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民事定性——兼评76号指导案例

新《行政诉讼法》及76号指导案例公布以来,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再次呈现巨大争议。基于合同定性标准的有效性及适用性,法国采取的合同主体、合同目的及行政优益权标准不宜作为我国出让合同的定性标准,出让合同的性质应以德国采取的合同标的标准判断。出让合同以创设用益物权并取得对价为内容,可根据双阶段理论与前阶段的行政许可区分开来,具有民事定性的合理性。而且,将出让合同定性为民事合同在出让合同纠纷解决、受让方权益保护、法律连续性保持以及民法典制度完善方面具有优越性。在原两审法院未明确出让合同性质的情况下,76号指导案例提炼出出让合同属于行政协议的裁判要旨脱离了原案事实和裁判本意,有超越司法适用权限之嫌。     

试论我国行政合同的性质及司法救济制度

关于行政合同的性质,理论上众说纷纭。虽然我国现行合同法没有将行政合同纳入其中,但现实生活中行政合同的大量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司法实践中,人们更多地从民事合同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行政合同,导致对行政合同的审理出现严重偏差。当务之急应制定行政合同法律规范,建立符合我国实际的司法救济模式,以正确处理行政合同纠纷。     

关于商品房认购书的有关法律问题

商品房认购书是以格式条款的形式订立的独立的合同,它与商品房买卖(预售)合同的关系是预约合同与正式合同的关系。双方当事人的主要义务是在其约定的期限内诚信谈判以最终订立正式合同。认购书所设定的定金既具有立约定金的性质,又具有履约定金的性质。对定金罚则的适用,应以当事人有无过错为依据。     

论中国合同准据法选择方式的完善——以当事人默示选择为分析视角

合同准据法选择中当事人默示选择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合同领域法律选择的体现,由于各国各学者对于当事人默示选择的含义认识有所不同,导致对当事人默示选择的性质及其适用均有所偏差。通过分析正确的默示选择的真实含义,在此基础上审视我国对合同准据法选择方式的一系列法律规定,进而提出完善的措施。     

对行政合同性质的认识

行政合同作为一种较为新颖而有效的管理方式已为现代国家所普遍采用。行政合同的有关理论问题已越来越为学者所重视,本文主要对行政合同的性质作了初步的讨论。笔者认为行政合同的性质具有行政性和合同性两个方面。     

国际金融衍生交易协议法律性质和效力初探

国际金融衍生交易实践的迅猛发展给法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在整个金融衍生交易法制中,对场内交易问题已有初步的规定,而场外金融衍生交易方面则是一片完全未开发的处女地。场外交易的当事人之间要通过谈判来确定他们之间的交易规则,即交易契约,因而交易契约在场外交易中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通过对赌博合同、保险合同、金融衍生交易合同这三种合同的比较分析,指出金融衍生交易合同实质上具有射幸性质,明确这一性质的目的乃是为了解决金融衍生交易合同在中国民事法律层面上的合法性问题。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的功能、性质和制度完善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具有制约功能、补充功能和补偿功能。就其性质而言,我国的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因其补偿项目的不同,分别具有补贴、制裁和法律制约的性质。补偿金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没有考虑劳动合同是否有持续性;二是对劳动合同变更制度考虑不足。应根据合同的性质和时间确定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要求;对解除或终止无固定期限合同给予经济补偿,对固定期限合同的终止则不予补偿;此外,还应赋予用人单位更大的用人安置权。     

格式合同价值冲突之理性分析

格式合同自问世以来在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快捷和效率的同时,对社会公平正义价值的负面影响也日趋严重,格式合同制定方往往凭借其优势的经济地位,在合同中规定不公平条款,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导致格式合同价值冲突的内因是传统合同自由原则的缺陷。在现代合同自由理论下,格式合同的价值取向应当是公平正义。     

行政、事业单位“三用”合同人员劳动法律关系探讨

目前在行政、事业单位中存在雇用、聘用和派用三类合同人员的选任和监督失控,他们也因合同性质不明确、实体权益和诉讼权益保障缺位,鉴于＂三用＂合同人员的特殊性,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事业单位＂三用＂人员管理办法》,将其界定为＂劳动者＂,对他们的合同性质、选用与监督机制、权益保障作出具体、明确的规定。     

论合同解除的损害赔偿

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因违约解除合同并不影响非违约方行使损害赔偿请求权,但对于因违约解除提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性质和范围,合同法并无明确规定.对此,无论学理上还是比较法上均存在着可得利益范围和信赖利益范围的分歧.根据违约解除溯及力的规定及其理论,继续性合同解除原则只向将来发生效力,合同解除损害赔偿范围也应根据合同的性质和种类确定,非继续性合同解除有溯及力,其损害赔偿的范围为信赖利益的损失;继续性合同解除原则上无溯及力,对解除前已经履行的部分,其损害赔偿的范围为履行利益的损失;对未履行的部分,其损害赔偿的范围为信赖利益.     

建设工程合同并入承揽合同是契约精神的理性回归

建设工程合同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要求对其规制符合意思自治和法治原则,应当将建设工程合同并入承揽合同.理性回归契约精神.私法自治和国家强制之间具有天然的鸿沟,国家强制主要体现为法律管制,无论是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违反法律之强制性规定均不完全导致合同无效,其在立法和司法中均有大量例外,以最大限度地维持私法自治.建设工程合同的主体、缔约方式、转分包、合同变更和转让、任意解除权、承包人留置权等制度,合同法均不应规定有别于一般承揽合同的特别限制.契约自由并不排斥政府对建设工程进行适当有效的管制,这些管制通常属于取缔性规定,而不属于效力性规定,应受行政法调整与合同的效力无关.     

