经历、收入较低的女性以及婚龄时间较长的女性行为融合或是心理融合程度较高;社区层面仅人均收入较高村子的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此外,农村婚姻迁移女性的行为融合会对心理融合产生正向影响。     

粤西哭嫁歌及其音乐文化分析

运用结构主义的核心理论二元对立结构模式,分析粤西的哭嫁习俗及其哭嫁歌,能清晰地看清其面貌。粤西的哭嫁习俗由来已久,是“族外抢婚”俗的“遗留物”。哭嫁歌分为主体结构和生态结构两个部分。其主体结构由词——曲构成。哭唱的内容有“哭唱父”、“哭唱母”、“哭唱兄嫂”、“哭唱姐妹”、“哭唱弟弟”、“哭唱叔伯”、“哭唱舅父”、“哭骂媒人”等。哭嫁歌多为羽调式,旋律多下行,节拍自由,有些哭嫁歌每句都带有一个“叹息”式的尾腔,具有生活音调的特点。其生态结构由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构成。在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的地位甚微,她们的力量弱小,只能通过唱哭嫁歌来与社会抗争,争取自己在家族和社会中的地位。     

汉代宫女的出路

汉代宫女的出路大致有出宫女、赐宫女婚配、随王就国、置园陵中等情况。其出路之多是后世宫女无法比拟的。这一方面说明了汉代社会婚姻伦理观念以及妇女贞节观念的淡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汉代女性整体生活在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里。     

亚洲视野下中国性别不平等态势、后果与治理——“性别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综述

"性别与社会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期间,来自海内外的专家、学者以及实际工作者就性别不平等态势、社会后果与挑战、公共政策与治理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与交流。会议认为:在亚洲部分国家,性别不平等现象普遍存在,女性在生存和发展方面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权利;男孩偏好、医疗技术的发展以及缺乏性别视角的公共政策均会加剧性别失衡,加重婚姻挤压程度,增加被迫失婚男性的数量,进而挑战现有的婚姻家庭形式,对社会稳定形成隐患;性别平等中"性"的多元化讨论正在成为新的关注点,从性别视角关注性与公共健康成为一种趋势。会议促进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的合作,拓展了性别研究的领域与手段,为进一步开展性别失衡治理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 ——从唐代户婚制度看唐传奇的婚恋现象

从唐律特别是户婚律这一角度审视唐传奇中的婚恋小说,其主要内容存在着突破与遵循的双重性.唐律确定了良贱等级制度,保护了家长特别是男方家长对婚姻的控制权,从而使女性处于受压迫的不平等地位,因之女性对婚恋的追求表现得比男性更为勇敢果毅.唐传奇小说及其人物对礼法突破与遵循的双重性,使得人物在理想与现实的两难抉择中刻画得更为生动活泼,从而更深层次地反映了唐代丰富而广阔的社会现实.     

新“国五条”对现代婚姻家庭价值观的挑战——以现行《婚姻法》为对象

新“国五条”出台后,许多人选择功利性离婚逃避政策带来的不利影响,目的是实现家庭现有利益的最大化,为家庭保留更好的物质条件。这些用房子与婚姻交换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金钱至上”观念的影响下,完全抛弃了中国传统的婚姻家庭观,给社会带来了恶劣的影响。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是,我国现行婚姻法中大量的条款都是关于明确夫妻财产的规定;同时,婚姻法并没有对家庭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更没有规定家庭的独立财产制,最终导致夫妻没有共同努力的方向,家庭中的个人利益突显。因此,必须修改和完善现行《婚姻法》,重新定位家庭的法律地位,并赋予家庭财产权利,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功利性离婚问题。     

设立非婚同居法律制度之法理学探讨

非婚同居这种新型两性结合方式在我国的普遍蔓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我国目前尚未建立与此相关法律制度,由此产生了许多社会纠纷及法律纠纷,本文从法律的角度对非婚同居的法制性进行必要性研究,希望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人学视域中的韦伯思想解读

以人学为视角解读韦伯的思想,主要包含韦伯对人性的理解;韦伯对理性化状态下人的生存困境的洞察;韦伯对人类摆脱生存困境的途径探求。韦伯对人性的理解主要体现在人的社会性、人作为理性存在和非理性存在的统一性以及人对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追求的双重性三个方面。在此基础上,韦伯洞察到人类面临着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冲突以及社会秩序不断挤压人的自由生存空间的生存困境。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韦伯提出了责任伦理与心志伦理的拯救之途。     

Demographic and Sociological Indicators of Privatisation of Marriage in the 19th Century in Flanders

Relying on the assumption that privatisation of family life intensified in the19th century and that women were the pioneers in this process, we formulate nine hypotheses concerning indicators on family and marriage. The hypotheses are tested using data for three municipalities in Flanders (roughly the northern part of Belgium) covering the period 1800–1913, taken from about 17,000marriage certificates. Special emphasis is on gender and social status distinctions. Most of the hypotheses, particularly those relating to first marriage, are confirmed. The various developments point to an underlying process which we refer to here as the privatisation of marriage, which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changed social position and gender identity of women. The hypothesis put forward is that19th-centur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marginalisation encouraged women to develop their dyadic power in primary relationships. Marrying young and creating an identity around expressive family and motherhood tasks was, for many women, a reaction to and a remedy for their public exclusion and economic subordination. This revised version was published online in July 2006 with corrections to the Cover Da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