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物”“情物”“孤物”“活物”——钟惺、谭元春的诗歌理论述评

钟惺(字伯敬,公元1574年——1625年)、谭元春(字友夏,公元1586年——1637年)是晚明风靡诗坛的“竟陵诗派”的创始人。他们论诗“另立深幽孤峭之宗”,一时间,“闻者皆为所摄”,“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他们评点的《诗归》问世之后,曾令纸贵一时,人们“家置一编,奉之如尼丘之删定”。其影响达“三十余年”。然而,清代以后,对钟、     

竟陵派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

明代钟惺、谭元春的小品文是古代散文的精品,也是竟陵派作品的代表。钟惺、谭元春的小品,以独到的审美趣味和精致的审美形式,一反传统的审美路线,显示出独特、新颖、超前的审美意识。透过钟惺、谭元春小品解读其审美意识,主要表征为以审美理性激发性灵意趣,在行文、音律及结构体式上贯彻了审美理性的"幽深独至"。钟惺、谭元春小品的审美理性是中国文学审美意识积累的必然结果,它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学审美作出了历史贡献,而且对于推进当下文学审美意识的自觉也具有积极的启悟意义。     

试论钟惺的诗歌理论与创作

综观钟惺诗论,已隐然有着完整的体系且见解深刻。如在本质论的认识上,传统的“性倩说”是种从表达和描述的对象上来界定的初级本质论。钟惺在此基础上,从历史和哲学的层面上从识到了“审美性情”这种较为高级的诗歌本质论。其诗歌创作以独特的“幽深孤峭”的风格在明末诗坛刮起了一阵竟陵旋风。但相比之下,其诗歌实践与理论有相当大的偏差。本文试从社会和个人诸方面探讨产生这种偏差的原因。     

“美耻同归谗独受,此中真赏在孤行”——从《诗归》看钟惺、谭元春的艺术鉴赏观

钟、谭艺术鉴赏理论,是植根于明代大量艺术鉴赏实践的丰厚历史土壤中的一株奇苑。它既得惠于钟、谭深明画理、精研诗术的鉴赏实践以及较为湛深的艺术修养,同时也深受老、庄特别是佛教禅宗的哲学思想的浸润。 钟、谭汲取老、庄和佛教禅宗的哲学思想,企图通过“心斋”“静悟”、“坐忘”等内心修养和自我观照来求得所谓“寂悟”,并将其广泛地用于《诗归》的评点之中。与他们把“心静”作为创作的首要条件相一致,他们把这种“寂悟”作为艺术鉴赏者深入古人诗歌境界的便门。剔除其中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糟粕。我们仍不难发现,其大旨不外是要鉴赏者摒弃尘俗中的一切杂念,以自己空明虚静的心境求得与古人的诗境相融合,从而达到汇通古     

一朵孤花 墙角明如许——龚自珍的“尊情说”述评

“尊情”是龚自珍论诗的核心,是他在批判封建“衰世”的“少作”遭到卫道者围攻后,对“情”与诗的古训反思的结果,其间有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孕育过程。其内涵包括写真情、显个性及“受天下之瑰丽而泄天下之拗怒”三个方面。尊情即尊重自我,尊重人,在思想上表现出反理学的精神及朦胧的个性解放要求,对传统的“个性论”是个突破,也与“温柔敦厚”的诗教大异其趣。它对明清进步诗学观念有所继承,又与之有所区别,在鸦片战争时期独树一帜。虽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瑕不掩瑜。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钟惺”条辨正

钟惺条在《中国大百科全书》中是一个中型条目,全文约一千七百字。笔者近年参加点校《钟惺集》的工作,对条目中若干说法不无疑惑,仅草此文以就教于撰稿人及广大读者。     

明代中后期朱淑真诗词的接受与批评——以杨慎、钟惺为中心

朱淑真是宋代以来与李清照并称的著名女性诗人,著有《断肠》诗词传世。朱淑真生前虽文名不甚显赫,但后人对她评价在不断地提高,从"区区宋之能文妇人"到"千秋秀阁填词祖",其文坛地位亦从南宋的边缘化上升至清代的"一流人欤"。由于批评立场以及文学审美观念的差异,朱淑真备受赞赏的同时也遭受着来自礼教道德方面的批判。本文拟通过三个部分爬梳宋至明末朱淑真及词接受的不同向度与本末源流,剖析明代中后期朱淑真接受中所产生的问题,力图还原不同文学思想对朱淑真接受程度之真实影响,从而明确她在文学史上逐步走向经典的过程。     

诗为“活物”─—竟陵派文学鉴赏理论探析

诗为“活物”─—竟陵派文学鉴赏理论探析曹红祥明代文坛，流派纷呈。竟陵派（代表人物钟惺、谭元春，湖北竟陵人）在明末独树一帜。钟惺首次提出诗为“活物”的全新命题，大大推进了古代文学鉴赏理论的发展。诗为活物的观点本是针对《诗经》而言的，是钟惺在对《诗经》的...     

