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法治刍议

程序法治的理念在现代社会已经确立,程序法治是程序正义的保障和通往实体正义的必由之路,违反程序法治会损害司法公正、侵害人权。但是,法律程序并非完美无缺,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存在割裂,遵循程序法治会付出代价,有时造成实体正义的牺牲。这是法治所必然付出的代价,我们仍然要选择程序法治,制定和遵循正当的法律程序,并不断地加以完善,来弥补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之间的裂痕。     

当代中国行政法治的发展

在“依法治国”被确立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之后,“行政法治”或“依法行政”无疑是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它对于推动整个国家的民主法治建设,乃至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时代意义。然而,行政法治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艰难的发展历程,体现这一发展历程的是我国相继颁布和施行的六部基本的行政法律,即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和公务员法。展望未来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进一步发展,在指导思想上,应当树立“公共服务”的观念并确立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在制度建设上,应当进一步修改和制定相关的行政法律;在司法实践上,应当积极探索建立“行政判例制度”。     

错案赔偿执行难问题研究

国家赔偿制度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保障公民利益与人权的法律制度，是衡量一个国家法治进程及法治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201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以下简称《国家赔偿法》）使错案赔偿制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从我国错案赔偿实践现状来看，仍然存在着难以贯彻执行的突出问题。本文将对错案赔偿执行问题及法律完善等进行分析。     

关于行政赔偿先行程序的几点思考

我国《国家赔偿法》和《行政诉讼法》都明确规定 ,行政相对人单独提出行政赔偿请求 ,必须经过行政赔偿先行程序。在行政赔偿先行程序中 ,行政先行赔偿的处理方式、处理程序、行政先行赔偿和赔偿诉讼的有关法律规定的协调是行政赔偿先行程序的重要内容 ,我国立法应当完善这些方面的内容 ,使行政先行赔偿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效性。     

论程序参与在农业综合执法中的地位

“农业综合执法”解决执法主体的“权力交叉”与“职能同化”问题,为程序运作的效率提高奠定了基础。同时必须在综合执法中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权益,以实现行政积极控权。行政机关应该围绕着相对人的“知情权”和“申辩权”,为其参与程序提供便利,并且对其申辩予以保护和认真对待。     

行政处罚立案程序的制度检视及规范建构

行政处罚立案制度包括立案标准、立案依据公示、违法不立案的法律责任等内容。以行政程序理性审视,行政处罚立案制度存在立案标准不统一、不明确和立案依据公示立法空白等问题。行政处罚的立案标准应当包括“符合管辖”“在追诉时效内”“有证据初步证明有违法事实”等构成要件,不应包括“有明确的违法嫌疑人”要件,符合“首违不罚”“轻微不罚”“证明无主观故意”三种情形之一的可以不予立案。立案依据公示的对象是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公示时应采取必要措施以保护处罚相对人的个人信息权益;此外还应根据比例原则,参照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期限明确立案依据公示期限。     

纠纷的解决与程序公正——兼论程序法治视野中的实体公正

将纠纷解决所要追求的公正划分为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这是大部分学者长期以来的习惯认识。但在程序法治的视野中,就纠纷的解决来说,应当认识到,通过公正的纠纷解决程序所产生的结果理应被视为是公正的,强调实体公正实在无任何益处可言,因此有必要抛弃实体公正的说法,集中资源构建程序公正。     

论法律程序与程序法治

建设法治国家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培植法律意识和法治理念。法律程序经过程序工具主义到程序本位主义直至现代正当程序的发展，体现其在法治中的不同价值。在我国法治国家建设过程中，相对于实体法治而言，程序法治显得更有意义。只有正确处理好程序法治与实体法治的关系，才能进一步推进法治国家的建设。     

由“程序”而“正义”——论“程序正义”对“司法公正”的价值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要求在全社会实现公平正义,而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最重要的途径。由于司法是一种被动性、中立性和程序性的活动,程序的正义对司法活动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当的程序是司法的生命和灵魂。由于中国长久以来形成的“重实体、轻程序”的传统,法律适用者的程序意识淡薄,因此,在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进程中,强调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指导下的程序正义就具有重大而现实的意义。     

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冲突时的请求权基础——兼评我国《合同法》第41条后段之不合理性

