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边境地区和境外诸国的阿卡人及其与哈尼族的历史文化关系

今天主要分布在云南边境地区和境外东南亚各国的阿卡人是历史上从哈尼族群体中分化出来的支系。国外学者多喜欢用阿卡人这个称谓来称呼这些群体,一些国家还把他们列为与哈尼族并列的单一民族。而我国和另外一些国家则把他们看成是哈尼族的支系。那么,他们与哈尼族到底是同一个民族还是两个不同的民族呢?作者认为,他们在文化习俗方面与哈尼族非常近似,如果要强调他们中的共同之处的话,把他们看成是同一个民族的两大支系也未尝不可。     

民族区域自治角度看“族群”

族群问题,是理论界一个非常热的研究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学术界开始了对＂族群＂的研究,＂民族＂和＂族群＂之争愈演愈烈。这种类似于百家争鸣的学术争论,有利于我国相关学术理论的发展。那么,在民族区域自治角度下该如何看待＂族群＂问题呢,本文做一浅层探讨。     

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

二战以后 ,东南亚华人的国家认同 ,逐渐从认同中国转为认同于当地 ;其族群认同也从认同于中华民族转为认同于华人族群。各国华人的族群规模、经济实力、凝聚力 ,以及当地国政府的华人政策的不同 ,其华人族群认同的发展过程和走势也各不相同。但总体趋势是融合于当地社会 ,或作为族群之一构成当地国家民族的组成部分 ,或是同化于当地主体族群。他们作为东南亚人 ,在今后很长时间中仍将保持强弱不等的华人族群认同的意识。     

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反思

学界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争论缘由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全球化,国际学术的跨文化交流,出现本土知识与世界其他知识对接或对话问题;另一步面,由于整个国家及世界话语情境的变化,旧的知识需要批判与反思,新的知识体系需要被重建.汉语的＂民族＂概念已经固化和内化,不能与＂族群＂概念随意置换,更要避免在实际应用中对＂民族＂和＂族群＂概念进行过度泛化.汉语中强调＂民族＂概念是为了始终体现国家建构的历史文化过程.     

中国未识别民族文化权利保护——以湖南省沅陵县"瓦乡人"为例

国家意志是民族区分的显性要素,文化意志则是族群划分的天然标尺.由此,在族群和民族划分的过程中就出现了国家意志和文化意志的分野,从而造就了"未识别民族"作为一个特殊族群存在的事实.国家意志作为一种强势标准,使得民族概念往往会掩盖以文化意志作为尺度进行实际划分的族群概念,其结果就是一些具有相同文化传统的族群被强行划分为不同的民族,从而使其文化权利没有得到正确的认识和应有的保护,这正是本文问题思考的起点.本文以湖南省瓦乡族为例,以点带面,旨在唤起公众对未识别民族的关注,呼吁更多学者重视未识别民族的文化权利保护研究.     

说布依话的“水族”

在贵州省的盘县,有一说布依话的所谓水族文化群体。其民族成分是20世纪50年代他们自己认定的。这是处于边缘文化状态中发生的＂文化漂移＂现象。本文从实际的田野调查中表述了它们的基本文化状态,解读了它们文化的布依族性质,以及文化的边缘性质。研究了其＂文化漂移＂的基本原因以及盘县说布依话的所谓水族的文化边缘性。     

公共知识：“文化族群”/“国家民族”与公民

在国内人类学和民族学领域内,有关民族、族群与国家认同的讨论由来已久,争议颇多。对这些讨论进行梳理可发现,讨论大都以西方知识谱系为论据,生产出新的知识,其中有关＂文化族群＂与＂国家民族/现代民族＂的分类知识,呈现出一种有意思的变化：不再囿于二者区别的讨论,转而讨论一个新的知识点——公民认同。将以上讨论放置在文化、社会与国家的知识谱系中,有助于我们理解诸种知识的关系,也有利于为公共知识提供良好的基础。     

“民族”的概念不容任意曲解和利用

针对长期以来民族学界对＂民族＂＂、中华民族＂和＂56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关系的争论,从逻辑学的视觉对它们进行辨析,揭示了＂民族＂这一概念所具有的多重含义的原因,并对当下有的学者因曲解或利用＂民族＂概念大谈＂民族意识＂并鼓吹＂去民族化＂的观点进行了质疑。     

马来西亚的“新经济政策”与华人经济

一、“新经济政策”的产生与实质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南亚各国纷纷取得了政治独立,之后,它们都面临了如何摆脱殖民地经济结构,建立独立民族经济结构的任务。而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它们也都面临了如何对待华人经济的问题。东南亚各国的统治阶级是一些经济地位比较薄弱的资产阶级。它们出自本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他政治目的,多半都曾对当地的华人经济采取程度不同的限制政策和排斥政策(新加坡例外)。其中,马来西亚统治阶级对当地华人经济所采取的限制政策较为严厉也较为持久,这体现在众所周知的“新经济政策”。     

