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先生卓越的《尚书》研究

顾颉刚先生以锲而不舍的精神毕生从事《尚书》研完。著名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就是他20年代把《尚书》和《诗经》、《论语》比较研究后得出的。为了对中国旧系统的古史作一总清算,推翻盘踞在古史中的种族偶象、政治偶象、伦理偶象、学术偶象,他选准经书的首要堡垒《尚书》进击,做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科学与求实的态度辨析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开设《尚书》课程,撰写讲义,著作等;创办《禹贡》半月刊,成立禹贡学会,开创了中国历史地理这一新学科;拟定体大思精的《尚书》研究计划;编写《大诰译证》,从校勘、解释、章句、今译、考证、发展为对用初史实的研究,将《尚书》研究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评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规划

由于对《尚书》与中国古史研究的关系的深切认识与理解,顾颉刚的《尚书》研究追求一种彻底的总结,因而他对《尚书》的整理与研究进行了整体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的研究计划。他的规划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探索,50年代进行了集中的设计,一共形成四套方案,可以分成两种思路。可能他还没有形成最后的结论,但它们对于《尚书》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也是他对《尚书》研究的巨大贡献。他的规划并没有完成,但这一系列的计划却为学界进一步研究《尚书》提供了具有重大价值的参考方案。     

历史与伦理--"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

“古史辨”在从事《诗经》研究时 ,首先预设了《诗经》是文学的观念 ,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汉代《诗经》学的批判。在反驳汉代《诗经》学时 ,“古史辨”提出了历史与伦理的分野。他们认为 ,汉代《诗经》学把《诗经》当“经”而不是诗 ,乃因于汉儒的伦理观念所致 ,而“古史辨”恢复《诗经》的文学面目正是尊重历史的表现。因此伦理观念可以被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一看法与“古史辨”的历史观———“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密切相联 ,并为反思“古史辨”《诗经》学的理论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切入点。     

《夏商史探索》评介

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夏商史探索》一书,是郑州大学李民副教授继《尚书与古史研究》后,又一部研究先秦史的重要新著。     

略论黄河流域东西部落集团融合及其意义

根据古代文献考稽古史传说,我国古代黄河流域的东西文化交流和开发可以追溯到黄帝时代。 黄帝时的历史是非常模糊的。司马迁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可见,对于黄帝时期的历史,作为中国古代最早政论资料的《尚书》没有记载,黄帝是诸子百家和民间广泛流传的历史人物,司马迁将其与尧舜的传说和史载资料并“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写成《五帝本纪》。我们认为中国漫长的古代文化源远流长,不但有一个自《尚书》以来的史籍流传系统,而且还有一个更为遥远的古代传说系统,黄帝的历史即是这个古史传说系统中的重要方面,其中有些传说是可信的,应当成为我们研究史前历史的参考。     

关于都江堰历史的几个问题——与喻权域同志商榷

“都江堰这个伟大水利工程并非李冰修建”,是喻权域同志在《都江堰古史新论》一文中提出来的“新论”(见《社会科学研究》1982年第三期)。他的理由是:都江堰的关键工程宝瓶口和沱江,不是李冰开凿的,而是在“李冰之前就有的”,这才是都江堰“历史的本来面目”;而关于这一切,早已在许多古史资料中得到了证明。然而,根据这些古史资料,究竟能够得出什么结论,我们同喻权域有不同看法,特提出商榷。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论朱子《尚书》学章句义理之得失

朱子在《尚书》训诂上矫正了传统注疏的一些错误,他对《尚书》脱简的判断和语序的调整,突破了对经典的迷信,开拓了《尚书》研究的新方向。他以理学思想阐释《尚书》词句,赋予了这部古老经典以时代思想的新鲜血液,为我们实现经典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方法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从《尚书引义》看王夫之的认识论

《尚书引义》是王夫之的重要哲学代表作之一。该书共分六卷,一二两卷论《虞夏书》,计十三论;三卷论《商书》,计十论;四、五、六卷论《周书》,计三十七论;总计五十篇,约八万余字;在体例上篇与篇之间无甚关联,各自可以独立,且行文洒脱,不拘一格。王夫之在是书中不是正式说经(王夫之对《尚书》的研究下过很大功夫,先后著有《书经稗疏》、《尚书考异》等),而是利用《尚书》诸篇的若干命题来发挥自己“趋时更新”的思想,不仅阐述了他针砭时弊的政治主张,更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上总结了明王朝覆亡的惨痛教训。在他看来,导致明朝败     

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关联——“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古史辨运动”的兴起这一学术史事件为观察学术媒介与近代史学的深层次关联提供了一个有代表性的案例。从学术媒介的角度来看,《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发表后引发的轰动效应,与《努力周报》良好的学术传播效果有关;在随后展开的古史讨论的过程中,《读书杂志》等报刊媒介又为“疑古派”取得讨论的胜利提供了诸多舆论上的便利;而当《古史辨》第一册刊发之时,朴社等出版媒介则为顾颉刚全力推销该书提供了很大的助益。总之,学术媒介在“古史辨运动”兴起历程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不仅推动了中国史学的近代化进程,还扭转了近代史学的方向。     

