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考据学的学术特点及其学术地位

明代考据学者对明代空疏学风的学术批判,具有求实求真之考据精神;并且他们在求实考据之学术研究中强调博学与博证;以通经明理为目标,大都极重小学的研究与考证;注重学术讨论和学术批评,学术规范建设由不成熟逐渐走向成熟.明代考据学不是明代学术思潮的主流.但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明代考据学在学术史上承前启后,推动了传统考据学的发展.成为传统考据学走向鼎盛的枢纽.     

论于湖词在元明两朝的传播

作为承接东坡词和稼轩词的梯航,张孝祥的于湖词在元明两朝的传播,反映了元明人对南宋初期豪放词代表风格的认识和品鉴。元人词话取于湖名作,所论真切博雅;于湖词入明有名而不著;明词人选家激赏于湖清俊豪迈之作,更偏爱其婉丽轻约之词,选评总体流于俗丽。于湖词词格不俗,亦兼具苏、辛词情韵,但其豪放词在明代选家的审视中并没有体现出与词人词史地位相称的整体艺术高度,明人讹传误收于湖词现象较多。     

略论明清时期的考据学思潮

明中叶学术界兴起的考证之学,迤逦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而蔚为大国。这期间经历两个阶段:(1)从求博到求真。明代考证学以博奥夸耀于世,实事求是之意不足,而哗众取宠之心有余。入清以后,学者鄙弃明人治学的浮嚣之气,考证之学转向求真。(2)从求古到求是。清代乾嘉时期的学术,有吴派和皖派之分,吴派稍早于皖派,其学标榜“求古”,唯汉是从。皖派不以为然,治学主张“实事求是”。清代学术的思想理论性不如宋明之理学,但亦自有其特色。本文重点分析了戴震“以情情”的思想意义,以及“由词通其道”的治学方法,同时对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方法论作了分析与检讨。     

重估明代学术价值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从竟陵派"学殖浅陋"谈起

明代的理学、经学、史学、佛学、地理学、天文历算学等都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应正视明人之学,重估明代学术的价值,确立新的研究思路,使之成为与"汉学"、"宋学"、"清学"并立的一门学问.在建构"明学"研究新体系上,应重新认识阳明心学在明代学术史上的地位,避免使之成为明代学术的代名词;不以清人的学术标准来衡量明代学术,学术史研究不应成为简单的"表章某某,罢黜某某";反思20世纪的明代学术研究史,在继承传统之上,努力突破旧的研究范式;在中国学术史大背景下,重新考察明代学术的发展流变历史,编著能较全面反映一代学术风貌的学术史论著.     

晚明鄂东学术据点形成探源——耿定向与李贽讲学论战的文化史考察

晚明耿定向与李贽的讲学、交游、著书、论辩等学术活动吸引了境内外各家学派大师汇聚鄂东。耿、李二人之论道讲学以至公开论战,掀起鄂东学术热潮。其既是鄂东学术思想活跃之代表,亦是鄂东学术据点逐渐形成之标志。这些活动对推动晚明学术发展以及鄂东地域文化形成均具深远影响。     

对"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吴伯宗"的反思

四库馆臣提出明一代台阁之体滥觞于吴伯宗的真实内涵,主要是指从风格特征上来看,明代的政治文学萌芽于吴伯宗.其着眼点在于吴伯宗首科状元的政治身份,以及该身份所代表的明代新朝文人.但在易代之际的视野下考察明初的科举制度,以及吴伯宗学术与文学来源可知,吴伯宗具新朝文人之名却不具新朝文人之实.四库馆臣夸大吴伯宗文学地位的原因,主要因为其构建明代文学史的方法性缺陷.更为重要的是,对四库馆臣这一判断的反思表明,对明代台阁体的研究应当置于元明易代之际的历史语境中.     

中国历代吴康斋研究综述(1460-2010)

明代学者多从光明人格和学术地位的视角对吴康斋进行评价,如晚明最后大儒刘宗周赞康斋"独得圣贤之心精"、"醇乎醇云",奠定康斋在明代思想史中重要地位;清代学者多从教化层面评价康斋,如《四库总目提要》编者认为康斋开出余干和新会两大学派,雷鋐以"百世师"赞其教化,指出康斋对明代教育风气净化的开先作用;近现代内地学者多从明代心学史的早期启蒙地位评价康斋,如蒙培元认为康斋是明代心学的直接发端者,唐宇元突出康斋对王学产生的催生作用,步近智、张安奇肯定其对明代朱学到心学转变的促进意义;海外学者对吴康斋在明代学术史的学术地位评价颇高,如钟彩钧认为康斋是明代理学的开山人物。综观550来历代学者对吴康斋著作的研究,认为他具有开明代学术风气之先的重要地位,其对心学的体悟和践履开启明代心学之澜。     

从叶县县衙看明代等级生活与权力运作

作为我国现存唯一的明代县衙,叶县县衙是明代县级政权衙门的实物标本。其空间布局、建筑细节体现着明代的等级精神;在各项制度较为成熟的明代,县衙成为基层权力运作的静态凝结,反映了明代县级权力的日常运作过程;其虚受堂和思补斋的设置以及楹联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对"贤人之治"的一致期盼与政治期许。     

松江几社士风渊源探

几社是晚明江南的重要社团,其重要性仅次于复社。与复社强烈的政治性比,几社的立社目的在于文艺与学术。这与明代松江地区的士风传统及董其昌、陈继儒等名士的远离政治的态度有关,并与邻近名人徐光启经世致用的学说有关,当时松江地方官方岳贡也为之提供了相应的宽松环境。     

