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中心城市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空间分异格局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国家中心城市是我国城镇体系中的核心城市,其文化产业集聚特征及空间分异格局是优化文化产业空间布局,制定针对性产业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以中部地区国家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运用区位熵综合指数和产业集中度指标测度分析了2015—2017年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及特征,并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探讨其空间分异格局。结果表明:武汉市文化产业集聚水平不断提升,已具有较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主要集中分布在武昌区、洪山区、江岸区和汉南区;武汉市文化产业在空间分布上整体具有较强的空间负相关性,呈现出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局部空间格局以"低-高"型空间集聚类型为主,且空间结构稳定性较强,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性。     

把武汉城市圈打造成中部地区重要战略支点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武汉市的发展战略和武汉市的战略地位定位几经变迁,在中央提出中部崛起战略以后才被中央定格为“中部地区重要的战略支点”。笔者以为武汉市必须以中部地区重要战略支点理论为指导,密切与武汉城市圈内其他城市的分工协作联系,创新发展战略,并且主动与中部地区其他省会中心城市主要通过贸易手段建立协调发展机制,才能够承担起支撑中部崛起的重要历史使命。     

总部经济与武汉中心城市产业升级研究

总部经济是中心城市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战略选择。武汉市具有发展总部经济所需的雄厚产业基础和完备的产业体系,但与中国现有的国家中心城市相比,也存在规划不统一、配套不足和产业升级面临障碍等问题。应不断优化投资环境,以增强对总部企业的吸引力,加强区域综合规划,突破产业布局的同构性,建立传统优势产业总部功能区,并围绕总部经济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实现产业升级,从而加快向国家中心城市迈进的步伐。     

知识经济扑面而来 科教兴市迫在眉睫——访全国政协常委、武汉市副市长辜胜阻博士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知识经济的到来,改变了国家的成长模式与国际竞争力。武汉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特大中心城市,能否在跨世纪竞争中掌握主动权,在新一轮经济发展中实现中部崛起,关键在于能否主动迎接知识经济挑战,全面贯彻落实科教兴市战略,抢占高新技术产业制高点。为此,记者专门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全国政协常委,武汉市副市长辜胜阻博士……     

中部地区建立“区域金融中心”的分析与比较

中部崛起已经成为当前我国中部各省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在中部地区发展过程中,应该建立一个区域金融中心。但是各城市争建金融中心又势必导致最大化收益的难以实现。同时对中部地区武汉、长沙以及郑州三市进行了分析与比较后认为,武汉在建立金融中心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因此建议把武汉市建成中部地区的金融中心。     

做强中心城市促进中部崛起

中心城市不仅在于其地理意义,更重要的是其对区域发展的经济意义。中心城市在推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中部地区崛起、加快中部地区实现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市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推进中部崛起需要将最具综合比较优势的城市塑造成区域的经济中心。中部地区6个省会城市的中心性等级低于深圳、广州、天津等城市,尚没有出现经济意义上的区域性中心城市,其中武汉的中心性指数最高,但其地理意义上的中心性强于经济意义上的中心性。武汉应当把"中部经济中心"作为自身发展定位,以"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为契机,构造中部大经济区。     

汉正街地区产业发展战略研究

汉正街地区产业发展要围绕武汉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这一宏伟蓝图进行规划,以高端服务业作为产业发展方向,以金融业、商业、旅游观光及文化产业、会展及国际采购业作为发展重点,打造服务中部的世界级滨江中央服务区。完善汉正街地区产业功能布局,打造绿色生态环境;采取灵活多样的开发模式,加大项目融资力度;提升汉正街地区管理级别,提高管理和决策效率;强化政府产业政策指导,鼓励企业创新发展。     

武汉增强国家中心城市辐射力研究

构建中心城市辐射力评价指标,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了武汉市的辐射力现状和制约因素,结果显示武汉市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优化程度、科技以及对外开放水平尚待提高。武汉市要加快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做好人才引进工作,发展现代物流业,以增强中心城市的辐射力。     

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的重要产业组织基础——以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

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由农民群众为适应当前农村、农业发展新形势需要,而自发组成的农村新型经济组织。以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考察了农民专业合作社产生的社会基础、性质、及其组织形式,提出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是新形势下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是承接现代农业规模经营的有效载体。旨在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让合作社成为现代都市农业和农村地区重要的产业组织基础。     

中关村贵阳科技园“四轮驱动”促进创新型中心城市建设的路径思考

中关村贵阳科技园"四轮驱动"(贵阳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贵阳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贵阳综合保税区、贵州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是贵阳市大数据、大健康、高端装备制造、航空航天等产业的核心载体,尤其在"互联网+"、大数据、工业和信息化融合领域,直接决定贵阳市相关产业的突破和创新。贵阳建设创新型中心城市,以大数据为引领,将"四轮驱动"产业创新与创新型中心城市建设协调统一、相互促进,二者成螺旋上升发展态势,互动性逐步增强。     

