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义利统一与特殊表现

自古以来义利问题是一个对经济、政治、伦理以至整个社会风尚起导向作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义利的内涵是什么？如何正确看待义利之间的关系？义利统一有哪些特殊的表现形式？这些都是新的经济条件下价值观建设中的重大课题。正确认识和解决这一重大课题,它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对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义利的内涵义、利常常被作为价值范畴、伦理范畴。这是因为,义、利确实代表着特定的道德价值论与道德价值导向,从而广泛地渗透在经济、法、…     

论毛泽东、邓小平的义利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毫无疑问是儒家思想,义利关系构成了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邓小平都继承了传统义利观的合理因素,但在超越传统义利观的同时,他们的义利观又各有特色。一、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演变义利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历代哲人所关注的人生焦点。从春秋战国直至近现代,义利之辨纷争不息,源远流长。粗略考察,义利之辨在我国社会历史上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先秦时期,这是义利之辨的奠基时期。对“利”的问题,先秦思想家有三种不同主张:扬朱主张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①;墨子主张廉爱(即为…     

孔子义利观再议

在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中 ,我们认为 ,其义利观的思想内涵尤为精湛。一、孔子义利观的基本内容义利问题 ,或义利之辩 ,在孔子之前就早已有之。作为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道德思想家和实践家 ,孔子对义利问题给予了充分重视 ,形成了自己独特而完整的义利思想体系。对于义利的含义 ,孔子认为 ,“义” ,指道义 ,即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 ;“利” ,指功利 ,即人们的物质利益。在义利的关系问题上 ,孔子认为 ,义利既不可分割 ,又以义为先 ,以义制利。要求人们在谋求利益时 ,要符合道义 ,见利思义。依据上述义利关系的基本原则 ,孔子形成了自己的先…     

孔子“义利”思想散论

<正> “义利”观念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相传古时的“先王”、“圣贤”以及早于孔子的若干思想家,都曾谈过这个问题,而且或重“义”或重“利”,意见是极不统一的。“好古”的孔子敏求其涯涘岸略,既见“义利”之相互反对,又以重“义”说为适合已意,于是他割裂“义利”,得出贵“义”贱“利”的结论,并且进一步以“义利”为“君子”、“小人”的分野,从而肇开了此后二千余年“义利”之辨的先河。“义利”之辨实质上是理性,感性之争。“义”是普遍的社会道德规范,属于理性层次;而“利”则是满足人的物质欲望和感性需求的东西,属于感性层次。这在孔子那里亦是大体如此的。因此,从这里出发分析一下孔子的“义利”思想,或许不无意义。     

儒家义利观辨

儒家义利观历来是一些思想家及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其中持否定态度者多。其实,用唯物史观全面客观地加以分析, 就会发现,否定者多有片面性。儒家义利观的形成是继承传统、吸纳先秦各家义利思想和对现实批判、改造的思想反映;义利观的出发点亦即本来面目是以“义”统“利”、以“义”兴“利”、义利统一;这一思想虽说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对中外还是产生过积极的影响。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统一的层级分离性──指向一种新型的义利观

义利关系问题是道德观的核心。任何一种道德观都不能不把求义作为自己的出发点，但任何一种义在生活中的贯彻都不可能不遇到利的问题，因而都不可能不将义与利的统一作为自己的目标。可以说，数千年来的中国伦理思想都是将义利的统一作为不言而喻的道德原则的。然而，市场经济的建立所带来的人们的社会行为及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却使这一古老的信条受到了空前猛烈的冲击。它使义利的统一不再是想当然的，而成了有疑问的。对此，有人提出了“内引说”，认为市场经济的目的实质上就是一种伦理目的，能够从市场经济的求利活动中引申出合于道德…     

新时期如何把握义利观的辩证思考

新时期如何把握义利观的辩证思考门红卫（一）义利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古老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哲人们就开始了义利之辩。在孔子思想中，“义”含有应当之意，引伸为一般的道德原则。“利”则指利益、功效。按孔子的看法，义作为一种道德原则，本身具有至上的性质，他说：...     

王船山义利观与边沁功利观的比较研究

王船山的义利观即对“利”在心理与行为上应持的处置态度,有先利后义、先义后利、义利和合三个基本层次。边沁认为判断行为“义”与不“义”的标准是“利”与不“利”;王船山坚持“善”是人性之独的儒家传统,反对唯利是图。边沁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其功利主义容易走向泛道德工具主义;船山认为正确处理公利、私利关系的基本原则是“公利”大于“私利”。边沁的功利原则并不能指导人们正确处理公利与私利的关系。     

中国传统道德价值的衍变与晚清“义理经济”思想的产生

义利之辩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探讨价值观问题的基本线索,在“义”与“利”的博弈中产生了各家互不相同的义利观.汉武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立使儒家义利观独具一尊,“重义轻利”成为中国传统道德体系的核心.晚清时期,中国社会遭逢重大变局,社会历史条件的转换必然带来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重义轻利的道德追求已不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一些较为开明的知识分子不再囿于传统义利观中“义大于利”或“利重于义”的空疏论辩,主张把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义理经济”合一的思想主张.     

从伦理调节到法律调节——传统义利观的现代转换

在传统社会,义利关系的调节主要依靠伦理教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市场经济地位的确立,这种主要依靠伦理教化来调节义利关系的方式不再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因此,法律调节就成为一种有效的手段.法律调节既承认了市场主体追求效率或利益的合法性,又保证了市场主体在利益博弈中的公平地位,在市场规制中促进了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即"义"和"利"的现实统一.     

