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兼爱"思想的法权利观阐释

墨家的"兼爱"思想,既追求社会的正义,也关注个体的权益."兼以易别",以"非儒"的方式表达了一种平等思想,衍生出所有权保护意识及权利秩序观念.首先,墨子将天下乱阶之原因归结为"不相爱",深刻地揭示了侵权与犯罪的根源,并强调客观结果与主观动机的统一.其次,墨家所讲的"兼相爱,交相利",迥异于"耻言利"的儒家思想,强调"爱利一体",提倡"交利"的平等权意识,包含了尊重人的财产权和生存权之意,又反映了小生产者要求发展生产以增加社会物质财富的愿望.最后,作为"兼爱"的消极言说方式,"非攻"以从个人基本权利到国家主权的论证方式,反对侵犯个人权利和国家主权,并揭示两者的同质性,进而勾勒出"自然法"统摄下的从个人权利到国家主权的权利秩序理论.     

试论中日两国对"家庭观念"的认知差异

"家"是社会的缩影,是育人的摇篮.根据"家"的不同,产生的思想和观念也不同.中国的"家"和日本的"家"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无论是作为房屋建筑的"家"还是作为"家庭"的"家",其构造及家庭观念也有共同点和不同点.正确认识和理解中日文化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并相互承认不同点,才是今后两国人民相互交流最需要的姿态.     

论"天人合一"与中国文化的道德特征和艺术特征

"天人合一"是由人的内心体验而来的最高人生境界,也是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点.儒道两家都讲"天人合一",儒家认为天人合"德",把"天人合一"视为一种道德境界,而道家的"天人合一"本质上是天人合"艺",是一种艺术境界.儒道两家的"天人合一"观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使中国文化呈现出鲜明的道德特征和艺术特征.     

论"和"的辩证法与传统价值

"和",即和谐之意.中国哲学认为,和谐是事物固有的状态,从辩证法的视角审视,传统之"和",表现为"杂多之和"与"对立面之和".传统之"和",是农业型的自然经济和家国同构的宗法型的社会的产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刻而多方面的.因此,对于"和"的传统价值也要辨证地看,既要看到其正价值,又要看到其负价值.     

康有为《大同书》中的"去家界"

康有为所著<大同书>中,最关键处在于其"去家界"的主张.他逐一列举了"有家之苦"与"去家之益",将"家"视为进入"太平世"的重大障碍.康有为深受西学"天赋人权"观念影响,认同人的自然欲望及自由、平等,极力主张免除掉礼法传统强加在人身上的道德枷锁,并提出了一系列详尽的、充满了人性关怀和空想性质的社会主张.     

简论墨子"尚贤、尚同"思想的实质

墨子要实现兼爱交利的社会理想,采取的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是"尚贤"和"尚同",而"尚同"是从社会制度上实现其"尚贤"思想.尚同的思想首先关涉社会、国家的起源问题,除了天子尚无法确定是由何种方式产生,其他各级官吏实际上都是由上而下任命产生的.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或中央集权制,是建立在家族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而墨子的尚同原则,是同他的兼爱交利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与家族等级制正相反.它也可以被看作是集权或专制,但与中国现实社会的专制和集权还不一样,因为其根基不同.     

论维新思想家的己他两利思想及"多源同流"的特点

为了给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运用文献分析等方法对维新思想家的己他两利思想进行研究.维新思想家认为利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利他是追求个人利益的前提;个体与群体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培养合群之德是救亡图存的关键.维新思想家的己他两利思想具有"多源同流"的特点.     

从"公室告"与"家罪"看秦律的立法精神

在秦律中,当父家长的侵害对象是家庭中的卑幼时,这种行为属于"家罪"或"非公室告",禁止卑幼控告,但不禁止家庭成员以外的人控告;当父家长的侵害对象超出家庭卑幼的范围时,这种行为就属于"公室告",家庭卑幼也有义务和责任举报,甚至可以将其捉拿归案以免自己受到株连."公室告"与"家罪"的有关规定,源自法家之君权高于父权、官方利益高于家族利益的政治理念,明显带有限制父权的意图,是法家伦理观念和法律思想的体现,并不符合先秦儒家的家国观与忠孝观.     

论《孙子兵法》的“利本“思想

学界多探讨孙子的军事哲学思想,较少关注孙子的军事伦理思想;少数研究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著作,对孙子关于"利"的思想又语焉不详.孙子不但重视"利",而且以"利"为"本"."利本"思想是贯穿孙子军事伦理思想的一条主线,具体表现为战略上以"全"求"利",战术上以"权"求"利",管理上以"法"求"利"."利本"思想的实质是军事功利主义.其发端于"举贤而尚功"的齐国文化,是对"胜敌而益强"的军事斗争实践的深刻总结.孙子"利本"思想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与影响,它弥补了宋明以来义利之辨的理论缺失,对社会发展起了良好的作用.     

