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惠施的“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惠施所提出的"泛爱万物"命题具有伦理性质,同时也表达了他从价值层面肯定世界之观点,"天地一体"是其哲学基础,"一体之爱"思想为儒家的差等之爱提供了理论支撑。宋儒和惠施皆持"肯定世界"之立场,并且在立论方式上具有相似性,区别在于惠施是通过哲学的方式来构建"一体",而宋儒则是通过智慧的方式,二者在理论上所具有的这种关联性表明,惠施之学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值得关注。     

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苏格拉底的“临界之思”初探

希腊城邦的“爱智之人”不只一类,有耽于纯粹静观探究自然的“自然学家”,有意欲改变世界移风易俗的“智术之师”,当然还有“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哲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展现的哲人身姿让世人看到,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其实是一种微妙之“二”——作为“爱智能”之结果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与“爱智术”之结果的“虚无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两极,二者恰恰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真正对其构成哲学审断的,乃是因“知-无知”而“爱智慧”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之思”.     

宋代新儒教哲学述论

宋儒哲学以“理”为终极关怀,故称之新儒教哲学。理论建设可上溯李翱的“复性”论,它是宋代新儒教哲学分辨理欲、变化气质学说的先导。张载提出“气”本体论,并分别“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将天理人欲之辨植入新儒教哲学系统。程颢、程颐把具有神学目的论的“天”,变成抽象的哲学本体的“理”,建立起“理”本体论,完成了新儒教哲学本体建设的使命。朱熹继承并深化了二程的“天理”论,把“心统性情”的心、性关系肯定为“心统万物”的心、物关系和心性本体,使新儒教哲学具备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宋儒对理想社会的构思

儒家的政治哲学和历史学说倾向于在解释世界的同时向社会提供改变世界的可行性论证。本文认为，宋儒对理想社会的构思最能体现儒家主流政治哲学的特质，即大幅提扬伦理精神，将政治与历史伦理化，使整个社会结构固定在宗法伦理的框架之中，伦理问题是解决政治问题的关键所在．从本质上说，宋儒所建构的理想社会模式具有浓郁的乌托邦色彩，所阐发的“理想”其实是一种与这种理想所产生的环境不相符的“理想”，其目的是要改变与这种“理想”不相符的现实环境．     

惠施哲学辨析

惠施是先秦名家的著名代表人物。现有哲学书籍多把惠施哲学说成是“合同异”的相对主义诡辩学说。本文拟就惠施的哲学性质做一点辨析,以就教于学术界。(一)惠施的哲学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而不是唯心主义。一、从惠施的哲学命题看,他是从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出发的;他的宇宙观的命题,也具有鲜明     

孔颜乐处与天地境界——从“接着讲”看冯友兰的境界观

“孔颜乐处”是宋儒关于圣人境界的一种学说系统。冯友兰“接着”孔颜乐处开出了“天地境界”。这是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和世界哲学的贡献。     

论先秦智者学派的主要人物——惠施学说

先秦名家之学并非名学。先秦名家是先秦智者学派。他们讲的是哲学（方法论）而不是逻辑学（名学）。其中，惠施是典型。本文从惠施十个命题加以论证，认为惠施“合同异”学说，就是普遍联系的学说，“合”就是联系。分析中，作者见解有一些是独到的地方，比如，“大同异”和“小同异”的论证之类。对不能归结惠施为相对主义，作者也将惠施和庄子对比，作了评论     

在戏剧中“做哲学”：儿童哲学和教育戏剧的整体性耦合与实践进路

教育戏剧作为一种有创意的儿童哲学探索方式，越来越受到学校教育实践的青睐。为超越“儿童”与“哲学”的二元对立， 儿童哲学经历了从强调哲学性的“教哲学”，到复归儿童性的“有哲学”，再到强调实践性的“做哲学”的迭代发展。儿童哲学与 教育戏剧在“做哲学”中实现了价值诉求、理论基础和实践样态的整体性耦合。在教育戏剧中，儿童通过隐喻嵌入的“对话”穿 梭于“虚构世界”与“现实世界”，通过身体嵌入的“游戏”穿梭于“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最终打开儿童“爱智慧”的哲学世界。     

经权思想的逻辑进路——以汉儒、宋儒和明儒为中心的考察

经权思想是儒家哲学的重要内容.自从孔子将经权提升为哲学方法论范畴之后,汉儒、宋儒和明儒分别阐发了“反经合道”说、“权便是经”说和“经是已定之权,权是未定之经”说或“经乃有定之权,权乃无定之经”说.这三种经权观恰好构成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过程.     