保护相对人利益是规制格式合同的基本出发点。我国《合同法》第41条后段规定:“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显然,这一规定只考虑了在多数情况下非格式条款有利于相对人,而没有兼顾特殊情况下格式条款也有可能更有利于相对人的客观实际,因此,该规定存在明显的不合理之处。既然《合同法》已规定了“条款有疑义时为不利于使用人”的原则,则没有必要再做出第41条后段的规定,否则,有“添足”之嫌。     

完善行政法律制度 保障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

从对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分析入手,阐明了要想更好地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完善行政法律制度,并进一步提出怎样完善行政法律制度的建议,为推进行政法治建设提供参考意见。     

“良法”与“善治”何以同样重要———国际法治标准的审思

有学者从法学理论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法治应当追求一种形式上的价值,而不适于考虑实体要求。虽然在一些国家范围内法治可以做这样的理解,但宏观来看,法治并不应仅限于形式领域,更应当有正义的追求,“法律乃公正与善良之艺术”|而就国际法自身而言,国际法体系尚处于初级的、不成熟的法律状态,不适于仅仅考虑形式,而必须同时强调良法和善治。因国际法不成体系,故追求形式法治在相当长时间内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国际法的程序不足,故树立形式法治也近于无本之木|国际法的二元体系使缺乏实体法价值的形式法治容易误入歧途。因而,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国际法治的倡导应当将良法和善治结合在一起讨论。     

论我国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赔偿程序的完善

建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制度的目标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权益,而我国当下在该制度的设计上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就程序的外在价值与内在价值而言,完备、科学、公正的程序设计不仅能够保障证券投保基金赔偿制度目标的实现,而且有利于节约“交易成本”,提高制度效率。从比较法的视角观之,我国的证券投保基金赔偿程序在公正性、科学性与效率诸方面存在着制度缺陷。     

试论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国家机关或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中,侵犯公民、法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国家赔偿责任是一种特殊侵权责任,它的构成要件不同于一般侵权责任,也有别于其它的特殊侵权责任。但是,对于国家赔偿责任究竟应当具备哪些构成要件,学者们的看法还不尽一致。笔者认为,国家赔偿责任应当具备下列四个构成要件:     

试论相对人参与行政追偿程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颁布以来,学界开始逐渐关注行政追偿及其相关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出台后使得这一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入。但是,这些探讨大多集中在实体方面,关于行政追偿程序则少有论介。即是偶尔或附带性地涉入行政追偿程序,也往往自觉或下意识地从纯实证的视角出发,将行政追偿程序置于内部行政程序的框架内,不敢越雷池半步。而行政追偿程序的这种纯内部性意味着程序功能自     

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法理审视

以法律理念的视角审视,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呈现出固有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完善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保护机制亦有其应当坚持的基本理念。这二者构成了行政相对人权利保护的丰厚的法理支撑。     

程序正义独立价值论

以实体公正为本位、忽视程序的相对独立价值常常会使实体正义的实现陷入困境,说明程序正义是具有独立价值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应该都是我国法治实践所追求的目标。     

关于程序法从新原则的几个问题

法不溯及既往是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而程序法从新原则是法谚“实体从旧、程序从新”的具体体现.现代意义上的程序不仅指司法程序,还包括立法程序、行政程序和其他法律程序.根据传统溯及力理论,程序法的溯及对象应当聚焦在“正在处理的案件”上.在具体运用层面,程序法从新主要适用于管理性程序事项,而其例外情况一般针对于实益性程序事项、实体事项和既判事项.鉴于具体案件的复杂性,我们应当加强对程序法溯及力的法理梳理和条文细化.     

国家赔偿法的宪政价值

国家赔偿法律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以宪政的产生与发展为基础,国家赔偿法是随着人类社会进入民主、法治社会后才逐步产生的,国家赔偿法与民主、宪政有着必然的紧密的联系。国家赔偿法发扬了宪政精神、体现了宪政价值,具体来说就是国家赔偿法体现了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法治和权力制约等宪政价值。     

论我国司法审查范围过窄与人权保护不力

司法审查的范围是一个直接关系到人权的问题。司法审查范围的大小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权利受保护的程度。目前 ,从司法审查的范围看 ,我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为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提供了较为广泛的保护 ,但与法治国家和民主政治的要求 ,与行政相对人日益增长的权利保护要求相比 ,还有不小的差距 ,亟待完善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