粤北山区发展旅游产业的思考——以梅州为例

地处粤北山区的梅州,山清水秀,生态优良,风情浓郁,客家文化底蕴深厚,具有发展旅游产业的优势条件。应抓住泛殊三角区域合作和CEPA实施的历史机遇,充分发挥独特区位优势和旅游资源优势,突出“生态”和“客家”特色,实施优先发展战略,精心打造“世界客都·中国梅州”旅游品牌,使旅游业成为梅州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论园区建设中的产城结合问题

在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脱节现象已经成为一对比较明显的矛盾,这在城市新区建设和工业园区的发展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产城结合是推进新型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途径。我国工业化尚未完成,城市化发展正处于关键阶段,在新一轮新型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应当注重产业发展与城市建设的有机结合,实现"双轮驱动",良性发展。     

从城市集群看荆州的发展战略定位

城市的集群发展已经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在国家和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中,荆州市及周边城市一直没有得到政策的扶持,逐渐地被“边缘化”了。荆州市在新一轮的经济发展中,必须与荆门、襄樊、宜昌等城市一道集群发展,走中小城市“互补型”发展的集群之路,盘活存量资产,利用城市间的产业集群扩大增量,与“武汉都市圈”共同承担起“中部崛起”的重任,振兴湖北经济。     

新经济与武汉21世纪发展战略

武汉作为华中地区最大的中心城市 ,其城市功能不断得到发挥。在新世纪到来之际 ,武汉必须面对初露端倪的新经济的挑战 ,制定追赶世界潮流的 2 1世纪发展战略 ,以树立进一步提升城市功能的目标 ,为湖北省、华中地区乃至全国作出更大贡献     

武汉城市圈土地转化分析与利用新战略的选择

＂两型试验区＂是我国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新尝试,其土地的集约利用应当成为＂两型试验区＂建设的基础性工程。比较武汉城市圈1996-2007年农用地、建设用地与未利用地总体变动,对2007年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效率进行可持续分析,提出武汉城市圈各城市的土地转化与利用不能采用武汉市的土地利用模式,而是应当赋予占补平衡以新的环境保护意义,重视土地集约利用在＂两型试验区＂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创新武汉城市圈的土地利用机制,选择不同的土地开发利用战略：土地开发透支的地区主要应当选择技术引进基础上的土地集约利用;土地有潜力的地区主要应当选择在保护环境基础上的土地高起点开发,从而实现土地与技术的双引进。     

中国新型城市化道路的选择

从区域的"城市性"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化的深刻内涵。考察中外城市化的演变史发现,城市化道路有两种类型:一是人口转移型城市化道路,二是结构转换型城市化道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借鉴中外城市化的经验教训,如今中国城市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应是走人口转移和结构转型并存的"双轨"发展的新型城市化道路。     

中心城市功能与武汉城市圈发展

中心城市的功能主要表现为聚集效应和辐射效应。武汉城市圈具有弱质性,强化武汉的中心城市功能有助于解决这种弱质性,主要的思路是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武汉的综合竞争力,努力消减武汉与外界发生联系的成本。     

武汉工厂内迁及其对武汉工业发展的影响

晚清武汉曾经是与上海实力相当的工商业重镇,钢铁与军事工业堪称国内翘楚。进入民国后,武汉工业尽管在全国的位次略微后移,但总体趋势是在晚清开创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是中国为数不多的重要工业基地之一。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工业被迫向抗战大后方搬迁,武汉工厂作为内迁的重点,与先期内迁的江浙工厂一道,共同演绎了中国抗战进程中的悲壮一幕。武汉工厂内迁不仅避免了武汉工业被日军利用的严重后果,有效保存了中国工业实力,而且促进了抗战大后方工业与当地经济的发展,为争取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贡献。但从另一方面讲,武汉的工厂大搬家以及长达7年的沦陷,中断了武汉经济的正常发展进程,给武汉工业造成了深痛巨创,到新中国成立时,武汉工业仍未能恢复到抗战前水平。     

新型城镇化对农民“中国梦”实现的路径探析

“中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梦,而对农民来说,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好日子,是他们为之苦苦追寻的梦想,而农村与城镇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差距让农民对城镇的向往之心越来越强烈。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就是人的城镇化,使进城农民融入城市成为市民,同时实现城乡的一体化和人的无差别发展,它不仅是农民“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同时还是农民实现“中国梦”的重要载体。我们要通过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的改革助推城镇化,通过发展产业支撑城镇化,将文明生态理念融入城镇化的全过程,实现城镇和乡村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