解读"天人合一"哲学的四重内涵

“天人合一”哲学的涵义之一是,承认自然界作为人类生命和一切生命之源,这种“内在的善”构成人类所追求的和谐生存世界的价值本原;之二是,自然界的生命意义和内在价值,需要由人来推进和实现;之三是,“万物一体”的生命情怀,尊重天地万物生命存在的多样性;之四是,师法大自然“生而不有”的崇高德性,在走近自然的同时,邀请自然走进人的生活。用生命整体性价值观导引“全球性”生存问题的解决,是“天人合一”哲学最重要的现代价值。     

论李约瑟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从哲学对科学技术发展之影响的视角来比较中西哲学的异同,是李约瑟解决“中国为什么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问题的思路之一。他通过把道家、墨家和名家的哲学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中国科学史的最大悲剧是道家的自然洞见未能与墨家的逻辑相结合的观点;通过把儒家哲学与西方哲学作比较,提出了儒家只注重研究“事”而不注重研究“物”,因而阻碍了科学发展的观点;通过把“中国科学哲学的三大基本理论”（五行说、阴阳说、《易经》思想体系）与西方哲学相比较,提出了《易经》思想体系对于科学发展“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灾难性的障碍”的观点。他既从中国融入世界历史进步潮流之需要的角度,指出了反思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必要性;又从科学发展的新趋势和解决当代全球性问题的思想高度,肯定了中国哲学的有机自然主义和伦理精神所具有的现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惠施“今日适越而昔来”新解

惠施“今日适越而昔来”新解林永光《庄子·天下》篇中所载惠施“历物之意”的十个命题，是研究、评析惠施名辩思想和哲学观点的基本史料。历来注《庄子》者和惠施思想研究者对这些命题均有所诠释。其中见仁见智，不乏精妙之义。一般说来，学者们对其它诸条的理解，歧义不...     

哲学的转向：“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

“爱智慧”奠定了西方哲学形而上学的基本框架 ,它在西方形而上学发展演进的历程中展开了一条“哲学之路”。这是一条伟大的哲学探索之路 ,却又是一条布满陷阱、充满迷途的运思之道。爱智范式的形而上学发展到顶点 ,必然回转到它的超始处或开端处。人们从对智慧的欲求、占有和追寻 (以人与智慧的对立为前提 )回转到重新思考人的生命与智慧的和谐一致就是一个必然的进程。从“爱智慧”到“弃绝智慧”之转折 ,反映了西方思想以此方式向人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转向。     

从“基督之爱”到“理性之爱”--论黑格尔“理性”思想之宗教起源

爱是基督教思想的核心与灵魂,然而在黑格尔看来,基督教在发展的过程中却违背了耶稣之爱的初衷,而走向对立的“实证宗教”。康德“道德神学”的目的就在于批判基督教所造成的上帝、世界、人之间的对立。黑格尔起初赞成康德理性思想的批判,但是随着对“实证性”理解的深入,黑格尔发现康德的“道德神学”也是“实证”的。因此,黑格尔要求重新回归“基督之爱”,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理性之爱”。“理性之爱”即黑格尔理性思想的起源,从基督之爱向理性之爱的过渡,即黑格尔理性思想从宗教向哲学的过渡。     

他异性中的同一——再论谢林晚期哲学的体系结构

谢林晚期区分了“否定哲学”与“肯定哲学”,但仍然要求这两种哲学具有一种一体两面的同一性关系。不管从理性的思辨哲学出发,还是从肯定性的实存哲学出发,我们都无法理解这种同一关系或一体两面关系的构造方式。这种构造方式建立在对近代哲学的诊断上,也建立在对否定性的思辨理性的片面性揭示上。但无论如何,谢林的目的都是重新确立理性,让理性是现实的理性,让现实是有可能性的现实,从而让理性成为一种创造性的理性。这也是谢林作为一个德国古典哲学家为体系建构做出的最后的重要贡献。     

中国古代哲学自有其独特的本体论--读方光华近著《中国古代本体思想史稿》

哲学是智慧之学,其智慧既表现为以理性的方式探究世界的终极根源、终极真实,又表现为以情感的方式把握人生的终极价值、终极意义。这个定义已充分揭示,对任何事物的哲学方式的解释,都不是指向具体抽象———从具体事物抽象出决定该事物存在的特殊本质,而必然指向普遍抽象———从各不相同的事物特殊本质抽象出该本质所以构成内在关联的普遍根据。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于世界本体的探究,正是哲学研究理应关注的问题,因为正如方东美所强调的,“探讨有关实有、存在、价值”乃“究极之本体论”所当然(参见方东美《中国哲学之精神及其发展》第28页)…     

试析哲学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价值与功能

本文通过对“意义的世界”之探讨，揭示哲学“无用乃大用”的价值理念，表明哲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人文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实践中，我们更需要哲学。     

试论信息范式对科学和哲学的根本变革意义

当代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从一般存在论层面揭示了信息所具有的普遍性品格,深刻揭示了信息科学和哲学对当代科学和哲学所具有的根本范式革命的非凡意义和价值.信息范式从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和双重演化的维度上建立了全新的存在论、认识论、演化论、全息论、时空观、价值观、社会发展观、生产实践观,从而向我们展示了全新的世界图景和思维方式,导致了“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的科学变革趋势,实现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转向.     

试析宗教伦理中“爱”的范畴

一切普世性的宗教,都把“爱”作为重要的伦理道德范畴。本文力图通过对儒家、基督教和佛教的爱的范畴的分析,揭示出宗教之爱的深层意义,并联系马丁·布伯的“关系哲学”,试图将宗教之爱与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爱进行贯通,建立一种“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现代之爱。     

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及其思想文化意义

曾国藩被认为是“一宗宋儒”,但他所追求的理想人格内涵除了坚持宋儒的德性修养之外,还进一步拓展了其“周知庶物”的智性与刚直明强的血性方面。应该肯定,曾国藩的人格理念充分表达了他对丰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兼容并蓄,也体现出明清以来价值观念变革的时代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