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思考

律师的权利,是律师依法独立执业的基本保障。律师只有享有法律赋予的必要的、充分的执业权利,其“保护人权、实现社会正义”的职业使命才有可能实现。尽管我国现有立法中对律师的权利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由于立法规定的简略、笼统或不适当,导致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这些重要的权利在适用过程中阻力重重。必须在立法上完善我国律师的阅卷权、会见权、调查取证权,使我国律师在法律上获得充分的权利,以维护律师的执业形象,促进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进程。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的“辩护律师在场权”研究

赋予律师侦查讯问过程中的在场权,是侦查程序改革的关键议题之一。西方国家在"保卫人权、制约公权力"的理念支撑下,已经践行"侦查讯问程序中的律师在场权"。在相关理论与实践方面,我国均显不足与滞后,相关争议与舆情越显紧迫。立足我国国情,批判性地参鉴西方国家相关制度与实践中的普适元素,加强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为后期的制度设计、法治理念宣传、配套措施的完善及准确试点提供思维导引与智力支持,最大限度地实现法治社会中的公平与正义。     

律师在场权问题探析

侦查讯问中律师在场权是对侦查权的一种制衡 ,也是程序主体性理论和刑事诉讼中多元价值平衡的要求。律师在场权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律师在场权的内容应包括 :讯问前获得告知权、律师在场聆听讯问、向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针对侦查人员不法行为提出抗辩的权利和对讯问过程的评议权     

论律师在侦查程序中的地位和权利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体现了诉讼地位,诉讼地位的正确定位又影响着律师的权利大小.目前我国的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过低直接影响着执业的权利及其我国刑事诉讼后续阶段的控辩平衡.因此必须在刑事诉讼法中直接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法律地位和赋予律师相应的执业权利,比如律师在讯问时的在场权和调查取证权.     

律师拒证权制度之建构

在两大法系典型代表国家,律师在刑事诉讼中均享有拒证权。律师拒证权具有其独立的价值。我国现行立法在此方面存在缺陷,从建立法治秩序的需要出发,我国有必要建立这种制度。文章就如何在我国建构律师拒证权规则提出了立法建议。     

论我国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渐进式构建

律师在场权在刑事司法中具有重要价值,许多国家都对此有所规定。目前我国全面推行律师在场权制度尚存在一些障碍,因此可以考虑首先在一些不增加司法投入,不影响侦查效果的场合确立律师在场权,然后再随着条件的具备用渐进的方式推进,最终在刑事诉讼中构建全面的律师在场权,完善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护。     

刑事诉讼中律师拒证决策的博弈分析

律师具有经济学中经济主体的特点,运用经济学中的博弈学理论对律师法律行为决策进行研究具有可行性。在有律师参与的刑事诉讼活动中,当律师从被告人处获知的信息是案件的重要证据时,律师是否基于对被告人权益的维护以及律师执业权来对抗司法机关命其作证的要求,这种行为选择的过程体现了律师、被告人、司法机关三方的博弈。通过博弈模型分析表明,律师拒绝作证是其从自身利益出发而做出的最优策略;在立法中确认律师拒证权则更加具有合理性。     

我国律师性质的流变与重塑——从“本位主义”到“自由职业”

从历史角度分析,我国律师性质从非法走向合法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恢复律师制度建设以来,我国对律师一直沿用着"本位主义"的定性模式,经历了"国家本位主义""社会本位主义""当事人本位主义"三个阶段。现行的"当事人本位主义"由于依然没有破除律师的依附性,而面临着三重困境:法治信仰的失落、职业形象的恶化和职业理想的破灭。我国律师行业应属自由职业,因为律师与自由职业者的特征相契合,"自由"与法律职业精神相契合,宪法上的辩护权和平等权也要求律师为自由职业者。律师作为自由职业者的意义来源于其对"本位主义"依附性弊病的克服,其有助于律师制度性和社会性功能的实现,有助于保障公民的尊严价值。最后,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从观念层面和制度层面构建从"本位主义"到"自由职业"的桥梁。     

论律师辩护权的完善——基于新《律师法》的思考

完善律师的辩护权,对于构建控辩平衡的诉讼模式、贯彻无罪推定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实现程序正义具有重要意义。新修订的《律师法》对于律师的辩护权作了许多变革性的新规定,有助于解决实践中律师辩护"取证难"、"阅卷难"、"会见难"的"三难"问题,但仍存在若干不足与缺憾之处。修改《刑事诉讼法》时,应当在吸收新《律师法》立法成果的基础上,从明确阅卷权的范围、增加辩护律师的在场权以及规定辩护律师权利救济等方面予以进一步完善。     

刍议未成年人案件中“律师到场权”

"律师到场权"在国外刑事司法制度中早已存在,也是国际刑事司法的发展趋势。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只是规定了律师可以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并未设立这一制度。但是,鉴于未成年人的特点,在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中,设立"律师到场制度"则可先行一步。     

