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的“转识成智”学说及其理论意义

"转识成智"是冯契建构的"智慧"说的最基本命题,指的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由知识向智慧的飞跃;它的提出是为了超越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转识成智的机制包括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转识成智命题的创新精神对于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转识成智的大学生之维

转识成智既是教师教之事，也是大学生学之为，况且教师教的转识成智，最终要体现为大学生学的转识成智。而从大学生学的角度来看，转识成智则需要着重把握如下环节：培育问题意识，开启智慧之门；有主见地自学，在学习中获得智慧；直面不确定性，在行动中生成智慧。     

冯契的实践观

实践,是冯契转识成智学说中知识到智慧的桥梁。实践,在冯契的广义认识论中,既是人的主体能动性本身,又是人的主体能动性的确证。冯契理论中的智慧,是一种能在滚滚向前的认识过程中获得的性与天道的真理性认识,即智慧是可以认识的。整个认识过程就是主体在实践活动中对感性和理性、有限和无限、客观辩证法和主体能动性等矛盾环节的不断开展与解决。冯契的实践观有三层意蕴一实践是人类向着实践目的运动的过程;二实践主体的本体论意义;三实践客体的优先性。冯契的实践观既突破了现代知识论的狭隘领域,又吸纳、改造了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精髓,是独具个性的实践观。     

“转识成智”与大学德育——兼论中国传统哲学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本文通过当前大学德育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在注重知识训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中"转识成智"思想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德育工作实现"转识成智"可资借鉴的深厚思想资源。     

论智慧及其在当代的价值

古代中西方哲学家对智慧有不同的理解,当代中国哲学家冯契对智慧的理解更具独到之处,他强调智慧使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地发展;智慧的境界是通过人的实践活动达到的。哲学家们尤其是冯契对智慧的理解对于我们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有重要价值。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以康德与牟宗三为例

康德提出了作为道德律之基础的“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 ,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公设”,而牟宗三认为自由意志不是“公设”而是真实的存在。其实 ,康德与牟宗三分别代表中西哲学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与传统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由“转识成智”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神学”,而“由智化境”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形而上学”。     

转识成智与理性直觉--冯契智慧学说述评

金岳霖对知识论的态度与元学的态度、名言之域与非名言之域的区分,把知识与智慧割裂开来,为了避免金岳霖在理论上的弊端,冯契提出了以"转识成智"为核心的智慧学说。他通过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与德性的自证,从理论上实现了由知识到智慧的超越。但由于其立足于实证主义的立场,从经验角度来处理知识与智慧的关系,从而也导致了诸多理论上的弊端,使其由知识到智慧的超越缺乏必然性与普遍性的理论保证,未能真正打通由知识通往智慧的道路。     

冯契先生的佛教观研究

冯契先生对佛教的关注,主要涉及其对印度佛教基本内涵的概括和对中国佛教主要特征的诠释这两个方面.以此为基础,通过对“转识成智”这一范畴的深入考察,冯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佛教观.冯契先生的佛教观,对其自身学术发展的影响,以及对中国哲学和哲学史的书写,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叩问生命:现代新儒家的佛学因缘

现代新儒家生命哲学对佛学的吸收与改造,主要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分析生命现象的苦与乐;直指本心而证悟生命本体;彰显“转识成智”的生命智慧。佛教原为一种化解人生痛苦和超越生死大限的宗教出世思想,而现代新儒家强调的以心性为本的主体性原则,是将生命问题由宗教信仰转变为哲学智慧的关键。以“转识成智”作为沟通现象界与真常心性的桥梁,儒、佛思想的融合与中西学术的会通也就成为了可能,既可以从哲学上说明本体与现象、心与物的关系,亦可回答生命何为这样的人生终极关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