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看近代知识论哲学

近代哲学以知识论哲学著称,乍看总是给人一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的僵化之感.其实不然,深挖近代哲学的母体所涌动着的灵魂,从整个西方哲学的发展逻辑来看,在它的内部深深地体现了对人的生命、自由和价值的憧憬.如何揭示近代西方哲学是追求意义的历程,完整的理解西方哲学的内在逻辑——能否思想与有无意义、很好的把握西方哲学是一部不断向人敞开的历史,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析本体论在人类理性“终极关怀”中的价值

本体论表征着人对自身生存根据或矛盾的逻辑自觉和文化反省,是哲学思维特征和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是人之生存内在的本体论诉求和终极关怀的理想性表达。本体论的意义和价值体现在对于人类理性的“终极关怀”。     

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批判的实质

考察现代西方哲学各个学派产生和发展的逻辑起点,一般都是从对以往传统哲学的批判开始的。本文试图从存在主义学派的著名代表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批判,揭示这一批判的实质,并就这一批判本身在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和地位作一评价。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不是他独立地对思想史的思考得出的新结论,而是反映了哲学发展的内在要求。要理解海德格尔对传统哲学批判的实质,必须从整个西方哲学发展的内在趋势和逻辑必然性方面把握这一批判的方向、涵量及其影响。这就要首先理解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实体观的发展。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再议

自从中国哲学这一学科确立以来,学界曾就“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进行过多次讨论。就西方学者而言,其否定中国哲学 的原因在于以西方哲学理论模式为标准,衡量并排斥中国哲学。以傅斯年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则是站在保护中国文化的角度来 提出“中国无哲学”的观点。笔者认为：不论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是“哲学”这一“属”之下的“种”,中西方哲学既有其共性 又有其独特意蕴。面对“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中国哲学的发展应在突破西方哲学理论的视域、发掘中国哲学的独特意蕴的 基础上,注重跨文化比较视域中中西方哲学的会通。     

海德格尔基本本体论的哲学意义

在运思如征途上,海德格尔以揭示“此在”的本身意义为出发点,直接指向:“存在为什么存在”这一令人思虑而又“遗忘”的问题。区别了“存在”与“存在者”自古希腊柏拉图哲学以来,在整个西方哲学中一直就混淆的概念。在对“烦”、“畏”、“死”这些“存在”的状态中,澄明着“此在”追寻的价值和目的,展现着“向死而在”这一思想对人的重要意义。     

中国传统哲学的价值定位与转换建构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也是民族精神和生命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哲学作为人类文明“轴心时代”智慧之思的硕果之一,是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现象学”.这门中国人国学中的“国魂学”,有自己的核心主题、研讨论域、价值取向、明理方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思想传统.近代以来,在西方哲学语境下的中国哲学经历了“学着讲”——“照着讲”——“自己讲”的过程,实现了从古代哲学观转向现代哲学观,从“单数”哲学观转向“复数”哲学观,从一般意义的哲学观转向中国特色哲学观的逻辑转换,其终极目标在于重新“认识自己”,真正建构起中国特色的主体哲学.     

冯友兰中西之辩背景下的中国哲学观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认为,基于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等差异,中国哲学有着与西方哲学不同的本体论、价值论和表达形态,因而常被西方哲人所误读;中国哲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但却并未产生过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形态,要做到这一点,须借鉴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精神和逻辑分析的研究方法,以推进自身向着现代意义上的哲学形态转变。     

从总体性到总体化——西方人本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逻辑探析

“总体性”概念是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文本中的关键词。卢卡奇首次针对第二国际的教条主义和庸俗的经济决定论提出，并以此来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自卢卡奇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从总体性维度来理解和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前提和研究视域，并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本主义转向的先河。二战后，作为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萨特，提出了“总体化”概念。他基于存在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所作的哲学诠释促使人本学的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总体性到总体化概念的演进，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同时，我们可以从这一理论发展的走向上，看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人本化的逻辑宿命。     

现代西方哲学：唯心主义否定之否定的发展

现代西方哲学是唯心主义否定之否定的发展。现代西方哲学放弃了单纯从时间和逻辑上论证精神第一性 ,不再在这两者范围内讨论形而上学问题。人本主义哲学从意义和价值上谈论精神第一性 ,科学主义则是从语言和实在的关系谈论精神第一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是对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的超越 ,但两者仍然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原则区别     

中国科技哲学“巨人”何以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下）——著名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先生对中国科技哲学的卓见及其评判风水陷入偏颇的教训

李约瑟先生以＂广义科学观＂思考中国科技及其思想史,包括揭示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科学内涵,通俗说明＂阴阳学说＂辩证法意蕴,盛赞中国＂关联式思维方式＂超越西方＂分析式思维方式＂的睿智,并一反＂五四＂后对董仲舒、朱熹哲学否定过多的潮流而视之为中国科技哲学史支撑点,力求让世界了解中国人在科技史上的巨大贡献,表现了中国科技哲学＂巨人＂的风采。但李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土木工程卷背离上述思路,依西方和中国＂五四＂后＂海归学者＂关于风水不含科学的旧见,又鉴于对中国文明的深情,仅视风水为中国古代＂美学＂,从中国科技哲学＂巨人＂变成中国建筑哲学及建筑学＂常人＂。其症结是李约瑟先生虽在理论上坚持＂广义科学观＂,但由于受西方文化熏陶,仍往往具有＂西方科学为最高范式＂的＂情结＂,无法真正把作为中国文明成果的风水中包含的科学因素发掘出来。挖掘风水中的科学因素还得靠中国人自己。     