想象“他者”：中老边境地区排角人的身份建构与族群认同

生活在中老边境地区的排角人是一个跨境而居的人口较少族群,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识别为哈尼族。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人口较少民族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力度的加大,使得一个族群身份和族群意识本来较为模糊的群体开始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来拒斥国家已经划定的民族成分。他们通过制作大鼓、更改族称以及递交申请等社会动员与村寨实践,力图通过与国家的对话和协商来获得人口较少民族基诺族这个"想象的"族群身份。我们的研究将说明,地方族群为了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源和族群利益,充分利用其社会、文化和象征资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族群身份建构的运动中,从而形塑族群的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     

湘西苗族大学生人格特征的测验研究

本文用《卡特尔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研究了湘西苗族大学生的人格特征。研究结果表明 :1 苗族大学生是一个具有鲜明人格特征的群体。 2 在苗族大学生内部 ,其男大学生和女大学生都具有不同的人格特点。 3 苗族所具有的历史文化传统、风俗习惯 ,苗族大学生所处的自然、社会环境 ,以及苗族大学生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形成苗族大学生人格特点的主要原因     

苗族妇女服饰色彩的审美性

我国西南地区的苗族妇女服饰是苗族意识形态的物化形式,体现了苗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其形式与内容高度统一,服饰风格多样,色彩斑斓,色彩关系丰富而有序。服饰色彩与材料肌理交相辉映,色彩与声音互为烘托,使苗族妇女的服装动感十足,别具一格,是苗族妇女智慧的象征,其错落有致的色彩配置,既有古韵,又具有现代借鉴意义。     

妙——似道之象

“妙”是道家文化精神的产物。“妙”的事物或空灵、或玄远、或精微，其感性形式总与道的某些特征相似。因而，所谓“妙”，应该就是一种似道之象。     

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

以往学术界对＂苗族古歌＂的研究重在＂外部＂,诸如叙事艺术等＂内部研究＂几为空白。该文以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苗族古歌通解》文本为基础,运用叙事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对苗族古歌的问答叙事形式进行了研究。文章认为问答是苗族古歌的基本叙事结构;总结了苗族古歌的五种问答叙事形式——一问一答、一问多答、多问多答、自问自答和否...     

“保护”与“创新”、“引进”与“输出”相结合，大力提升文化软实力

一个国家的崛起,在于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而综合国力的提升,在于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只有硬实力和软实力协调发展,国家才有可能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大力发展文化事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是增强综合国力的需要,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是满足人民大众日益增长的精神生活需求的需要。提升文化软实力,应该处理好“保护”与“创新”、“引进”与“输出”的关系。     

论坚持“举国体制”的历史自信

以新中国体育事业发展的历史事实为依据,以坚持和充分发挥"举国体制"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独特优势为基础,以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以更加自觉地认识、把握和运用"举国体制"的历史为准则,提出了当代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必须坚定"举国体制"的历史自信.     

“五四”精神与当代大学生责任意识关系研究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正处于挽救民族危亡的关键时期,当时的青年人出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强烈的责任意识,勇于承担起民族解放和独立的社会责任,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今天,中国社会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应谈将“五四”运动倡导的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五四”精神内化为自身强烈的责任意识,并以责任意识为理念,勇于承担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和时代任务.     

台江县苗族婚姻习俗与强奸罪冲突问题调查与思考

未成年人性犯罪问题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而未成年人犯强奸罪作为一种严重的性犯罪,是要受到刑法的严厉罚处的。文章作者走访了黔东南台江苗族地区,调查当地苗族未成年人犯强奸罪的案例,不难看出许多未成年的强奸案件是发生在婚姻传统习俗的“游方”中或者早婚中,与幼女发生性行为而导致犯罪。从对案例的分析可以看出当地未成年人强奸案有其特殊性。文章以文化为视角,准确“度量”出国家刑法和苗族婚姻习俗在处理此类犯罪案件时需要的“必要的张力”。     

中国梦与大学生“共同理想”教育

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也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有引领全体中华儿女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使民族复兴的中国梦成为每一个人的共同追求,才能有效凝聚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打牢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思想基础.实现中国梦,需要在全社会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重点应在大学生中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教育.     

音乐制度与法律关系辨析

音乐是有规则的震动产生的声音或者乐音,能够提供人类听觉上的享受,用以表达人类的情感,是一种抽象的灵动的艺术.法律是一种公平规则,一种社会规则,以正义的存在作为存在基础.法律由一个国家制定再认可,规定了当事人的权利与义务,同时法律这种社会规范是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如此看来,法律与音乐处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法律是严肃理性的,而音乐是飘渺变化的.如果将音乐与法律“融合”在一起,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概念能产生什么样的“化学变化”呢？是琴瑟和鸣地奏出高山流水袅袅余音还是导致一种无奈的最终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