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有杂剧有无分“折”论——兼与赵晓红博士商榷

赵晓红博士在其专著《朱有燉研究》中认为,朱有燉杂剧体制不分"折",因此明初"折"还没有理解为戏剧单位。其立论基础源于《元刊杂剧三十种》、周藩原刻本。其实,元代钟嗣成《录鬼簿》、朱权《太和正音谱》已经广泛运用"折"来分析元代杂剧作家及其作品;周藩原刻本虽未分折,但并不等于作者没有明确的分折意识,朱有燉对于当时曲坛的状况也不可能一无所知;从明代文人文献记载看,"折"事实上已在明初成为共识,不可能晚出。所谓的朱有燉杂剧不分折的观点不成立,同时,通过对朱有燉杂剧用"折"情形的考察也证明朱有燉杂剧在杂剧体制流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皇室贵族的传统文化情结——朱有燉杂剧的现代解读

本文从明初皇室戏曲家朱有燉杂剧分析入手,揭示以朱有燉为代表的皇室贵族的传统文化形成的根源,阐述皇权政治等高压政策统治下皇室贵族的人生态度,并说明明初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     

朱有燉"偷儿"传奇在水浒故事流变中的意义

朱有燉系明初重要的杂剧作家,其创作的水浒戏在水浒故事流变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水浒传》成书具有重要的参照价值;在水浒故事思想嬗变中具有重要的过渡意义;文人参与的热情高涨,水浒戏文人化色彩渐浓;开辟了水浒故事新的传播途径,使得水浒戏开始走向宫廷.     

“勾栏浪子”与大明皇族的烟花情结——试比较关汉卿与朱有燉的妓女题材杂剧创作

关汉卿和朱有皆有大量的妓女题材杂剧作品,本文试图从创作动机、创作条件、作品主题、创作手法、艺术特色等角度加以比较,以期发现并解析二者的主要区别。     

明初宗教政策与朱有燉文学创作

明初朱元璋制定了以儒治国,释道辅之的国家政策。朱有燉思想调和三教,以儒为主,虽然一方面由于自己政治生存环境及夏云英的影响使然,但另一方面,则与当时的宗教政策有关。朱有燉文学创作带有明显的释道色彩,从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明初的宗教政策无疑对其创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喟世·趋闲·惧祸·颂赞·用世——浅析朱有燉散曲文本中的心态表现

朱有燉是明代前期的一位王爷曲家,也是一位在当时成就最高的散曲大家。细读其散曲文本,我们可深深体悟到其喟世、趋闲、惧祸、颂赞、用世的复杂情怀。分析其曲作中这些心态的具体表现,利于对其本人的深入认识,也利于对其散曲及其他作品的理解和把握。     

《西游补》作者与成书时间研究述评

《西游补》是《西游记》众多续书中的一部,也是续书中最为人关注的一部。《西游补》作者与成书时间的确定,是研究《西游补》小说首先需要讨论的问题。通过对有关《西游补》作者与成书时间研究的各种观点进行归纳整理,知其人,论其世。关于作者生平、成书时间等方面的探究,将更有助于对整部小说主旨立意的深入理解和把握。     

同中蕴异 异中见特——明代散曲家朱有燉、陈铎散曲文本中的心态之比较

朱有燉、陈铎是生活于明代前、中期的两位散曲大家。受文体自身特点和共同深层次文化心理结构的影响,在他们曲作中表现出了用世、感世、避世、媚俗、庸聊等共同的心态。但又因个人的身份地位、生活环境、个体性情等存有差异,在其相同的心态中蕴有不同,表现出了各自独有的惧祸、玩世等心态。     

《西游记》杂剧作者应归吴昌龄

元曲《西游记》杂剧之作者，或以为山西吴昌龄之作。或以为蒙古族杨景贤之作。系统清理了各家记载。依据山西地区新发现碑刻及文献，并对比了吴昌龄与杨景贤所处的社会文化条件，对比了吴昌龄与杨景贤杂剧之优劣体现出的艺术才能。从而认为。《西游记》杂剧作者应归吴昌龄。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说”

《水浒传》成书时间多有争议。文章从书中作者在史地知识方面出现的谬误入手,分别分析以山东为主体的北方水浒故事系统与以杭州为主体的南方水浒故事系统中出现这种谬误的原因,认为北方水浒故事系统出现早于南方水浒故事系统。通过梳理水浒故事系统的流变,认为《水浒传》当迟于元末明初所产生的杂剧《征方腊》;通过朱有燉水浒戏创作情况验证了这一观点的可能性,并进而证明宣德八年说是可靠的。     