遴选"千里马"莫忘"老黄牛"

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许多很好的同志,不为名,不为利,任劳任怨,忠心耿耿地为党工作,党要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从不向党伸手要官要权,其中有一些是很有见识、很有才能的栋梁之材,可惜他们"大智若愚",并未引起选才者的重视。究其源,有一个偏见在作怪:选才是要选"千里马",不是选"     

叙事学语境中的“自我”与“他者”——浅析福音书的“作者”与“读者”

"作者"与"读者"是叙事交流语境中的重要环节.本文尝试从隐含作者与隐含读者、叙述者与叙述接受者的角度,分析福音书的文本,以此强调其中的意识形态内涵:认信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向世人传报救赎的好消息,使世人更加笃定对上帝的信仰.这种神学观念的彰显既是福音书的著书目的,又凸显出了其自身独特的综合意识形态特征的审美价值.     

《金瓶梅》中的"大官(儿)"

“大官 (儿 )”是明代《金瓶梅》以及其他一些小说、戏曲中出现频繁的一个称谓词。然而现今许多辞书对这个词或是失收 ,或是解释不够准确。该文通过考证古代多部文献 ,进一步解释了它的意义 ,并指出这个称谓词在历史演变中曾出现过的一种“泛化”现象。     

"落红"与"幽月"--浅议宋词中的言"愁"意象

"愁"作为人们一种普遍的情绪体验,在宋词中经常得以表现。在具体创作中,词人往往借助某些具有特定文化内涵和情感指向的意象进行传达。本文着重指出"落红"与"幽月"二意象来阐释词人的言"愁"情怀。     

儒家文化中"和""同"思想及其发展

“和”与“同”的思想随着先秦天下纷争的局面而出现,有着深厚的文化历史背景,它首先是人们自然观在社会、政治、人生诸方面的伦理展开。“和”“同”思想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得到不断的发展和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成为当代中国的重大战略任务。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于30年代"民族主义文学"研究的几个"点"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的研究缺乏足够的重视,不过近年来却有较大的突破,但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值得重视."民族主义文学"与30年代的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海派及新感觉派等都存在着比较"纠缠"的关系.而这些都为我们较为全面地解读30年代文学发展的基本格局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和独特的视角.     

从《庄子》内篇中“息”“止”等词的用法看《逍遥游》“六月息”的含义

《庄子·逍遥游》中“去以六月息”的“息” ,前哲时贤或释为“休息” ,或释为“气息 ,指风”。从对《庄子》内篇中“息”及与之相关的词的用法统计中可以看出 ,《庄子》内篇中 ,凡“停留 ,止息”都说“止” ,不说“息” ,“息”最主要的用法是作名词或动词 ,意为“气息 ,呼吸”。所以 ,这个“息”应采取第二种解释 ,“去以六月息”意为“(大鹏 )离开北海要凭借六月的大风”。     

试析“红五月斗争”中产生“左”倾的原因

党领导的东满地区"红五月斗争",使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向农村。在东满地区的"红五月斗争"中产生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但它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     

"策问"中的"历史"--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一个侧面

“历史记忆”之延续构成晚清思想演进重要的象征,并明显受两个因素的主导,一是由“反满”所催生的恢复汉族的记忆;一是西方因素开启的关乎中国历史的记忆。“策问”作为参与国家考试时的答卷,无论是设“问”者还是应“策”者,大致都恪守于官方意识形态,分析“策问”中的“历史”,可以了解这些历史文本是如何想象“中史”与“西史”、接榫“历史”与“现实”的。由此,“历史记忆”在晚清中国如何延续,也通过具体的文本“呈现”出来。同时,由于“中史”与“西史”并非单纯时间意义上的“过去”,中西历史“会通”所催生的“历史记忆”的延续,也并不单纯,实际与立足于“反满”立场对历史的重塑,适成对照。由此,晚清中国“历史记忆”延续的多向度,也随之得以“呈现”。     

中庸之"中"探微

中庸之“中”字的涵义是全面的,也是自成系统的,与其相关的“执中”、“中和”、“时中”等概念均由“中”字衍生而来。在“中”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儒家所言“中庸”是“至德”,而古希腊中庸思想的集大成者亚里士多德则认为中庸是区别于自然界的人事界之“中”,是最高的善。中庸以适度为原则,但它不容易达到。人的行为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才能达到中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