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豆》:个我之爱如何承受时代之重

如何描写爱情,实质是如何描写人的问题,阶级性观念曾长期左右对爱情的认识,无法表现爱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红豆》突破了爱情描写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力图写出人的情感世界的多样性。主要有二:一是以往文学中的情爱与革命构成共生关系,但《红豆》中的个人情爱却成为江玫走向革命的阻力;二是参与革命的知识者,大多是不断自我反省的角色,一步步克服自身弱点,最终与革命融为一体,但江玫始终保留了与“革命”不相称的温柔和伤感,显示出情爱强烈的自我性与个体性。《红豆》以细致婉丽的笔触为动荡时代中毁灭的个我之爱唱了一曲悼歌,并证明在高度一体化的文化体制下,“十七年文学”中仍然存有具备了较高审美价值的文学作品。     

革命·理想·人性--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意识形态

文章以文本为切入点,从爱情与革命、爱情与理想、爱情与人性三方面阐述了1980年代小说中的爱情故事所承载的意识形态内涵。"爱情与革命"回到了上世纪40、50年代的革命爱情故事的叙事模式;"爱情与理想"是"爱情与革命"的另一个版本,按照美好的社会理想来选择爱情;"爱情与人性"借爱情故事表达对历史理性、现代文明、欲望的认同与困惑。爱情不再承载意识形态之后,它的审美魅力也随之消失。     

“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重窥

滥觞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有传统“才子佳人”小说模式的影子,又在其中注入了现代革命意识。大致来说,其主题形态可分为“革命战胜爱情”“革命与爱情交融”“革命衍生爱情”三类,其话语模式也有失度的革命话语建构、虚夸的浪漫主义表达、鲜明的“男权”中心话语等类别。“革命加恋爱”小说创作模式中的女性并未因革命而真正实现个人解放,其在“男权”话语中的弱势地位、失语状态或极端抗争方式等,仍在昭示着革命时代的女性解放任重而道远。     

《红豆》与《青春之歌》对爱情的双重理解

50年代小说《红豆》和《青春之歌》都描写了知识分子的情感生活 ,真正从爱情本身出发 ,写出了丰富性和复杂性 ,是对当时“革命 +恋爱”小说模式的反拨。但那个年代的作家无法挣脱政治意识的束缚 ,她们的思想和创作都无法避开“为政治服务”的套路 ,爱情则成了神话 ,而且一旦背离了革命 ,将必然走向崩溃 ;只有依附于革命 ,爱情才有可能获得新生。     

疾病的意义生成与价值转换——论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

革命恋爱题材小说中的疾病书写,打破了革命＋恋爱的两极模式,形成革命-恋爱-疾病的三角结构,从而丰富了文本的内涵。分析由茅盾的《蚀》与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以及巴金的《爱情的三部曲》构成的现代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三部曲中的疾病书写,不仅可以看到革命与爱情的相互关系,而且可以看到它们之间“为何”与“如何”产生关系,由此梳理出革命话语中疾病意义生成与价值转变的轨迹。     

《红楼梦》与《西厢记》爱情描写之比较

《红楼梦》与《西厢记》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艺术珍品,它们又同是产生在中国封建社会这一共同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许多我们民族文化的共同特点。本文试图就两部巨著的爱情描写做一个比较,从而论证我们民族文学的继承关系。首先,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了《红》与《西》在爱情描写上的许多相似之处。如在男女主人公爱情关系的确立上,崔张与宝黛的爱情都是一见钟情式的。男女主人公为了爱情都做了封建礼教的叛逆者。《西厢记》中的张生和《红楼梦》中的宝玉性格中都有痴和疯的特点,许多描写极其神似;而女主人公莺莺和林黛玉又都经历了假与真的内心冲突,在对待爱情方面也表现了相同的感情表达方式等;接着,本文进一步分析,除了上述四个方面外,《红楼梦》中围绕宝黛之间爱情关系的描写和《西厢记》中围绕崔张的描写也还有不少相同的地方,也就是说,《红》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描写框架与《西》是极为相似的,这是它们共同的地方。但是,《红》又不是完全照搬《西》的模式,而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而且比《西》在思想上艺术上又高出许多。说明,《红》的作者在写作时的确是借鉴了《西》,但又比《西》有所创作和发展,见出我们的民族文学遗产的继承关系。     

从女神的情歌到凡人的恋爱——《九歌》爱情描写与现代爱情作品的分析比较

爱情书写是文学中永恒的话题。千百年前《九歌》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抒情杰作,其中对于爱情的描写更是风流蕴藉、情致荡漾。人与神、神到人、神和神之间种种爱情姿态摇曳多姿。而到现代社会,爱情书写没有消失,却出现了新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九歌》爱情描写的分析和对当代社会爱情描写的透析,比较爱情描写的变迁。     

活现痴人恋恋间——论《红楼梦》的爱情描写

在《红楼梦》中,爱情既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又是描写得最为出色的部分,甚至可以说自它问世以来,主要是以其爱情描写打动了历代读者的。曹雪芹不仅在书中写了宝黛爱情,而且以宝黛爱情为中心,写了尤三姐与柳湘莲的爱情,司棋与潘又安的爱情,春龄与贾蔷的爱情,小红与贾芸的爱情,等等。这些爱情描写,不仅从不同的角度,放射着反封建的思想光芒;而且各以其独特的形式,给人以美感教育与性格陶冶。它们虽然有主次之分,浓淡之别,但曹雪芹却都能以其细腻的笔触,活现了恋人之间的痴情,刻画了在封建社会里,青年男女们为追求纯真的爱情而反抗、挣扎乃至牺牲生命的动人形象。很显然,如果抽去了书中的爱情描写,其反封建的政治倾向便会大大减色,同时人物形象也会被毁坏。因此,研究《红楼梦》的爱情描写,无疑是研究《红楼梦》艺术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论托尔斯泰宗法制婚恋家庭观——《安娜·卡列尼娜》另一种解读

