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刘义庆对《语林》之态度

《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则谢安指责《语林》描写不实,从而使之被废弃的故事,于此许多学者认为刘义庆会从中吸取教训。本文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两则关于《语林》的故事出发,认为刘义庆对《语林》是欣赏的,对它的被废弃是同情的。《世说新语》追求内容的真实性并不是因为吸取了《语林》被废的教训,而是魏晋时期对小说的创作要求。     

从《世说新语》看刘义庆的文学思想

本文从《世说新语》的编撰体例 ,文体特征、素材的选择、人才观及鉴赏标准等多方面论述了刘义庆重道轻儒、重审美轻功利、重才情轻德行、重玄远澹淡、明秀清丽轻繁复芜杂的文学主张。     

魏晋蝉赋与文士人格

蝉进入文学视野很早,但其繁荣得益于魏晋时期的赋,以曹植、傅玄、傅咸、陆云为代表的所作之蝉赋,以蝉喻人,深刻表现了魏晋文士的精神风骨和高洁人格,在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     

近年来关于唐宋文士与儒学研究的综述

近年来,关于唐宋文士与儒学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文士与文化,个人与儒学,文士活动与心态,文士、作品与创作,传统儒学。表现出以下特点:第一,开始注重将文学与儒学结合,使彼此都得到深化;第二,选取角度与方式多元化,令人耳目一新;第三,对某些“定论”式问题能予以再思考。问题在于,“述而不作”的情况时常有之,即启用了新材料,变换了新方法,最终却未作理论提升或价值判断,仍旧迂回至旧有的观点。学界有“论据比论点更重要”的说法,但仅凭转换语境与表述方式来充实研究还是不够的,仍需在“深度”方面下功夫。     

西晋洛下文士雅集的文化内涵

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体现着群的行为方式,体现着士人的依附心态,体现着上至天子、下至士人对情感的注重及维系。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晋洛下文士的雅集,践行着《诗经》时代朝廷及乡人雅化的行为方式,反映出他们对河洛传统礼乐文化的认同。     

中晚唐文士隐居江南之风及其影响

安史之乱之后的中晚唐,江南因北方动乱吸引了大量士人避乱隐居.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原因,一方面是唐代江南经济繁荣富庶,社会相对安定,山水优美;另一方面是江南具有悠久深厚的隐逸文化传统.江南隐逸生活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灵感,促进了山水诗的兴盛,同时又使清丽圆熟的诗风在中晚唐流行.     

略论贬谪对唐代文士创作的影响

唐代文士在贬谪时期创作了大量表现贬谪生活与感情的文学作品。作者的贬谪遭遇 ,对其创作的影响极为显著 ,使作品在反映生活的广度与深度方面拓展、深化。贬谪文学在内容、主题方面有着鲜明的特色 :多是抒发被贬的委屈不平、牢骚不满 ,乃至愤慨之情。思念故国亲友、期望召回京城等 ,也是其特色的一个侧面     

由籍贯看东魏文士的地理分布

从籍贯来看,东魏文士中山东士族是主力,其次是汉化少数民族士族,再次是关中士族、地方士族和非士族,最后是南来士族。东魏文士籍贯分布的不平衡是政治形势造成的。东魏是北魏后期文学成果的集中时期,也是对南朝宋齐文学因素的消化时期,同时也为北齐文学达到北朝文学的顶峰做好了充分准备。所以东魏是北朝文学史上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     

论六朝文士的孤独感

汉魏以来，士人在扬弃两汉儒学的过程中，对人与宇宙的关系重新进行了定位，产生了浓重的孤独感。这种孤独感的产生，同汉末以来的战乱频繁、时疫流行和政坛之祸的社会环境感染有关。文士们的孤独心态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它通过人与自然物的对照与咏叹而生发出来，构成当时文学独特的孤凄之美。     

邺下文士的贵游意识与活动及其山水描写经验

邺下文士在"人的觉醒和文学的自觉时代"的社会环境中渴望表现现实的自我,追求今世生活的有效性,因而他们有着浓厚的贵游意识与频繁的游赏活动。诗文唱和以往还,创作了一些题为《公宴》、《杂诗》、《赠答》等而实为山水诗,为晋宋山水诗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     