《古史辨》辨名

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1926年6月《古史辨》第一册的出版,是现代疑古思潮与“古史辨派”的形成标志,但由于此书的题名使用了一个单字“辨”,而“辨”字自古代至近代一向与“辩”字通用,因此《古史辨》的“辨”既有“辩论”的含义,又有“辨伪”的含义,具有较大的模糊性。以至当时的编著者顾颉刚和后来的诸多研究者在涉及此书以及“古史辨派”的性质时,意见多有分歧。细加分析可知:在陈述自己的学术研究即对内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辨伪性质,而在汇编学者的争鸣文章即对外而言,顾颉刚多侧重于《古史辨》的讨论性质;在1923年5月公开发表《与钱玄同论古史书》以前,顾颉刚对《古史辨》的阐释多侧重于辨伪的性质,而在这篇书信发表之后,顾颉刚对该书的阐释多侧重于讨论的性质。在为《古史辨》题名时,这种“辨伪”与“讨论”的二重心迹则通过一个单字“辨”而隐含了起来。此一字之别非出偶然,而实与现当代学术史的发展背景密切关联。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理论的重要创见——层累造史理论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

顾颉刚是国际学术界最尊重的中国史学家之一 ,他“层累地造成中国古史”的理论受到各国中国史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他编著的《古史辨》在《不列颠百科全书》里有专门辞条。但是 ,长期以来 ,顾颉刚和他的理论在中国却默默无闻。本文认为层累造史理论不但对古代史 ,而且对近现代史研究都有重要的意义。作者试图对这一理论作进一步发展。文章对新文化运动也提出了新的见解     

简论《尚书》性质定位

在历史中,对《尚书》性质定位的有两种学说,一种认为《尚书》道事,一种认为《尚书》记言。前者发端于《庄子·天下篇》“《书》以道事”,盛行于先秦与西汉;另外一种起源于《礼记·玉藻》,经过刘歆、郑玄等人的创造发展出了“言为《尚书》”的说法,盛行其后。“言为《尚书》”说法影响深远但又存在缺陷,因而在历史中引发了跨世纪的辩论,如清儒对唐人刘知几的驳斥、当代学者金景芳对汉学刘歆的批评。经过辨析,“言为《尚书》”实为方便说法,“道事”系列说法更符合《尚书》本质内容的定位。     

古史演变分化说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的讨论

1938年,杨宽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对于《穆天子传》周穆王西征和西王母故事演变的分析,颇有重要的理论启发和参考价值。1996年,杨宽先生写作《〈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一文时,并没有放弃“古史传说出于神话演变分化之说”,但他的学术思想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并在学理上呈现出诸多矛盾。杨氏关于《穆天子传》的“真实来历”,“周穆王西征史迹的真实性”,“《穆天子传》所述及周初历史的正确性”的信古倾向,反映出其学术思想呈现一定的倒退之势。     

《尚书》中“上帘”观念与殷周宗教信仰的变迁

通过对《尚书》中“天”、“上帝”等概念及其内涵的分析论证,结合古今研究尚书的重要理论。梳理出《尚书》中“天”、“帝”观念的发展演变实质,并比较《尚书》中各时期宗教观念的发展变化和“帝”、“天”观念前后发展的不同,从宗教观念发展过程出发,按照人思维认识的发展脉络提出了“上帝”观念是在从“帝”到“天”的宗教观念和认识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阶段。     

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研究的进展与古史史料学概念——为纪念《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八十周年而作

顾颉刚先生所编《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对于中国近代学术,包括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的形成和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古史辨》所从事和倡导的“疑古”工作的主要目标和内容,是试图为建立近代意义上的中国古史研究寻求合格的史料学基础。但主要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古史辨”学者们当年对古书成书和流传情况的复杂性尚不能有充分的了解,因而在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作者,乃至其中某些特定内容的史料价值以及各宗古书资料之间关系等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简单化的缺陷。在近年来学者们对中国古史史料学基础问题的研究中,最值得重视的领域之一,是对于新出土文献的研究。在大量新出土文献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将有可能获得某些较之以往更合理的古史史料学概念,建立现代古史史料学概念的整个工作也才会有实质性的进展。     

《尚书》“十体”的文体学价值

本文从文体学视角切入《尚书》的研究,考察《尚书》“十体”的形成及其基本内涵,探索这些体例对富有民族传统的古代文体学的影响,揭示《尚书》的文体学价值,籍此丰富对《尚书》文学史地位的认识。     

论《尚书》散文的艺术风格特点

《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散文集,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研究《尚书》散文在形式上的艺术风格特点,对于探讨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这方面的研究工作,目前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情况也是应当加以改变的”（王世舜《尚书译注...     

《尚书》与《老子》的比较

孔子整理删定《尚书》,必定先要熟读与研究是书。由此推想,作为史官的老子,其研究《尚书》所用功夫当不少于孔子,他所接触到的《尚书》自然也比孔子多。既然《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臣谈话纪录、君王文诰,作者是史官,倘若老子生逢周文王、武王、周公之类的君臣,也会成为《尚书》的作者。又《荀子·劝学》说过“《书》者,政事之纪也。”《老子》也主要是言治道,把尚书与老子作一比较,即可看出两者之相通,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改造、发挥。因此,我们能否这样说:《老子》是《尚书》的春秋部份,只是它没有可献之君,也未经君王认可,故而只能流传民间。为证实这个看法下面对两者作一简单比较:     

孔安国在汉代《尚书》学传播中地位和作用

汉代《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授系统。孔安国为《尚书》博士,曾授业弟子倪宽,与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同时他还整理、认读孔壁古文《尚书》,上献朝廷,并初步训解,传授弟子与后人,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故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尚书》学,对两家之兴均有发起之功,为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