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忠实义务的界定及违反之法律救济途径

夫妻间相互忠实不仅是婚姻的本质要求,也是我国一夫一妻制的体现。夫妻忠实义务随着网恋现象的增加和＂精神外遇＂导致离婚案件的频发,夫妻忠实义务的内涵也应随之变化,立法应将构成严重危害婚姻关系的＂精神外遇＂纳入违反忠实义务行为之列。我国现行的婚姻法将夫妻忠实义务规定为夫妻的法定义务,可对权利人又否定其通过诉讼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夫妻忠实义务成为不可诉条款。本文通过对新形势下夫妻忠实义务的界定,明确了违反对夫妻忠实义务的公法、私法救济途径,以私法救济为主,有条件的承认夫妻忠实协议的法律效力,对严重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予以严厉的刑事处罚,构建私法与公法相结合的法律救济途径。     

夫妻忠实义务理论与实务维度之考量

检视夫妻忠实义务制度,不难发现,其在司法实践运行中有某些障碍,在夫妻忠实义务规定方面也存在某种缺失。为此,完善夫妻忠实义务规定,还有必要提出一些立法构想或建议,如,尽快完善相应法律规定,将夫妻忠实义务确定为离婚法定事由,尽快构建夫妻婚内民事责任机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公法对私法的适度渗透。     

论现行《婚姻法》对夫妻忠实义务法律保护措施的不足与完善

2001年《婚姻法》第四条第一次明确地规定了夫妻应当互相忠实的基本原则。但是,在我国现有婚姻法律的相关规定之下该规定没有实际的可操作性,没有建立婚内损害赔偿制度,对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共同侵权人的立法处于空白状态,对于违反夫妻忠实义务的行为的界定也不全面,这就导致夫妻忠实义务的规定形同虚设,因此有必要对之进行探讨和完善相关的法律措施。     

侵犯配偶权行为的法律规制

我国婚姻法中没有对配偶权中的夫妻的相互忠实义务和同居义务及所涉相关法律责任问题作出规定,仅分别对夫妻忠实义务和同居义务作了倡导性和禁止性的规定。文章从比较分析国内外立法经验和现实问题的角度,在深入剖析我国立法方面存在的不足的基础上,就我国婚姻家庭法如何完善对配偶权的法律保护问题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夫妻相互忠实义务法律保护的反思与完善

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夫妻间忠实义务议题备受关注,争议颇多,也曾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而暂告段落,但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忠实义务的保护不力,又一次将该议题推到前台。从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保护现状以及完善途径等角度综合分析,夫妻要求对方忠实是一种带有人格权性质的身份权,属于请求权范畴,具有对世效力。当前司法实践对其保护相当单薄,应确立损害赔偿制度加以完善。     

对夫妻互相忠实义务的法理学分析

我国婚姻法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夫妻应当互相忠实本来属于道德规范,在获得了法律的强制力的同时,该规范丧失了自身固有的道德品格。将"互相忠实"条款纳入法律,期望以此来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婚姻不忠实现象,这实际上高估了法律的作用。夫妻互相忠实条款缺乏法律强制力的保障和实施该条款的具体程序。立法者没有对婚姻法中的"互相忠实"条款作出明确的解释,人们无法准确地理解该条款的内容,这使得此条款无法得到真正适用。     

中国夫妻人身关系立法完善问题探析

2001年修正后的《婚姻法》有关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规定,仍有许多不尽完善之处。特别是对夫妻之间应当具有的一些重要的权利和义务没有作出全面的规定,内容上仍显粗糙,不能适应中国新时期婚姻家庭关系发展变化和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建议在今后修改《婚姻法》或制定《民法典》时,对夫妻的忠实义务、同居义务、夫妻生育权和家事代理权等重要内容作出相应的规定,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     

关于夫妻同居义务的立法思考

是否有必要在法律上规定夫妻有同居的义务是值得商榷的。通过对婚姻的自然与社会属性以及生活上的考察 ,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明确规定夫妻有同居义务 ,有可能给当事人带来三方面的困境 :( 1)夫妻一方不愿意同居时法律无能强制 ;( 2 )婚内强奸求告救无门和无法律依据 ;( 3)协议分居期间一方的性侵犯如何认定。要维护婚姻关系 ,关键是在立法上规定“夫妻共同婚姻生活”和“夫妻双方共负贞操”的义务     

我国应加强对夫妻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夫妻隐私权是一项主体特殊的隐私权。在我国 ,夫妻隐私权受到传统观念的挑战 ,受到“相互忠实”的挑战 ,现行《婚姻法》对夫妻隐私权的保护不力。我国必须加强对夫妻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这有利于发挥法律的指引功能 ,克服传统观念的侵扰 ;有利于维护夫妻的人格尊严和人格独立 ,发挥家庭的积极作用 ;有利于和谐夫妻关系 ,维护婚姻的稳定。加强夫妻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主要依赖于《婚姻法》的完善     

