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世说新语》品藻人物的审美特征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作者为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宋书》说他:“爱好文义,文辞虽不多,然足为宗室之表……招集文学之士,远近必至。”当时著名文士袁淑、陆展、何长瑜、鲍照等人,都聚集在他门下。 因此,鲁迅先生认为:“书或成于众手,未可知也。”梁代则有刘孝标作注,更使这部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伦理学的重要资料,也是我们研究美学的一个尚待发掘的宝库。     

白居易江州诗集原貌考察

元和十年自编诗集十五卷是白居易最早也最为重要的一次编集活动。现存白集前十五卷诗已非江州诗集原貌,其中掺杂了大量元和十年之后的作品,而一些原本属于江州诗集的作品又被白居易删除。在卷次安排上,现存白集前十五卷中一些原本收录江州诗集作品的卷次可能发生过平移。江州集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是白居易在嗣后历次自编文集过程中进行调整的结果。     

张扬个性与为社会、为时代而呐喊--从文士疵瑕与地位谈起

南朝时传统文论常常谈起文士疵瑕,探寻其目的,一是为文士虽有文学成就却地位低下而生遗憾之叹,二是认为所谓文士的疵瑕是由于其从事文学这一特殊的事业而张扬个性所致.在唐代,文士的地位有所提高,传统文论进而鼓吹文学既要张扬个性,又要同社会相结合,为时代而呐喊.     

刘宋诗僧惠休考略

惠休以诗名世，文辞斐然，与鲍照一起引领了大明、泰始文学的俗化风尚，于后世文学、文士影响深远。经考，其于大明二年(458)，因“自非戒行清苦”而被孝武帝“敕令”还俗；平生所结交之文士有鲍照、徐湛之、吴迈远、谢超宗等。     

从“放达”到“纵横”——论王禹偁对白居易诗的超越

白居易贬官江州后对人生采取"放达"态度,回避现实矛盾;诗歌创作以吟咏性情为主,主要表现士大夫的闲适生活。其人其文,成为后人效仿的楷模。"放达"之风,影响所及,从晚唐五代直至宋初。王禹发展了白居易的"谪官"文学、"吏隐"文学,将其傲岸贞刚的人格精神灌注在文学创作中,诗歌富有新的时代内涵,学习白居易而不为其所阈;诗歌创作回归"言志"传统,赋予宋代文学以"纵横"的时代精神,成为北宋诗文革新的先驱。     

六朝时期江州的战略地位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分扬州之豫章、鄱阳、庐陵、临川、南康、建安、晋安,荆州之武昌、桂阳、安成十郡为江州,设置江州刺史。其治所起初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后来或治桑(今江西九江西南),或治半洲城(今九江市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后,改柴桑县为寻阳县,治所在湓口城(今九江市),从此定治于此。可见六朝时期的江州,其中心地区在今江西南昌市与九江市一带,管辖范围包括今江西、福建两省及湖北省之东南、湖南省之东部的广大地区,故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一、江州的形成始于东吴的经营江州的形成,本身就与六朝时期南北对峙,南方政权以长江天堑为防线,以抵御北方军队南下有密切关系。东吴时期,虽然还没有设置江州,但孙吴政权对这一地区的经营,却是由来已久。如: 江州之治所寻阳,本为县名,史称“因水名县,水南注江”,两汉时属庐江郡,东吴时属蕲春郡,其旧县在江北。如《通鉴》魏黄初七年(226年)载     

清初杭州文士的生存境域与文学诉求

清初杭州社会环境复杂,文士们亲历清军南下、整饬秩序、走向大统的整个过程。他们或隐逸逃禅,或乐学重仕,或游幕干谒。杭州文士的生存境域,直接影响了清初的文学活动以及文学思潮的走向;其文学诉求,反映了清初杭州文士独特的心路历程。     

论北魏宗室阶层的文化参与及角色嬗变

实现"文士化"是北魏宗室阶层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巨大转变,是其统治中原先进地区的客观需要。北魏宗室的文士化不仅表现为知识素养、精神面貌和行为旨趣的改观,更主要地体现在宗室积极参加各类文化活动,具备主体性角色意识,并为汉族士人社交圈所接纳。在方法论方面,这种身份角色论较传统的文化类型分析似更贴近"文士"概念的本质。     

北宋王回兄弟文坛交游考述

北宋王回兄弟在当时文坛文名盛大且交游广泛。在其交游圈中,苏颂与刘敞、刘攽兄弟等文学名士是其少年时代之同学。欧阳修知颍州时,其座上名士盛多,曾有＂聚星＂之说,而王氏兄弟即身在此列。仁宗嘉祐间文士鼎盛,王氏兄弟与王安石、曾巩、吕公著、司马光、韩维、刘敞、刘攽、常秩、孙侔、王令等人形成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文学交游团体。王氏兄弟三人均不幸早逝,以至于其文学活动戛然而止。然借助于这些交游者的笔墨,使王氏兄弟的性情特点和文学成就留名于后世。     

