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禅与宋诗的以俗为雅

文字禅在宋代的发展与宋诗以俗为雅风格的形成是一个相互为用的过程：宋代文人士大夫在接受禅宗的同时也接受了其偈颂语录世俗化的语言外壳，而文字禅在宋代的兴起与衰落和“文学”的誉扬也是分不开的。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大慧宗杲禅师颂古创作研究

颂古是宋代“以诗明禅”的一种重要形式,也是中国禅宗创造的偈颂新体裁,体现了宋代禅宗“以文字为禅”的特色.临济宗杨岐派著名僧人圆悟克勤编撰的《碧岩录》一书是宋代禅宗“颂古”的集大成之作.其弟子大慧宗杲虽然焚烧了《碧岩录》版,但是自己也创作了110首颂古作品.慧宗杲并非对颂古这种形式不满,而是不满于学者的“不明根本,专尚语言,以图口捷”.大慧宗杲的“颂古”之作,是宋代禅宗由“文字禅”转向“看话禅”的体现,一定程度上说,是在扭转北宋中期以来禅宗向文字禅发展的方向,恢复禅门“言语道断”的传统.     

宋诗以俗为雅简论

宋代诗人主张以俗为雅。主要表现是题材上以俗事俗物入诗,语言上运用俗语方言。以俗为雅的常用手段有二：一为雅俗相伴,化雅为俗;一为运用典故提升、转化俗。宋诗以俗为雅,既与诗人多具创新理念有关,也有禅宗等方面的影响。以俗为雅扩大了诗歌题材,使诗歌更贴近人生。     

论宋代僧诗中的偈颂赞

宋代僧诗是宋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偈颂赞类作品在宋僧诗中占有主要地位,此类作品源于佛经,但又不能等同于佛经中的偈、颂、赞,其主要内容是以文学手段宣扬佛教教义,其中的临终偈颂尤具特色和代表性。语言极为俚俗,形式灵活多变,是偈颂赞类宋僧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惠洪文字禅的理论与实践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北宋著名诗僧惠洪的文字禅观念是针对当时禅门流行的"无事禅"和"无言禅"而提出来的。他借助包括佛学以外的儒道思想资源和经典言论对"不立文字,教外别传"、"平常无事"的禅宗宗旨进行修正,为文字禅的有效性作出辩护。在文字禅理论的支持下,惠洪留下的卷帙浩繁的著述,包括佛教的经论注疏、僧史僧传、语录偈颂、禅宗纲要以及世俗的诗文辞赋、笔记杂录、诗话诗格、经书注解。惠洪能成为宋代文字禅的代表人物,与其童年教育、禅门师承、社会交往、坎坷遭遇有关,独特的人生经历使他具备了融通儒与释、禅与教、诗与禅的眼光。惠洪的著述和文字禅观念对后世禅林影响深远,甚至在日本五山禅林文学里受到欢迎。     

论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形式及文化内蕴

禅宗“不立文字”、“见性成佛”的教义，诗意地解决了自我超越与自我完善的宗教课题。它以一种极富魅力的文化智慧，契入到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之中，消除了佛圣与世俗生活的界限，用直观、生动的形式宣喻其独特的宗教教义，因而　其偈颂、禅诗、语录等，都极富诗的形象特征。禅宗内在精神的诗意化，是儒道文化精神　的宗教体现，是以中国文化心理为底蕴的。     

禅宗与日本五山文学

禅宗从中国传入日本以后,在武士阶级和幕府政权的保护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以五山禅僧为主体的汉诗人通过禅宗接受中国优秀文化,掀起汉文学风潮,产生了主导当时日本文坛的"五山文学"。五山文学完成了从"偈"到"诗"的演进,推动了早期汉诗的嬗变,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主流文学的特点,成为日本汉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所以禅宗的世俗化,普及的不仅是宗教的禅、哲学的禅,而且是文化的禅、文学的禅。     

释禅籍称谓“杜拗子”“勤巴子”“梢郎子”

带“子”称谓是禅宗文献的一大特色.禅籍中“杜拗子”用来称呼言语不通、说话难懂之禅僧,引申指妄自尊大、不明事理者.“勤巴子”是指圆悟克勤禅师.“克勤”是四川人,这是禅籍称谓中“人名＋地名＋子”的格式.唐宋时期“郎”有贱称用法,“梢郎子”是指艄公、船家.不是指痴呆不明事理者.     

湘山宗慧禅师及其《牧牛歌》

全州湘山宗慧禅师是牛头宗径山法钦禅师的法子.无论在古代民间信仰还是禅宗发展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在民间,由于他颇多神变,生前已被佛教信众尊为无量寿佛,圆寂后则形成了地跨数省、时越千年的无量寿佛信仰;在禅宗史上,他的<牧牛歌>开创了以牧牛偈颂讲宣禅法的历史,不但开出了新的说禅方式,而且丰富了禅文学的内容.但是,由于禅宗灯录失载,人们几乎遗忘了他,近来不多的研究也不尽人意.文章运用新材料,初步推定出禅师的生卒与世寿,考定出今本<湘山百问>非其著作,并对其<牧牛歌>的思想及其在禅宗史上的地位作出了初步论评.     