论苏轼的《春秋》学

苏轼以《春秋》学为儒者本务,终身关心此学。他认为《春秋》一断以礼,当以观其意的办法探讨其旨；《左传》主以史实,不专为经,不专为例,最识《春秋》之用；而《公羊》、《毂梁》以义例解《春秋》有如法家,专求于绳约中,不可取。苏轼认为《春秋》立法虽严,而责人则宽。他还借《春秋》学反对王安石新法。在苏轼的影响下,在其周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春秋》学学派。     

《春秋》《左传》再平议

刘知几<史通·惑经>篇分"十二未谕"、"五虚美",提出四十馀条证据指出<春秋经>是一部"真假不分,是非相乱"、"理乖惩劝"、"厚诬来世"的秽史,表现了一位富有良知的史学家的卓识.但由于刘知几误解了<史记>中司马迁的有关记载,误信了班固在<汉书>中的有关记载,仍然认为<春秋经>为孔子所作,这就值得商榷了.其实.只要深入探讨<史记>、<汉书>中有关记载以及相关史料,便可以看出:<春秋经>决非孔子所作;<左传>亦决非左丘明所作,其作者应是孔子.     

从《春秋》不书条例看春秋时期的社会观念

<春秋>述史条例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它的书和不书.不告、不赴是不书的重要原因.卿以上级别的人才有被记入史册的资格.对实际意义不大的行动、在运作过程中没起重要作用的诸侯、卿,一般不书.涉及鲁国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远较记载他国丰富.     

《吕氏春秋》被动句研究

战国后期,被动句式在古汉语中被广泛应用,《吕氏春秋》是这一阶段重要的语料之一。被动句在《吕氏春秋》当中使用时,传统标志被动句主要以"为"字句、"见"字句、"于"字句为主,它们占据了标志被动句的多数席位,同时也出现了少量的"被"字句、"乎"字句。而《吕氏春秋》被动句真正的主流是意念被动句,这是由主观意识感知的被动句,不存在被动标志词。研究《吕氏春秋》被动句,总结其中的语法特点,能够帮助我们把握先秦汉语被动句式的发展历程。     

《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述论

《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同时关涉到思想主旨和文本结构问题的讨论。《史记》所载《八览》《六论》《十二纪》的次序反映了吕氏门客编定《吕氏春秋》的次序,三个部分功能不同。《八览》重在集览先秦政治与思想资源,并批评秦政得失,《六论》则进一步抽绎理想政治的基本原则,《十二纪》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即为新的秦王朝设计一部治国纲纪,并论述其思想基础。《十二纪》的编制,依托于秦汉之际流行的统于太一的元气宇宙论,其思想有统一性,但这种元气宇宙论,其内容主要是对战国中晚期思想成就的继承与整合。     

《晏子春秋》文体辨正

关于《晏子春秋》的文体性质,古往今来主要有四类观点。《晏子春秋》创作的时代正处于中国古代文体发展的萌芽期,其文体性质不是单一的。立足文本的具体特征考察,《晏子春秋》既有人物传记的记人属性,又有小说文体的虚构因素;既有诸子散文的思想性,又有叙事文学的故事性,是一部体制特殊的古典文学作品。     

崔子方的《春秋》学

崔子方是北宋苏氏蜀学派的重要人物,以《春秋》学显名。他在认可《春秋》最大程度保留“鲁史”成分的基础上,极大强调了经文所含王道大义。为此,他发明了独特的经义表述和经文解读方法,并在解释中表露出独具特色的思想认识。     

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论毛奇龄对《春秋》经文的考订

《左传》《公羊》《谷梁》三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互有异同,毛奇龄所著《春秋简书刊误》以《左传》记载的《春秋》经文为依据,对其中的人名、地名、文字不同之处做出了考正,订正了《公羊》《谷梁》所记载《春秋》经文不少失误之处。毛奇龄使用的考据学方法在《春秋》经传的研究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孔子与《春秋》

人类历史最初皆以口语传诵为主,而以结绳刻契帮助记忆。春秋时代有两种史官,即太史与瞽蒙。他们所传诵的历史原以瞽蒙传述为主,而以太史记录的春秋帮助记诵,因而就称为瞽史。《春秋》书法是春秋时代史官的神圣职责,必须有当时的舆论支持以形成一种社会制裁力量,才能使乱臣贼子惧。今本《春秋》应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笔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