论承租人破产时融资租赁合同的解除权

对于承租人破产时双方均未履行完毕合同适用破产管理人解除权规则的标准,“合同实质性目的”说无法为担保性质的融资租赁合同提供有力解释,故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合同当事人的不同交易情况,考量适用解除权规则是否损害出租人于对待给付的期待利益。出租人享有基于承租人根本违约产生的法定或约定解除权,是承租人破产时破产管理人解除权规则中的应有内容,有利于避免破产管理人单方享有合同解除权对出租人合法权益的损害。对出租人享有合同解除权的排除应当仅限于涉及企业存续、保证破产程序正常进行的融资租赁合同。     

电子合同纠纷特别管辖权的确定

以互联网为技术背景的电子合同,特别是“网上履行”电子合同,因其无纸化、电子化以及无物理履行的特点,使得在对电子合同纠纷引起的诉讼确定管辖权时,给传统的合同特别管辖规则的适用带来困境。在互联网环境下,电子合同特别管辖规则仍有其适用的空间,其重点在于根据合同交易对象的特征及在交易中的作用,确定其交易性质,兼顾各方诉讼利益,在网上信息传送地、接收地之间寻找到正确的连结点,以完成传统合同特别管辖规则在电子合同中的调适。     

论电子合同的效力

电子合同是一种无纸化的环境,是当事人之间通过电脑与电脑之连线,以电子网络化方式从事的商业交易活动为内容的明确双方权利义务的协议。与传统合同法律效力的规则相比,电子合同法律效力的规则如主体资格、要约效力以及点击合同的性质等,需与其独特的形式相适应,电子合同在体现效率价值的同时也必须体现平等、安全的价值。     

合同法定形式效力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

《合同法》在合同形式方面做出了许多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规定 ,但由于对法定形式的法律性质和效力缺乏明确规定 ,引起法学理论和审判实践上的诸多不同理解和做法。借鉴国外的有关规定 ,补充规定“缺少法定书面形式的合同无效” ,修改第三十六条的“合同成立”为“合同有效” ,删除第四十四条关于批准、登记生效的规定 ,使我国合同形式的法律趋于完善成为必要。     

略论合同诈骗罪之"合同"——以民法学理论为视角

自刑法典将合同诈骗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后,合同诈骗罪的相关问题一直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探讨的热点。尤其是有关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范围、形式及效力等问题,已成为争论的焦点。研究此问题,首先要确立民事法律中合同的相关理论的研究基点。以此为基础,可以明确民事法律上之"合同"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逻辑关系,即前者的外延大于后者。根据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前述宏观范围,可推知其微观范围。另外,应肯定合同诈骗罪之"合同"可以以合同法所规定的任何形式存在,这一观点符合了刑法对合同诈骗罪的立法目的。关于合同诈骗罪之"合同"的效力问题,关注的学者不多,但其是一个在处理合同诈骗罪的相关法律问题时应当有所涉猎的问题。     

合同有效与合同生效辨析

我国《合同法》第44条"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的规定是有缺陷的。合同有效和生效作为两种不同的合同效力形态,至少存在两点区别:(1)在构成要件上,合同生效不仅包括合同有效要件,而且还应包括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生效条件或期限成就这一要件。(2)在具体内容上,合同有效,只产生保护效力和救济效力,不产生履行效力,其效力是不完整的;而合同生效,不仅产生保护效力和救济效力,而且产生履行效力,其效力是完整的。当然,合同有效和合同生效也有一定的关联,因为只有合同有效成立后才谈得上合同生效。合同生效对应于合同的未生效,合同生效是合同有效的下位概念。     

论医疗服务的公共属性和社会属性

本文运用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基本原理分析了医疗服务的性质。纵观我国医疗服务体制改革的有关政策措施,总体上缺乏对医疗服务的性质的明确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医疗服务政策从指导思想到具体规则的种种问题,同时更导致了医疗服务实践既缺乏效率也缺乏公正。本文通过对医疗服务性质的分析,论证了医疗服务的一部分属于公共服务,另一部分属于社会服务。     

信任法理的生成、发展及对我国法的启示

信任法理是我国公司法、信托法上忠实义务制度的法理基础.信任法理存在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信任法理的适用范围.适用范围的界定取决于信任法理所存在的社会基础即信任关系的性质.人们对于信任关系性质的理解经历了从道德伦理性到合同性的变迁.而信任关系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其内部当事人之间的裁量权的授予.第二,信任法理的适用方法.信任关系的长期性、专业性、复杂性使传统型的法律适用方法适用困难.对此,“公司=合同理论”以及“关系合同理论”从不同角度提出了各自的建设性的方案,但都还未能使问题得到根本的解决.信任法理的发展在法律适用的弹性化、信息问题应对的制度设计、法律解释的技术等方面对我国法产生有益启示.     

论合同效力的扩张

工业革命和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 ,使现代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发生巨大改变。为了协调各种新型社会矛盾和冲突 ,立法者开始注重道德规范的调整作用 ,从而使诚实信用原则在协调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方面的作用得到强化。合同效力扩张的“原动力”是诚实信用原则。合同效力扩张不仅表现为合同效力范围的扩张 ,而且表现为合同效力内容的扩张。并结合传统合同法理论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 ,对合同效力扩张的各种表现进行了具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