传统义利之辩的现代启示

市场经济体现着各种利益之间的竞争。如何评价和处理不同主体、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利益及其相互关系,重新思考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义”与“利”之辩,将是很有裨益的。 义与利的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伦理思想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程颢言:“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朱熹也有“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的话。义利关系就是社会理义与社会功利之间的关系。它产生于原始     

传统义利观的反思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主义义利观

“重义轻利”、“义利相兼”是中国传统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公利高于私利 ,民族、人民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是这一传统思想的优秀成分。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就是在发扬传统义利观优秀成分的基础上 ,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而确立的以义利同在、义利统一、义居首位为基本要求的一种新型的义利观。它的确立对于当今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苏轼义利思想研究

苏轼义利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义利思想一方面受到苏洵义利观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北宋儒者的影响。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苏轼义利思想的内涵主要表现为“以义正身”“利以安身”“义利相和”。苏轼将“义”视为自我修养的道德标准,坚持以仁义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以义正身”;苏轼认为,“利”是个人生存的重要条件,是百姓安身立命的基础,故而主张“利以安身”;苏轼坚持“义”与“利”是互为支撑的,要做到“义利相和”。尽管在苏轼看来,利是无善恶的,是不应该反对的,但是苏轼并不提倡缺乏“义”作为支撑的“利”,强调“义利相和”。     

王夫之对传统义利观的继承与辩证分析

义利观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核心问题之一。王夫之在继承传统义利观的同时 ,提出了自己的“义道利用”的义利观 ,并从利中有义、义中有利、义不离利、利不离义等四个方面辩证地分析了义利的相互关系     

论王安石义利观的内涵

义利观是传统伦理思想史重要的范畴。王安石的义利观既扩大了＂义＂的范畴又突破了＂利＂的内涵;既解决了公利和私利的矛盾又强调了先利后义和义利统一。这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具有进步意义,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市场活动的伦理透视

市场活动是一种经济活动，同时也是一种道德活动、义利活动，市场活动的主体亦是义利活动的主体，市场活动主体之间的关系便是一种义利关系。市场活动作为一种义利活动在实际运作中常常会有两种情形，一是在一般情形下的义利相谐性，即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既承担了义，同时也实现了利；二是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即在义利冲突的情况下，市场活动主体面临着义利两难的困境：要么取义而舍利，要么得利而丧义。诚然，对于市场活动，若只从其表象观之，似乎仅仅是一种求利之举，然而在求利的同时，就有求利的动机（目的）、求利的方法、求利的主客观评价…     

发展生产力与坚持“义利统一”的社会主义价值导向

一、发展生产力与社会主义义利观生产力的发展总是以物质财富的增长（“利”）为直接目标，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常常以物质财富的增长为结果表现出来，因而生产力发展的问题必然与义利观产生密切的关联。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一般说来，利泛指利益或功利，与义相对特别是指个人的私利；义泛指人们应该遵循的道德规范或道义，也可指道义所要求维护的公共利益。在我国历史上，曾有过经久不衰的“义利之辨”，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重义轻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种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体现出一种着眼于整体利益的价值导向…     

公理与公利：明清之际公共思想的分析范式初探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是在明代思想对“私”“利”正名的基础上,如何由“私”上升为“公”,一方面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上重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私”“利”提供正当性理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私”“利”是不具备正当性的,而明末启蒙思潮则承认“私”“利”的普遍性与必要性。这就必须解决如何处理公私、义利关系而构建“天下为公”政治秩序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明代启蒙思潮形成了“公理”与“公利”两种分析范式,即以公理为核心,规范性的“统私为公”进路与以公利为核心,经验性的“合私成公”进路。前者调整了传统理学的“理一分殊”理念,在承认私利的同时,也认为“利必有害”,“私”“利”必须遵循“理”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德精英的“以欲合理”的超凡入圣,以及在此基础上“布大义于天下”,即“统私为公”。后者基于气学、心学对于传统理学的突破将公利设置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而公利是私利适当关系下的总合,因此,国家治理应建设公共导向、兼容和谐的利益关系,以“合私为公”。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两种进路的背景、发展及局限,对把握明代理学与气学、心学的整体脉络,厘清明末启蒙思潮的公私义利论证逻辑,扬弃性继承中国传统利益...     

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四个统一”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重要的领导艺术,是我们党一贯的重要政治优势。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做好当前的思想政治工作呢？笔者认为,必须坚持四个统一。一、坚持“义”与“利”的统一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历来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只讲“义”,不进“利”;另一种是重利轻义。实际上,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应当坚持义与利的统一。今于我们所说的“义”,是社会主义的义,主要是指崇高的精神理想追求、高尚的道德行为及一切有利于社会、国家和人民的事情;“利”则是个人的名利,如名誉、地位、金…     

儒商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

在人们讨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时 ,自然而然地又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商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如同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是两个不同的文化理念一样 ,儒商精神与现代市场经济精神或市场经济原则也是两个不同性质的概念。然而 ,任何国家或民族的现代化必须是在吸收自己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以往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现代化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 ,儒商精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必将对现代市场经济原则的建构和完善起到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 ,它所蕴含的古典式的商品交换精神也应该为现代市场经济所借鉴和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