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

德国伟大诗人歌德跳出德国的小圈子,环视他四周的各民族,广泛学习和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对于向来被忽视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歌德更是情有独钟,结缘于青春年少时,赋诗作剧,留下了脍灸人口的《穆罕默德之歌》;丰收于年届古稀时,创作出充满浓郁东方情调的《西东诗集》。歌德对东方文化所持的公正态度以及他高远的目光,即使在世界诸文明日益加深全球化的对话和交流的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意义。     

发现歌德：德国学者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研究

诗人歌德一生有50多年坚持不懈地研究自然并有大量著述,其自然研究著作和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直到19世纪末,大多教歌德学家仍然把诗人歌德与自然研究家歌德割裂开来,对其自然研究活动和著述视若无睹.20世纪初对自然研究家歌德的发现与重估,开辟了全新的歌德学视角,大大拓展了歌德研究的范围.当代学者在新的科学与文化语境中,再度关注歌德与自然的关系,多方发掘自然研究家歌德及其著作体现的思维方式.为历史悠久的歌德学注入了新的活力.     

魏玛“帝国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历史评价

＂帝国乡土服务中心＂是魏玛共和国＂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和实施机构,受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的影响,＂帝国乡土服务中心＂的工作重点集中于重建德意志的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而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存在极大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纳粹的崛起,也成为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反思对象。     

论郭沫若的歌德作品翻译

郭沫若对歌德的批评有多次的变化,考察郭沫若笔下歌德的四重形象,对歌德和郭沫若的认知是大有裨益的。郭沫若翻译了歌德的24首诗歌及诗片段,这些译诗成功的极少,但是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至今犹为一些读者喜爱。这部作品的翻译,表现出郭沫若独特的翻译风格,也是现代白话的翻译经典。     

魏玛“帝国乡土服务中心”及其历史评价北大核心CSSCI

"帝国乡土服务中心"是魏玛共和国"基于国家和民族"的政治教育的决策、组织和实施机构,受一战后魏玛共和国特殊的政治、社会局势的影响,"帝国乡土服务中心"的工作重点集中于重建德意志的国家主义和民族精神,而对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存在极大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魏玛共和国的灭亡和纳粹的崛起,也成为战后德国政治文化建设的重要反思对象。     

试论歌德创作的两面性

文章从歌德思想性格的二重性,18世纪德国社会政治背景的特殊性,以及文学史角度等三个方面,探讨歌德创作中贯穿始终的两面性问题,以对其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     

波斯帝国时期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的影响

犹太文化在波斯帝国时期深受周边文化的影响。如巴比伦文化就对犹太文化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些影响主要体现在巴比伦文化中的宗教、建筑风格、生活习俗以及姓名等对犹太文化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巴比伦文化对犹太文化的侵蚀,在很大程度上促使了犹太民族进行文化抗争和保持自己民族文化与特征的自觉,特别是促进了犹太民族文化核心《托拉》（《摩西五经》）的正典化定型。     

政治、知识分子及群众的纠结：山药蛋派的三维文化论

山药蛋派作为一个动态形成的文学流派是多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 ,政治文化 (毛泽东的新文化 )是先导、知识分子文化 (精英文化 /启蒙文化 )是中介、群众文化 (农民文化 )是改造对象 ,在解放区这一特定的历史场域和文化实体中获得了完整意义上的逻辑内涵和历史关联 ,使山药蛋派在多维文化考察中获得了深层的文化审美和创化。     

艾尔曼论中华帝国晚期科举的三重属性——政治、社会和文化再生产

把科举视为现代化的障碍是一种误识。在中华帝国晚期,科举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通过科举,帝国在政治方面再生产出了官员;在社会方面再生产出了绅士;在文化方面再生产出了文化主义和意识形态。帝制国家、士绅社会和新儒家文化被紧紧地缠绕在以科举为中心的＂教育陀螺仪＂上。通过它们的相互依存,三者维系的空间稳定存在了500年。尽管在理论上科举大门向所有人开放,但事实上如文化资源的垄断性等因素,还是把较低阶层者排除在科场之外,科举的公平、公正性被美化了。     