边缘活力与“西游故事”的多民族叙述

“西游故事”的演化传播是在中华文学版图内发生的,是在中原动力与边缘活力“内聚外活”的文化力学结构内实现的。边缘地带的多民族叙述一方面容受中原文化,又反馈于中原文化,一方面吸纳异域文化,又经内部多民族交流整合后向中原输送,仿佛“两重滤器”。在古代“一带一路”的历史空间背景下,西北、西南、东南多民族地区表现得格外活跃：以敦煌为中心的西北板块承担了故事早期演化的主动力功能;由川滇缅印通道贯穿的西南板块贮存了故事早期形态的“活化石”;以泉州为中心的东南板块将海外因子与闽地民间信仰结合,推动了人物形象的完善、定型。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带来的新活力,则推动了故事的世情化、戏谑化、游戏化转型。     

从猪八戒的妖魔特性看《西游记》杂剧的“历难”主题

学界对《西游记》杂剧的研究集中于作者和成书年代考证、对小说成书的意义判断、杂剧文本的具体分析,后二者往往涉及剧中的人物分析。因此,文章从占据“一本四折”之多的猪八戒故事入手,通过考述杂剧中猪八戒的创作来源、自我表现和身份类同,确定杂剧中猪八戒形象塑造依然还处于妖魔阶段,以期有助于客观评价杂剧于小说成书史上的意义,并进一步归纳出杂剧的“历难”主题,以就教于方家。     

西游故事的地望解析

西游故事的产生、延衍和播传之地,本当在中原和西城,然章回体《西游记》一出,故事之地望,却一再东移,特别是主要背景花果山东移到了古海州。结合《西游记》一书中所描绘的各种故事情节与云台山诸多景物之比较,对西游故事的部分地望进行了解析,例如,从历史和地物的考订出发,找寻花果山所处的傲来国。     

《西游补》的谦与傲

董斯张写作《西游补》,意在挑战《西游记》,试探自己的艺术才力。这决定了《西游补》的两个特点一是尊重《西游记》的影响,自觉做出艺术让步;二是费尽周折地改变已经由《西游记》确立的悟空形象,浮显自己的才情。     

佛教发展与西游故事之流衍

汉至唐 50 0余年间 ,以西域僧携经东传为主流 ,自玄奘始 ,形成了唐代“西行求法之运动”。《高僧传》对早期中国僧西行求法的叙写影响了《慈恩传》的叙写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西游故事的发展走向。六朝至唐佛教信仰的变迁 ,决定了西游故事中弥勒的信仰和消隐、毗沙门天作为主要护法神的短暂出现以及最终以观音独擅其场。唐五代寺院俗讲等形式使西游故事出现神魔化倾向 ,宋、元、明佛教民俗化给西游故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     

消费语境下的“故事”戏说:《西游·降魔篇》民智思维述论

新科导演周星驰新作《西游·降魔篇》延续其无厘头电影风格,注重消费语境下的艺术包装,通过传奇故事戏说,启用视听等综合电影修辞话语展现文本角色的身体、对白等,生动诠释了生与死的价值:只要践行善行,就不再是妖,放弃杀戮、珍惜当下,人妖转换要义就在于民智思维的大爱选择。     

杂剧《西游记》之“英雄之旅”--以坎贝尔的神话理论为依据

杂剧《西游记》是蒙古族剧作家杨景贤所著,在西天取经故事的发展演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西游故事是再生型神话,用坎贝尔的英雄历险模式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再与吴承恩本小说《西游记》对比,我们可以看出,杂剧《西游记》的英雄人物是唐三藏,而小说《西游记》的英雄人物则是孙悟空。     

论《西游补》时空叙事的“放”与“收”

《西游补》这部小说在时空叙事上颇具特色,具有“放”和“收”的双重特征。延长交错的时间及多维叠加的空间相互交杂,并且以无序的方式构成二者的转换,将“放纵”的时空以一种近乎“意识流”式的手法呈现出来;《西游补》的时空在整体上还呈现出典型的圆环形结构,小说时间和空间的叙事遵循了“圆形”的建构法则,显现出“收”的特征,完成从虚幻到现实的转换;梦境的文学表达程式为《西游补》的时空叙事提供了平台。同时,时空的“放”与“收”也对应了孙悟空作为心猿“心”的“放”与“收”,艺术时空与心灵之思交织,显现出“破情根”“立道根”的中心主旨。     

经典的解构：从《西游记》到《西游补》、《大话西游》

在《西游记》众多续作中 ,董说创作的《西游补》和周星驰主演的电视剧《大话西游》有着解构经典的独特意义。《西游补》和《大话西游》从情节安排、主题表达、语言使用等方面解构着《西游记》 ,《大话西游》的解构体现了当代社会的后现代主义思潮 ;《西游补》的解构则有历史与宗教的双重背景。《西游记》自身存在的解构性以及续作对原作继承和解构的二律背反规律 ,决定了《西游补》、《大话西游》选取《西游记》作为其解构的对象。     

传播学视域中的《西游记》研究

以往的《西游记》研究使用过多种学科理论与方法。本文将传播学理论引入《西游记》研究,把从唐代玄奘取经的本事时代到今天影视戏剧、网络动漫的改编时代以来所有的相关作品视为一个绵延不绝的传播链条,在文化传播的视野中来探讨《西游记》研究的新转向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