一般和个别视角下的形而上学

什么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在哲学以至整个科学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如何研究形而上学等都是哲学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对形而上学的理解体现了中西哲学精神一个十分重要的区别,但研究形而上学,我们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辨析它们的真实含义,更重要的工作在于将中西哲学精神结合起来,为我们的哲学发展寻找一种新的视角。实际上,研究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既可以实现西方哲学一直在追求的哲学为科学奠基的任务,也可以为中西哲学精神的融合开辟一条通道。中国形而上学的本质在于一般和个别的“道”、“器”之辨;西方哲学的精神在于哲学为科学奠基。由一般和个别的角度出发,提出形而上学研究的新的对象,目的在于引进这种西方科学精神。     

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命题的历史性考察

＂美德即知识＂已经成为千年流传的名言警句,在哲学界被公认为是苏格拉底的重要哲学命题。哲学价值就在于对问题的不断反思与解释。以当前哲学界对此命题的研究为基础,以哲学认识论的观点,在肯定＂美德即知识＂命题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观点的判断下,从社会政治、思想价值、哲学风格三个方面重新对此命题进行真伪辨析,进而对这一命题的哲学内涵进行了论证和阐述,肯定＂美德即知识＂的内在统一性及其积极意义,德性伦理在现代哲学认识论中受到更多关照,追求向善的幸福生活便成为一个永恒的主题。     

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解读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

自由是西方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对自由概念的探讨是政治哲学中的重要问题。以赛亚.伯林在理清西方政治思想史中自由的含义的基础上,将自由区分为＂免于……的＂消极自由和＂去做……的＂积极自由。对两种自由概念的区分是伯林对政治哲学的重要贡献。本文基于伯林的著作文本,对伯林的两种自由概念的内涵、划分以及理论基础进行分析,试图探讨伯林的自由观的内在含义。     

论苏联哲学体系中的“人学空场”

萨特认为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是“非人”的哲学，因为它完全将主体的能动性排除在历史进程之外，苏联哲学体系中存在着一块“人学空场”。要想清楚人是什么，就必须先解决人指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一即对象指谓的方法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苏联哲学界和西方哲学界分歧甚大。实际上，是否存在不是问题，是否同一才是问题。和谐总是和差异相伴的，只有彼此之间的相互尊重才可能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产生的思想体系。     

道与器：中国诗学研究的独特视角——读劳承万《中国诗学道器论》

劳承万教授《中国诗学道器论》以康德哲学和中国心性哲学为理论支点,从道与器的视角研究中国诗学,认为中国没有西方式的诗学概念,只有“诗之为教”与“诗之为经”、塑造人格并从属于政教与治道的实践型诗学,从而构建了自己的诗学体系,为中国诗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西方哲学的人类学转向与马克思的独特开辟

西方近现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发展是由一系列先贤开辟出来的。其中重要的一支是由形而上学转向一般人类学方向,马克思是这一哲学转向的主将。他通过"人类精神的真正视野",开始了哲学的人本论开拓、实践论开拓、唯物史观的开拓,并最终实现了这一转向,使马克思哲学告别了传统的关于"整个世界"的形而上学哲学,转向了针对人类世界的人类学——哲学,也使马克思哲学超越了形而上学,走向人类世界,成为现代哲学。     

从“直觉”到“理性”——梁漱溟哲学方法论的转向考察

梁漱溟先生的哲学肇始于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由所“立”——发掘论证传统儒学的当代价值与所“破”——批判工具理性的绝对化倾向出发,视直觉为本体与发用的统一,并诠解出了直觉作为“德性之知”和“情意之知”的意涵。其阐发富含创见,但囿于早年的理论旨归所限,将直觉置于理智的对立面,强调了直觉的本能冲动意味,导致无法形成圆融的方法论,也难以建构严整的形上学体系。在意识到了局限性所在之后,弃直觉而转向了儒家的理性。然而,粱漱溟对理性概念的清理和阐发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思考的地方,有待我们继续研究。     

论心理学的解释学转向

哲学的解释学转向给心理学研究带来了深刻影响,“理解”与“解释”也成为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的维度。心理学的解释学转向有深刻的理论背景和哲学溯源。在解释学转向下,心理学研究出现了三个转变：从本质论到建构论的转变;从方法中心到问题中心的转变;从价值无涉到价值关涉的转变。解释学转向对于克服主流心理学面临的困境具有积极的意义。     

牟宗三对“仁”的诠释及其康德影响

牟宗三以孔子“仁”的“觉”、“健”特性为逻辑起点，“践仁”以接契“天道”，并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宋明儒的“仁心性体”释“仁”；不仅如此，他还把基督教的“上帝”和康德的“自由意志”比作“仁”，将“仁”视为生天生地的绝对形而上道德本体，并从中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外王来。这为后人研究“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开掘儒家“仁”学传统，将“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作出西学的创造性诠释，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构建现代新儒学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