论董事之忠实义务

随着现代公司治理架构从“股东会中心主义”向“董事会中心主义”的演变,公司董事会的权限不断扩大,为了更加周全地保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各经济发达国家的公司立法都在不断强化董事的忠实义务:不得违规自我交易、不得篡夺公司机会、竞业禁止义务、禁止泄露公司秘密、不得侵占或擅自处理公司财产、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其他非法收入等,并规定了违反各忠实义务应承担的损害赔偿责任.而我国现行《公司法》对董事忠实义务的相关规定仍然十分粗陋、简略,因此,应当借鉴国外先进立法和实践经验,不断完善有关董事忠实义务的相关法律规定.     

评《叫魂》一书中的“官僚君主制”

《叫魂》自中文版发行后,一直备受国内学界好评,但作者孔飞力所提出的“官僚君主制”并未得到深入的探讨。本文对此说予以解读,并将国内学者关于此问题的研究进行梳理,借此来确定孔飞力研究的位置。两相对比,本文认为孔飞力关于此问题的见解并不早于国内学者。本文还对该书选取的案例的合适度、“政治罪”对晚期帝国统治的作用以及孔飞力“共时化”的处理倾向加以评论。     

配权监督：实现权力兼容以预防腐败的“防护网”

实现权力正确行使,防止权力腐败,必须建立健全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格、制约有效的权力制衡与监督机制。作为“科学配权”,它是新形势下党风廉政建设要求的具体工作体现,是按照建立健全科学权力结构的要求．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适度分解与平衡,形成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架构,进而实现权力的科学兼容．构筑预防腐败“防护网”。     

提高学术权力 创新管理模式——高校二元权力组合模式探析

按照教学和科研发展规律,对行政权和学术权科学整合,形成新型二元权力分离、学术权力为主的管理模式,可以提高高校运转效率.在实施中应注意:规范行政权力,确立学术权力,建立新型学术组织形式,充分发挥学术权力的作用.     

关于检察权性质的思考

关于检察权的性质,目前有行政权说,司法权说,行政、司法双重属性说和法律监督权说四种观点。它们各有特长及不足。将检察权定性为独立行政权能科学地推进检察机关的改革。     

文化:综合国力中的"软实力"

在综合国力的国际竞争中文化体现为一种“软实力”,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文化的社会整合功能是保障国家凝聚力的必备要件;第二,文化的调控导向功能是永葆国家生命力的重要因素;第三,文化的教育塑造功能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保证;第四,文化的传播辐射功能强化和延伸了国家的政治、经济以及军事的力量。     

学术系统中的权力分析

“大学精神”的失落与学术系统中的权力分配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知识本身具有权力属性,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学术系统更是存在着权力冲突。学术系统中的权力分配形式有欧洲大陆模式、英国模式、美国模式和日本模式。中国学术权力中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和行政色彩过浓,特别是一些高校内部管理中存在着学术权力的严重失落现象。要提高教学质量和办学水平,我们必须找回失落的学术权力。     

我国高校学术权力提升的研究

我国高校内部权力失衡,行政权力过强,学术权力过弱,导致大学职能异化,学术人员积极性受挫,因此,大力提升学术权力,是实现我国高校学术繁荣、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需要。论题在分析我国高校权力失衡的原因后,从大学的本质出发,对学术权力作了定位,并就如何提升学术权力进行了探讨。     

大学三种权力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学术权力、学生权力和行政权力共同构成了大学内部的三大权力系统,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呈现出不同的形态。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大学学生权力逐渐得到重视与保障,而我国大学学生权力却长期被遮蔽。今天,我国社会、大学和人的和谐发展对大学三种权力的重构,特别是学生权力的彰显提出了新的诉求。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社会权力的构成及其阶段演进特征

政治学关于权力的定义归纳起来有手段说、强制说、能力说和选择说四种,这些定义都没有揭示出权力的组织化特征,未能对“权力的构成”作出回答,难以对权力的运动和阶段划分得出理性的认识。从新的视角看,权力应该是个人或团体以组织化的方式对自然和社会资源进行强制性占有和分配,并为此建立群体认同的人类行为。权力是由利益、组织、规则三种要素构成,这三种要素之间此消彼长的过程,推动着权力沿着从最大化向最小化方向的运动。这一运动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绝对权力阶段、相对权力阶段、公共权力阶段。绝对权力阶段以组织利益与规则利益的高度重合为特征,相对权力阶段以规则利益高于组织利益为特征,公共权力阶段以非权力组织的高度发育和规则的简约化为特征,并且权力在受到最高程度的制约后(即最小化)将会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只有权力受到持续而广泛的制约,个人的发展和人类的解放才能获得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