论律师特免权

律师拒证权又称律师特权 ,是律师权利的重要构成。随着律师刑辩的飞速发展 ,为切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 ,保障律师执业权和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 ,迫切要求建立刑辩律师的拒证权     

论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保障

在当前刑事司法中 ,切实保障辩护律师行使诉讼权利是实现其辩护职能的前提和基础。本文结合立法和司法实践 ,就律师的会见权、阅卷权、调查取证权、辩论权和律师执业权益诸方面 ,探讨如何加强对辩护律师诉讼权利的保障 ,以期推动我国刑事诉讼进一步民主化、制度化。     

透视与反思：侦查阶段的律师帮助权

律师帮助权是广义上的律师帮助权,主要包括犯罪嫌疑人有被告知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为被逮捕的犯罪嫌疑人申请取保候审、与辩护律师的会见交流权、侦查讯问时律师的在场权、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阅卷权、证据调查权及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随着两大法系的逐渐融合,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逐渐国际化,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关于犯罪嫌疑人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国际保障标准。     

论律师在场权

了解律师在场权制度的概念以及国外立法概况,并在此基础上论述律师在场权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的价值取向,探讨律师在场权制度的设置、实现和保障机制,对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是有益而必要的。     

司法大数据证据运用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困境及其化解路径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大数据证据在侦破犯罪等方面的独特优势,令其应用已然成为刑事司法实践中无法回避的环节。同时,大数据证据的运用也使得律师的有效辩护面临挑战,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大数据证据的应用对律师阅卷权、质证权、取证权等传统权利造成冲击,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和可能性被不断压缩和降低;另一方面,大数据证据算法运作过程的不可知引发了“算法黑箱”“算法歧视”“算法失灵”等问题,加大了律师的有效辩护难度。针对于此,有必要从有效辩护的前提、重点、保障入手,增加控方数据开示义务以保障律师全面而有效阅卷;合理改造律师对大数据证据的质证、取证思路以实现有针对性的有效辩护;赋予控方有限度的算法公开义务以确保律师在知情前提下实现有效辩护。     

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探究--以律师阅卷权为角度

辩护律师享有的核心权利是辩护权,而阅卷权则是辩护权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律师了解案件相关信息和获得证据的重要途径。作为公权力的司法机关掌控享有所有的案件信息,律师只有通过与司法机关交涉才能获得充分的案件信息,也才能充分享有阅卷权。探讨律师阅卷权的司法现状,也不失为一种探究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关系的角度。本文就从律师阅卷权这一特定角度出发,通过展现律师阅卷权的现状、分析原因及完善律师阅卷权制度三个方面,来探究律师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     

越南律师在场权制度对中国的启示

中国在确立律师在场权制度的问题上仍存在较多顾虑.而在司法环境和基础条件与我国相似的越南早已引入律师在场权制度并在司法实践中运行多年,其经验和教训可以给我们一定的启示.为解决刑事侦查阶段所存在的一些问题,中国有必要构建律师在场权制度.     

论征税权宪法控制的内涵及必要性

征税权是国家取得税收收入的权力,包括征税立法权和征税行政权.国家征税的过程,是将人民的私有财产转归国家所有的过程,其实质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侵犯".在国家权力体系中,征税权是最需要宪法控制的公权力.征税权宪法控制,是指宪法提供征税权控制的基本原则、确立征税权控制的基本方式、明确征税权控制的根本途径等方面的内容.征税权宪法...     

美国公司背景下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适用标准研究

为了促进委托人和律师充分且深入地交流一切案件信息,委托人与律师之间的交流内容受到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保护。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存在很大争议。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存在普遍适用标准、控制群体标准、事项标准以及其他标准。事项标准与控制群体标准相比扩大了受律师—委托人特免权保护的员工的范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厄普约翰案对由公司享有的律师—委托人特免权的适用标准作出了判决。厄普约翰案为由公司享有适用律师—委托人特免权奠定了基础,但是该判决并未彻底解决适用标准存在的争议。     

律师在场权本土化的理论反思

侦查讯问阶段的律师在场权作为扩大被追诉人辩护权和遏制刑讯逼供的制度保障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律师在场权的固有特征和内在原理决定了其要受到一系列要素的制约和限制。首先,在保障供述自愿性的意义上,沉默权是律师在场权的权利基础和逻辑前提,沉默权的缺失势必会影响其效能的发挥。其次,我国刑事审判前程序中裁判权缺失的诉讼格局影响着律师在场权的实施,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讯问的固有特征和律师的现实地位也阻碍着律师在场权遏制刑讯逼供的效能发挥。再次,巨大的口供依赖和口供补偿机制的匮乏,使律师在场权面临着被规避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