“意境理论”与“典型理论”述评

在艺术领域内,“表现”与“再现”一般说来是两种不可缺少的因素,二者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融合与统一,而不是相互对立彼此割裂。在人类艺术创作实践中,艺术对具体的“掌握”、“反映”,一般地体现为对客体的艺术“再现”。而艺术对具体的“肯定”、“观照”,一般地表现为对主体的艺术“表现”。单纯的“表现”或“再现”是不存在的,表现艺术是不能脱离再现艺术而孤立存在的;同样,再现艺术也不能排斥表现艺术而单独生存。如果说,在艺术领域中,“再现”是“表现”的基础,那么“表现”则是“再现”的升     

“至情”与“情情”——杜丽娘、林黛玉的情感世界

《牡丹亭》和《红楼梦》可谓是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璀璨双珠,都是以“情”为核心的伟大著作。杜丽娘和林黛玉分别是作品中典型的至情女性代表,她们蔑视专制的淫威和礼教的桎梏,共同以情为生命的救难方舟,倾其一生诠释着真情：前者历经生死奇幻,突破情路上的重重障碍,一路高唱着人性的欢歌;后者则任霜剑相逼不改初心,为心为情倾尽血泪至死不渝,至终悲吟着诗人的葬歌。将从情之天下、情之历程和情之归宿三方面来探讨杜丽娘和林黛玉的情感世界,对比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压迫下同样至情女子散发的不同魅力,并探讨各自的作者在其身上赋予的情之内涵。     

艳冶风情天与措——浅议“情有所钟”的欧阳修词

欧阳修自谓＂情之所钟＂,这个＂情＂不只是儿女情,而是＂与物有情＂,以多情之心体验生活,感受生命跳动的节律。欧阳修的词深化了表现儿女情愁的传统题材,还表达了对人生有限的无尽思考和对朋友亲人、自然山水的无限深情,流露出厚重的、发人深思的自觉的生命意识。欧阳修在创作实践上已经在无意识中逐渐模糊了词与诗、文的界限,为苏轼＂以诗为词＂,在词坛上指出向上一路奠定了基础。     

弗洛姆“爱”的理论述评

人性、异化和爱是弗洛姆人本主义思想的三个基本问题，而爱的理论则是弗洛姆人本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和归宿。弗洛姆把“爱”看成是消除和克服人的异化，医治资本主义社会病态的“灵丹妙药”。考察和分析弗洛姆关于爱的根源、爱的本质、爱的要素和爱的能力等思想，我们不难发现：一方面，弗洛姆“爱”的理论中包含着合理的成分，其中有可资借鉴的价值；另一方面，这一理论又是不切实际的，具有抽象性和阶级局限性。     

苏曼殊诗歌的“情”“佛”冲突及意义

本文在中西文化交汇的背景下,对苏曼殊诗歌中炽烈爱情与佛门戒律之间的冲突及其引发的灵魂深处的痛苦,作了较为详尽的展示,并由此凸现出了苏曼殊诗歌所具有的现代特征。     

论清初遗民僧的“至情”与“疑情”

中国诗歌史上反对“温柔敦厚”诗教的言论不多,明清易代之际却出现了突破情感规范的“至情”思潮,遗民僧在其中最为激进。他们要求诗歌有强大的感情力量,既与儒者遗民不同,更与传统僧诗大异。究其原因,遗民僧以入世济众为宏愿,将人世悲欢视为证道之具,将强烈的情感体验视为度化众生的必经之途。曹洞宗觉浪道盛一派甚至肯定极端感情,视“怨怒”之诗为天地生机。他们将“怨怒”与禅宗“疑情”联系,要求冲破精神困境的猛烈能量。遗民僧试图通过释放个体能量激活社会生机,突破古典文学的秩序想象,可称为中国文学思想史上重情论的巅峰。     

“诗缘情而绮靡”——论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陆机(公元261—303)的《文赋》被誉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完整而系统的理论专著,他在比较各种文体特点时所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说在古典诗学理论史上更具有特殊的意义。虽然《文赋》本不是主要论诗,但这一命题的提出,却“使古代诗歌理论发生了划时代的变化,中国诗歌美学自此开始熠熠生辉”(陈良运《诗学·诗美·诗观》)。本文也拟从这一命题出发,探讨一下陆机的诗歌美学思想。     

“情僧”·“情悟”·“情不情”——曹雪芹的情禅观论略

本文提出了曹雪芹的情禅思想,分析了情禅的本质特征、审美意向和认识论意义及其产生的文化契机和思想背景,并将它与王阳明的“阳明禅”加以比较。文章认为,曹雪芹以禅治情,将情禅意化,具体以贾宝玉的“情僧”形象和“情不情”境界展现出来。情禅是对情的本然形态的内觉体认,它作为内心自我调节机制可以满足个体生命对情感的形而上需要。情禅不但表现了对人类情感命运的终极关怀和本体思考,而且昭示了情感追求的历史必然性和内在超越性。     

自然界的“钟”

鸟“钟”在中美洲的危地马拉,有一种第纳鸟,它每过30分钟就“唧唧喳喳”地叫上一阵子,而且误差只有15秒。因此,那里的居民就用它们的叫声推算时间。虫“钟”在非洲的密林里,有一种报时虫,它每过一小时就变换一种颜色。在那儿生活的家家户户就把这种小虫捉回家,看它变色以推算时间。驴“钟”我国黄海中有一小岛,那里的驴能报时,它每隔一小时就“嗷嗷”地叫一次,误差只有3分钟。树“钟”南非有一种大叶树,它的叶子每隔两小时就翻动一次。因此,当地居民给它取名为“活树钟”。     

自然界的“钟”

鸟“钟” 在南美洲的危地马拉，有一种第纳鸟，它每过30分钟就“叽叽喳喳”地叫上一阵子，而且误差只有15秒。因此，那里的居民就用它们的叫声推算时同。     

清“北随园”边连宝诗歌刍论

边连宝,清中叶重要诗人、学者,与大诗人袁枚齐名,并称＂南北随园＂。其一生困顿穷苦,有志难酬,故其诗记录了一个落魄文人悲苦辛酸的人生历程,它是中国古代失意知识分子的一部心灵史。在艺术上,＂北随园＂诗呈现清寒孤冷的抒情风格,在意象上,注重选取凄冷萧索的意象群,从而显示出与所谓＂康乾盛世＂不和谐的音调,为清代诗坛注入了别样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