话本小说与禅宗预言偈——从《水浒传》中的预言偈说起

宋元时代的话本小说中存有数量不少的禅宗预言偈,它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产物,也是贯穿小说叙事的神秘纽带.这种预言偈在<五灯会元>等禅宗语录及<宋高僧传>等僧人传记中均有纪录.禅宗在宋元时代的盛行,使得预言偈以种种途径影响并进入到宋元时期的说话艺术之中,"说参请"是二者之间的媒介之一,而禅宗预言偈与古代小说的结缘,肇端于唐宋文言小说,唐代的敦煌变文以及南宋文言小说集<夷坚志>等书中皆有轨迹可寻.     

?济北诗话?对宋学之受容新论

国内学界一致认为虎关师炼?济北诗话?受宋代理学影响较深,其以“适理”、“雅正”论诗就是典型例证。但作为一个佛学修养高深的禅僧,虎关从深层上更倾向于以禅学论诗;其论诗须“自得”“醇全之趣”实质就是禅宗发明本心之回响。虎关“适理”论中含蕴理学与禅学两种思想影子,更接近于融汇禅学、心学于一体的严羽诗学。     

论唐代白话诗歌语料的利用

充满禅意的唐代白话诗融诗歌、佛门倡言于一体,形成了既迥异于汉语梵歌,又不同于翻译文献的体式。因其特殊的传承方式,承前启后的唐代白话诗有很多诗作年代、作者难以确切。在梳理史籍文献的基础上,从语言组织方式、文字、词汇等方面对唐代白话诗歌语料进行综合考察,可以最大可能地为汉语史及其他学科提供可资直接引用的唐代白话诗歌语料。     

宋代文人以禅自释的心性论略——以悟道诗词为例

参禅悟道本是禅家之事,但在宋代,文人喜禅成了风尚。本文意在通过对宋代文人的悟道诗词的解读来论述他们以禅自释的心性特点,揭示一代文人学士为解脱人生忧苦而表现出的放达情怀和生命境界的提升。     

《诗式》与禅宗

南宗禅对心性理论的重视,为诗歌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充分的哲学基础。两栖于丛林和诗坛的皎然由此入手,从禅心与诗心的类比出发,用禅境喻诗境,用禅法喻诗法。皎然开启的“以禅喻诗”的诗歌审美道路下启司空图、严羽,形成了中国诗歌美学中极具特色的另一路。     

“误置”的两宋诗人——《全宋诗》重列作者考辨

《全宋诗》著录作者九千余人,然因书成众手,于作者列目有“误置”的情况。通过以《全宋诗》本证《全宋诗》,辅以相关文献的比勘,可总结出其中有误引原始文献、一人误分为二人、本无此人而误列、诗作归属可考而标为无名氏等类型。从引证文献角度,可分5类23则加以讨论。     

新诗创世何劳胡适尝试

古人早有白话诗,唐宋词及元曲已不乏白话诗,明清歌谣已多白话诗、自由诗,学堂乐歌的歌词有的已是新诗,19世纪下半叶以来译诗已有白话诗,南社诗人已有白话诗、自由诗。胡适的历史功绩仅仅在于打出了"白话诗"的旗帜,他拿不出白话诗的典范之作。五四时期如果不是由胡适来作"鞋样上总还是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的《尝试集》,而是直接从中国历代白话诗歌的创作及翻译中,精选一部《中国白话诗集》,集中展示一批成熟的、不乏经典意味的白话诗佳作,那对于现代新诗的启迪和示范作用一定会好得多,对于迅速奠定新诗的地位,昭示新诗的方向,一定会有效得多,中国新诗也会因此少走许多弯路。     

“月”之诗韵禅境——论月意象的禅宗美学精神

“月”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经典意象.禅宗兴起之后,禅学与诗学相互渗透而走向一体化,诗歌由于禅宗而多了一些哲理的情趣和禅悟的启迪,禅宗由于诗歌也多了一些情感的韵味和审美的情怀.月意象在诗禅文化的融合过程中,营造出了一种新的禅境与诗境.禅宗可以借月喻指禅宗的佛性、佛身和圆通之境,月意象在禅诗中可以借助佛理玄机的诗意表达增强诗的审美意蕴,禅宗思想的美学精神深化了咏月诗的情感内涵.月意象在诗境与禅境的相互交融中达到了物我同一的审美观照,为中国古典文化增添了新的神韵.     

论韩驹诗学观

韩驹系两宋之交江西诗派重要成员,其诗学理论颇为富赡,主要表现于诗意观、诗味观、诗法观等多方面,诗"正"而贵"远"、"饱参"与"禅悟"、法度与自由等均为其诗学观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