山河破碎之时的魏玛古典文学——文学与政治之辩证视域下的1949年歌德诞辰纪念活动

1949年在战后德国各地举行的歌德二百周年诞辰纪念活动,揭示了“零点时刻”文学与政治的复杂关系：魏玛古典文学被视为政治革新的文化基础,但仅从当下视角解读文学传统存在忽视历史反思的隐忧。在东西德,歌德的形象被赋予了不同的内涵：迈耶、卢卡契、贝歇强调歌德对社会实践的指导作用,雅思贝尔斯和阿勒文指出了纪念歌德的历史合法性问题,而托马斯·曼则将歌德视为德国统一的象征。尽管纪念活动中对歌德的不同阐释均体现了以文化代政治的德国思维,但魏玛古典文学本身所蕴含的人道主义却具有超越时间的典范性,而这正是文学在战后德国政治重建中的真正价值。     

郭沫若早期历史剧情绪表现的艺术世界

郭沫若早期诗学观中,文学的本质是“诗”,也就是“有节奏的情绪表现”,这对于理解他早期的历史剧来说,这是根本起点。本文正是试图在这样一个起点上对郭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做一个全面的理解和诠释,以“情绪”的表现为目的来解析历史剧的题材、情节、人物和结构,以图对郭沫若的早期史剧做出较为切合艺术自律的分析。     

生命的文学:郭沫若与厨川白村

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说指向对生命冲动、个性舒展和个体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的强烈关注,他以生命哲学为基点建立的"生命的文学"观在郭沫若这里得到了强烈的回应。但郭沫若与厨川白村对于"生命的文学"的具体内涵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吸收运用弗洛伊德学说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差异。郭沫若早期文学观的形成既与厨川白村的文艺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多的则是与五四启蒙思潮的共振。     

村落宗族文化的复兴及其解决对策

村落宗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历史现象。本文在探讨宗族文化复兴的原因的基础上,分析了这一社会现象所产生的社会效应,并试图提出解决宗族问题的对策。村落宗族文化在当代的复兴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根源。     

郭沫若“两极评价”的再思考

近20年来,中国学界呈现出对郭沫若的“两极评价”.这既是一个重要的文化现象,也是非常重要的学术现象,但学界一直缺乏对这一现象的深入思考.郭沫若的“两极评价”现象反映出一些研究成果的科学性不足,具体表现为主观性和片面性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立场;漠视研究对象的独特性与复杂性影响了学术评价的科学态度;割裂个体与历史的联系也影响了评价的科学性.对郭沫若的评价,既要贯彻历史主义,也要发掘其当代价值.     

郭沫若时代及其诗美觉悟

1919～1932年是新诗四时代链条上的郭沫若时代,郭沫若、闻一多是其标识诗人.这一时代的诗美创制表明了新诗从"真"到"美"的觉悟历程.     

诗人之"人"的创造--郭沫若与闻一多的诗文化比较

所谓诗文化比较首先就是进行诗人之人的比较,将郭沫若与闻一多置于诗人心灵表达的动态流程中,来进行诗学与文化学的纵横比较,以展示诗人之间在诗魂、诗情、诗艺、诗风上的文化差别.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下)

郭沫若同胡适、鲁迅一样,都是学贯中西、既往开来的文化巨人,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旗帜性人物。文章从地域文化影响导致的文化感受差异入手,认真分析了郭沫若与鲁迅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方面的不同思维方式和形成原因,以及郭沫若与胡适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方面的不同建树和深刻影响。由此得出结论,认真研究郭沫若,不仅是蜀学向新蜀学的拓展,也是国学向新国学的拓展。     

泰戈尔对我国两位翻译家的影响

在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的世界作家中,泰戈尔与易卜生、托尔斯泰、尼采、左拉等有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但国内从翻译研究的角度对泰戈尔及其作品在国内的译介和影响十分少见.本文拟对泰戈尔在中国的译介情况做一简单回顾,并分析他对中国两位著名翻译家郭沫若、冰心所起的重要影响.     

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上)

文章描述了蜀学发展的基本线索,自西汉始是指儒学在蜀地的传播,北宋以"苏学"为代表形成学术特色,晚清成为经学研究的中心,"重文史"和"崇实学"是两大鲜明特征。在此基础上,结合郭沫若的所受教育、性格养成、思维方式等,分析了蜀学文化传统对郭氏的深刻影响。     

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看郭沫若文艺思想的流变

作为郭沫若的文艺论文集,从《文艺论集》到《文艺论集续集》,涉及作者1920-1930十年间的文艺思想,通过两个论文集的比较研究,可以厘清郭沫若思想发展变化的脉络,并把握其文艺思想前后转变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