小说《安娜·卡列尼娜》主要描写了四个家庭 :一是杜丽与奥布浪斯基失去爱情的家庭 ;二是安娜与卡列宁从未有过爱情的家庭 ;三是列文与吉提建筑在爱情基础上的幸福家庭 ;四是安娜与渥伦斯基建立在畸形爱情上的“合情”但“不合法”的短暂的“家庭”。作者通过对四个家庭的描写 ,既揭露了俄国社会“谁之罪”的问题 ,又试图回答俄国社会“怎么办”的问题 ,并且热情洋溢地赞美了宗法制婚恋家庭模式     

穿越“精神迷雾”——试论简·奥斯汀创作《傲慢与偏见》的心理动因

简·奥斯汀在创作《傲慢与偏见》的过程中,通过塑造不同人物形象来表现自身的内心冲突,通过对女主人公穿越＂精神迷雾＂的描写来表现自我的反省能力,通过搭建爱情的空中楼阁——＂灰姑娘＂故事模式来表达自己对理想爱情的向往。这些都是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在简.奥斯汀创作中的体现。     

恋爱与革命——以20世纪中国文学为例

革命是20世纪中国公共领域最大的事件,恋爱婚姻是个人私人领域能自主决定的最重要的事件。在20世纪这百年时间里,在不同的"革命"阶段,革命与恋爱先后呈现出合一、磨合、革命规范恋爱、革命禁锢恋爱、恋爱与革命相剥离以及革命消失后恋爱呈现出的身体性情形。革命与恋爱关系的变化,可以折射出20世纪中国社会变化的轨迹,映射出百年来人们不同的生存状态。     

《红豆》——被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

宗璞小说《红豆》自问世，或以“革命VS爱情”解释，或以“革命＆爱情”解释，或发现其中有矛盾裂缝，实际小说蕴藏着“革命／爱情双重主题遮蔽的知识分子艺术诉求主题。     

透视电视剧《潜伏》的叙事张力

电视剧<潜伏>剧情紧凑,悬念频生,其"理解性认同"的视角彰显出强大的叙事张力.<潜伏>在革命叙事中张扬了对人性的关切,在危机四伏的历史语境中彰显出对信仰的价值关怀,在剪不断理还乱的历史叙事中寻求着理性的艺术审视,在爱情叙事中回归崇高情感的抒写.     

郭小川50年代叙事诗中的革命与恋爱

郭小川50年代叙事诗在处理“革命”与“爱情”的关系时总体上服从着国家意识形态的规范。但由于对个体价值和情感的依恋和尊重，其文本在叙事逻辑、“独语”言说方式、女性视角及深邃的思想力方面有意无意地瓦解了“革命”对“爱情”的压制。     

怨恨与区隔——论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相遇

张资平与无产阶级文学的真正相遇发生在1928年,恰是“革命+恋爱”小说模式风头正劲的时候,而恋爱小说又是张资平最主要的文学资本。因此,这种相遇原本应该是一出喜剧。不过,恋爱在“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中已经沦为革命的附属品,加之,张资平的怨恨情绪使得他的创作转向虽挂革命文学的旗号,却又与无产阶级文学形成了区隔。左翼文学阵营对张资平的“转向”也进行了自觉的区隔。“腰斩”事件虽非左翼阵营所主导,却有着左翼文学观念的影响。这种区隔行为除了主义之争,也有怨恨情绪存在。张资平的文学史地位与他的叙事主体合法性密切相关。随着张资平文学史自我叙事主体合法性的丧失,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事也逐渐将之视为他者。     

“革命加恋爱”：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革命加恋爱”小说在 2 0世纪 2 0、30年代普遍流行 ,从自身的主题模式看 ,恋爱有着强大的粘合性 ,革命是变量 ;它大多产生在上海这个 30年代的文化消费都市 ,“文化街”的繁荣为其流行与传播提供了一个重要媒质 ;30年代的作家置身于“文化街”与“亭子间”之间进行文学实践 ,这种文学生产方式将革命与恋爱相粘合产生出大量文本形态。主题模式、文化传播、作家的文学生产方式三者的结合使得“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成为 30年代上海独有的一种文化消费符号     

论蒋光慈模式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现代文学中“革命＋恋爱”模式（即蒋光慈模式）并没有因为评论界的诟病而销声匿迹,相反在不同的革命语境中,革命与恋爱被不断重复和修改,这种对革命和情爱不同比例的处理隐喻了政治意识形态下焦虑心理寻求释放的渴盼。在20世纪文学创作中,蒋光慈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两个牺牲者和一次大革命——由《双城记》中的卡尔顿和《九三年》中的戈万之比较谈开去

<双城记>中的卡尔顿和<九三年>中的戈万都是为实现完美人性精神而牺牲的牺牲者,一个是为了爱,一个是为了道德理想与人性信仰.狄更斯和雨果借助法国大革命,分别表现了爱与恨的对立、人性与革命的对立.两位作家在对待革命问题上的分歧,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他们本人的理想有关,同时也反映出英法传统民族方式中经验主义哲学观和大陆理性主义哲学观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