变形记

正古罗马诗人奥维德所著的《变形记》洋溢着淳朴和蛮横精神的神话、童话、鬼话集。20世纪西方现代派"表现主义文学"经典之作《变形记》,作家卡夫卡以荒诞不经的人变虫,揭示人的本性,反映现实世界。赵允芳、周稷之母子二人合著的长篇"人物通讯报道"《变形记》,将"小升初"视为孩子从儿童步入少年最为重要     

赤眉兴衰与刘秀帝业创构

赤眉兴衰与刘秀帝业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并与其帝业创构相始终,这其中既有历史的偶然,更有刘秀集团的人为拉动。就政治意识而言,推动和利用"赤眉之乱"与"更始之败",造就出"天下无主"的局面,为刘秀称帝提供了道义基础和政治前提。在具体的战略安排上,刘秀则牢牢把握住了河北与赤眉两大要素,从经营河北,创构帝业开始,就有了明晰的赤眉战略,在三期战略中,步步推进,最终利用赤眉以覆灭更始,造就出了中兴帝业。     

从严复与李鸿章的关系论清浊流之争的教训

严复与李鸿章在外交事务上的分歧,正是清浊流的重要分界点。尽管严复从事的是洋务浊职,但是他的外交理念却倾向于沈葆桢、张之洞、陈宝琛等清流人物。即便如此,在如何建立对外强权政府的途径选择上,他与张之洞等清流也不完全一致。严复认为,只有变法以修明内政,使国民拥有自由的民权,才能造就对外自主的强权政府。从清浊流之争的教训可见严复独树一帜的思想,这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走向不无借鉴作用。     

略论明清儒商经营理念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明清时期,由于儒家文化观的改变以及大量书生从商现象的出现,商人们在经营过程中逐渐开始将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与治生之道相结合,形成了儒商经营理念,同时也形成了中国商人中一个特有的群体:儒商。本文回顾了儒商及其经营理念的形成过程,并对儒商经营理念的主要内容进行了简单的论述。对儒商及其经营理念的了解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利于实现今天中国市场营销本土化。     

学人荟萃 共襄盛举——试述陪都时期重庆的比较文学研究

陪都时期的重庆曾一度成为全国的文化中心,呈现出高校林立、报刊云集、学人荟萃、群贤毕至的局面。尽管抗战时期的中心工作是抗日救亡,但这并未妨碍众多深受中西文化洗礼的文学家、文学理论家们以跨文化的眼光探讨文学与艺术的各种问题。一时间,大量具有比较文学性质的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以及文艺研究的著述,发表于重庆的各大报刊或出版于重庆的各个出版社,使得陪都时期的重庆在比较文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今日重庆的比较文学界留下了一批丰厚的学术资源。     

《刘子》作者新证

《刘子》作者究竟为谁，自唐迄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因其涉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故弄清事实真相不仅对《刘子》的研究十分重要，而且对“龙学”的研究也具有特殊意义。通过爬梳史料，原始以要终，辨析考证，认为《刘子》作者乃梁朝之刘遵。     

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

作为固定的使职差遣,唐翰林学士确定于唐玄宗朝。它经历了文学侍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等几个阶段。玄宗朝翰林学士的中枢政局定位尚欠明确,运行体制亦不完善,所以它的政治作用未能完全发挥,政治地位也不稳定,对其他政治权力有较强的依附性。玄宗朝翰林学士的入选与开天之际重用文学之士有密切关系。由于身处枢密机要之地,兼以文词之士出身,翰林学士成为盛唐文士投献诗文的重要对象。众多优秀文学家因此云集京城,令开天时期京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风格,衍生出丰富的文学现象。翰林学士在客观上促成开天时期京城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的汇聚、整合与形成。翰林学士是开天时期文词之士进阶仕途的重要渠道。     

北魏孝文帝以后北朝的清浊官、流外官和吏

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在制度上严格了清、浊官的区分。北魏的清、浊之别与流内、流外官之别相对应。北魏与北齐、隋朝流外官分等方式基本相似，区别只在于魏分七等，北齐和隋分九等；北周则将流外九等称为九秩，而且分等方式与魏、齐都不同。王朝对于流内、流外官采取不同的对待政策，但是，这种分别有时候不明显，流外官有时享有流内七、八品官的待遇。北朝流外官的构成情况与阶级来源现在只能进行片面的推断。北魏的流内、流外官之分实际就是官与吏之分。     

贾谊哲学中“六”的本源与本体地位及其思想传承

在贾谊哲学思想中,天地万物是道与德以数字"六"为基数衍化的结果,而且,在天地万物生成之后,"六"与道、德便内在于天地万物.因此,数字"六"不仅具有本源地位,而且具有本体地位.贾谊这种思想有其独特的思想传承.     

宋代文人与城市意象的生成演变

宋代是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不少宋代文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城市,是城市生活的参与者、领导者和解读者。通过文学或非文学的手段,他们融入自己生活的城市,影响和改造着城市与城市意象。     

唐刘干夫妻墓志考略

洛阳出土晚唐刘干墓志记载了志主的家世生平、科第宦历及其著述等情况。刘干曾于大中年间修订《切韵》12卷及《通纂》、《通例》共10卷,可为研究唐五代《切韵》系韵书演变、补两唐书《经籍》、《艺文》二志之阙提供原始文献线索。其妻太原王氏墓志为当世仅见刘干之著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