明崇祯刻本《周雅续》三考

明崇祯刻本《周雅续》是一部地域性的明代诗歌总集,共收录明代82位陕西籍作者的诗赋作品多达2709首,题材广泛,涉及明代陕西地区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动态。书名"周雅"体现了编纂者浓厚的复古情结。集中收录的作品有大量不为其他传世资料所载,文献价值弥足珍贵。由于传世版本甚为稀少,一直鲜为学界关注,个别与之相关著作中亦难免存在一些疏漏之处。     

论高启对李白的接受

高启作为＂明代第一诗人＂,以博学工诗的聪明才智与兼学众家的创作追求,卓立于元明易代之际。其诗一改元末诗坛绮靡缛丽之诗风,展现出超凡脱俗之意趣。高启的个性与李白颇为相似,其诗风亦相类。高启不仅接受了李白的人格,更是通过创作实践来接受李白的诗歌。     

中晚明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探析

江南士人陆树声的学术倾向在中晚明时期具有代表性,其学问旨在修正阳明后学的空疏弊病。陆氏反省中晚明士人远离“明经”之旨的现象,他在认同阳明学说的基础上,对于阳明后学存在的问题有清醒认识。陆树声不积极支持阳明从祀,对王学末流的虚谈之风也提出批评,他强调由深造自得而“致”良知,并警惕阳明后学“跻阳明而为禅”的倾向。陆树声平以济世的学行特色,在他的学术取向、文学表达与言行实践中均有体现,亦是中晚明学者深入反思和救弊阳明学说的缩影。     

论吴中生活对王世贞书法思想的影响

王世贞是有明一代最出色的书论家之一。他在吴中的生活经历对其书法思想的形成有非常大的影响。吴中生活对他产生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吴中地区博雅的文化传统；其二，王氏家族；其三，与吴门书家的交往。     

论明代关学的基本特征

明代以降,关学发展至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呈现出新的阶段性特征。概括来说,明代关学具有三个基本特征:一是继承了张载勇于创造、兼收并蓄的学术传统,以振兴关学为精神指引和责任担当,积极传承张载关学学脉;二是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程朱理学,融合周程张朱于一体,思想上时有新见,开创关中学术新局面;三是晚明关学出现心学化的倾向,但就思想特质而言,此时关中学者仍不失关学原有的精神传统和学术立场。因此,关学在明代的新发展,既不可简单等同于一般意义上"关中理学",更不能否定其在整个关学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     

试论明代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的关系——以《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比较为例

“南倭北虏”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现象,与之相对应,同时期史部地理类著述中亦出现了大量的海防史籍与边塞史籍。郑若曾《筹海图编》是明代海防著述的典范之作。在明嘉靖以后至清鸦片战争之前,影响广泛,不少海防图籍以及日本相关之论著,皆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魏焕《皇明九边考》则为明代边政志书中的集大成之作,是研究明代北部边疆与明蒙关系的一手史料。由《筹海图编》与《皇明九边考》的对比可以发现,两部史籍关注内容虽大相迥异,但在编撰体例、著述目的及思想内涵等方面却有相通之处。明代海防史籍的产生晚于边塞史籍,前者借鉴了后者的成例。     

明代宗室政策初探

明代宗室政策,既不同于汉晋,又不同于唐宋。汉晋宗藩“裂土临民”,俨然独立国家。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贤能者皆策名仕籍,自致功业,而国家亦赖之”,“其后杂进诸科与寒素等,而宦绩相业亦相望不绝书”。有明以汉晋唐宋为鉴,对前代宗室政策的内容有扬有弃,形成独自的特色。明代宗室政策,奠定于洪武初年,包括宗室政治权力、经济待遇和宗禁几方面内容。随着年代的推移,政治格局、经济状况的变化,宗室政     

明代宗藩诗人及其诗歌述论

明代宗藩诗人是明代文坛上一个独特的诗歌创作群体,有明一代,宗室有传诗文集者共160人计221种,现存36人51种,对整个明代文学创作和学术文化发展都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明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在特殊的文学创作生态环境下,宗藩诗人积极参与明代文学复古运动,创作了大量诗歌。其诗作拓宽了诗歌创作领域和题材,多维度、全方位关注个体命运和社会现实,诗风诗貌多样化。一方面追求风华和婉、温柔敦厚、雍容典雅、文辞优美的盛世之音和清新淡雅的隐逸之风;另一方面又积极关注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诗风逐渐回归现实主义,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成就。     

词谱发端与明中叶学术——以周瑛《词学筌蹄》为中心

明代周瑛《词学筌蹄》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备词谱雏形的著作,此书虽体制简略,但与前代思想、学术密切关联,可从深层揭示词谱起源的社会原因.其文献主要源自洪武本《草堂诗余》,又有独特的版本特征,为明中叶《草堂诗余》改编序列中承前启后的一环.其符号借鉴自北宋邵雍《声音唱和图》,周瑛由此制谱,可视作明中叶等韵、律吕等"声音之学"由...     

清代考据学的启蒙

本文从中晚明一批学者对理学的批判、重视小学研究、强调博学博证、提出初步的考据学术规范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述 ,阐明了清代考据学启蒙于中晚明的观点 ,并对清人为何不视晚明考据学为起源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儒学知识化与现代学术

近年来,中文学术界不时出现一种声音,批判现代儒学知识化的趋势。不少人强调:传统儒学是一套关于生命的学问,而不只是一套知识系统;它是一套整体的学问,无法被纳入现代的学科分类之中。他们忧虑:在现代西方的学术体制中,传统儒学会被割裂,因而丧失其主体性与生命力。在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正当性)之争论中,也不时冒出这类的声音。这种忧虑自有其道理,但亦有其盲点。因为传统学术的专业化不仅是中国传统,也是西方传统(如西方神学)所要面对的问题。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它固然有所遮蔽,亦有所开显。将传统儒学纳入现代学术体制而知识化,固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因为这可以开启儒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