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中国女性省际婚姻迁入的逐步回归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众所周知,自从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省内和省际迁移（包括城乡间、城市间及乡村间）日益频繁,学术界对迁移和流动的讨论也十分活跃。有关迁移动机、迁移的选择性、迁移人口的特征以及迁移、流动对城乡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已多有论及。但是,以往的研究比较重视男、女劳动力以务工经商为动机的迁移和流动。相对而言,对以婚姻为动机的迁移（本文简称为“婚姻迁移”）的研究则稍嫌不足。以婚姻为动机的迁移者多为女性,与其它迁移不同的是,婚姻迁移是一种与自然性别关系（ｓｅｘｒａｔｉｏ）和社会性别关…     

浙江省迁入女性人口婚姻生育调查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浙江省人口迁移流动十分活跃。在迁移流动行列中出现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迁移人群——外省婚迁女性,数量很大。她们给浙江省人口的婚姻、生育等方面带来了很大影响。 一、迁入浙江女性人群的现状与特点 外省籍女性迁入浙江的婚姻迁移,是指外省女性以婚嫁方式、以在浙江农村择偶落户为目的而进行的迁移。改革开放以前,这     

目前中国女性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

一、问题的提出 根据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统计,从1985年至1990年全国直接报告以婚姻为动机的女性迁入者共4325747人,占同一时期女性迁入者总数的28％和全国迁入者总数的12％。因此,无论从婚姻迁移问题的复杂性来看,还是从女性婚姻迁移者所占的绝对及相对数量来看,从女性研究的角度来深入分析中国婚姻迁移的态势和特点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基于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一些典型调查资料,主要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的女性婚姻迁移态势、特点及婚姻过程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及社会影响。     

基于logistic模型的外来人口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以珠三角某地区为例

婚姻迁移是人口迁移的一个方面,且增多趋势愈见明显。动机研究是人口迁移相对集中的关注问题。但是关于以迁入地为基点对婚姻迁移的影响因素分析相对较少。本文试图以某地区为例,研究其外来人口中婚姻迁移行为发生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个人、户籍、经济、就业和城市适应五大因素,并引入logistic模型对测量变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个人因素对婚姻迁移的贡献最大,除了就业因素外,其他因素的贡献相似。尤其指出的是随着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程度提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将会增加。由此说明,外来人口城市生活的再社会化程度将为他们的社会融合奠定基础。     

中国老年人口迁移的选择性

本文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描述老年人口跨地市级迁移的结构特征。研究发现,我国老年人口依旧把经济发达地带、大城市作为主要迁入地,与青壮年人口迁移方向产生同构。城乡老年迁移人口在迁移动机上存在很大的差别,城市户籍老年迁移人口受家庭因素驱动更大,农村户籍老年人的迁移原因更多元。从对迁入地的影响来看,国内老年迁移人口的迁入地过于集中,将对迁入地的社会医疗服务设施等构成巨大的压力。     

迁入人口的职业构成对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的20年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人口迁移无论从规模或强度的强势状态激发了我国学者的研究兴趣。虽然我国目前也有相当数量的研究人口迁移对迁入地影响的文献,但定性分析占主导地位,而定量分析较少,即便有,其方法也较单一。本文将运用定量分析为主的方法,基于2000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和中国统计年鉴数据,来关注不同职业的迁移人口对迁入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影响力,以力争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也算是为立足于这一视角的研究的深入提供方法和途径上的初探。     

我国人口婚姻迁移的宏观流向初析

一、我国婚姻迁移近况婚姻迁移是人类迁移的重要形式之一。在传统社会中,婚姻迁移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婚姻迁移仍是我国人口迁移、尤其是农村或近距离迁移中的重要类型。据1987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在1982—1987年的省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30.8%,省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15.5%,1990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1985—1990年省内跨县市迁移占全部迁移数的14.3%;省际迁移中婚姻迁移占14.2%。省内迁移由于口径不同而无法比较。从省际迁移的情况来看,虽然八十年代后期婚姻迁移的比重较八十表1 1982—1987年分性别的迁移原因构成     

迁移人口的婚姻结构分析

<正> 迁移人口作为迁移过程的主体和迁移行为的具体承担者,他们的迁移行为必然会对他(她)现实的或未来的婚姻产生深远的影响。一、人口迁移与婚姻:理论说明迁移人口指的是时间序列中发生迁移行为的人的总和。在这里,迁移人口具体包括永久性移民和暂住人口。其中前者又分为带户口以改变定居点的迁移者和没带户口但事实上移居一年以上的迁移者,后者是指在本户居住一天以上一年以下者。从迁移人口的婚姻角度出发,所有15岁以上的迁移者都处于婚姻的某一状态:未婚或已婚。因此,就婚姻状态而言,一定年龄的迁移人口又可划分为未婚移民和已婚移民两种。1.迁移行为与婚姻迁移是一种社会行为,而婚姻是一种制度。这两者自古以来就普遍存在。因此,无论个人如何迁移或迁移何处,他(她)们迟早会与作为一种制度的婚姻生活发生联系。     

关于打工妹婚姻逆迁移的调查

由于制度与自身的原因 ,很多在城相恋的农民工婚后回到了农村 ,文章根据打工妹的婚后生活状况把打工妹的婚姻逆迁移分为四种类型 :安居乐业型、外出型、女方外逃型、女方自杀型。通过对这四种类型的描述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婚姻逆迁移进行理论探讨。从宏观上看 ,城市化、工业化是不可逆的现代化趋势 ,在此背景下 ,与城市化、工业化相悖的婚姻逆迁移必然整体上充满被动和凄凉。从微观的角度来看 ,男女双方婚前信息交换的完全性、婚姻迁移和社区迁移的同步性也是影响这些婚姻迁移者婚姻质量的关键变项。     

北京市迁入人口特征的比较研究

我国的迁移和流动人口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伴有户籍的相应变动,而另一种类型则没有户籍的相应变动。我们将前者称为永久性迁移人口,而将后者称之为暂时性迁移人口。辜胜阻等人根据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湖北省迁移人口中永久性迁移人口和暂时性迁移人口的异同,发现二者在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行业、职业、迁移流向和迁移距离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辜胜阻等,1994)。与此同时,二者对迁入地和迁出地的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各不相同的的影响。     

在美国的中国女性的婚姻与家庭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有关中国人口国际迁移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关注和兴趣。但是,对生活在海外的中国女性状况的研究,却尚为鲜见。笔者去美一年,与在美的中国女性有较多的接触,现拟对她们的婚姻与家庭方面的状况作一分析与研究,介绍给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 一、早期女移民的婚姻观念与家庭地位     

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地缘效应与驱动机制:男女有别吗?

文章基于空间OD模型和“六普”人口省际迁移流数据,研究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的地缘效应、驱动机制与男女差异.文章得出的主要结论:(1)中国人口迁移流内含显著的空间依赖,其中迁出、迁入地独立的空间自相关效应促进人口迁移,而迁出地-迁入地交互的空间自相关效应阻碍人口迁移.(2)总体上,中国人口省际迁移流受迁出地推力作用弱于迁入地的拉力作用,表明人口迁移更多是出于对迁入地的“美好预期”,而非对迁出地的“过度抱怨”.(3)人口迁移流的驱动机制有显著的性别差异:女性迁移流受驱动因子的影响强于男性,女性的失业风险、就业歧视更为明显;男性在人口迁移的空间选择上受空间依赖的影响强于女性,这与性别禀赋和社会环境有关.     

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地域态势分析

在利用中国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深入分析城乡人口迁移时,必须充分注意这次普查关于迁移人口调查统计口径的限定,尤其不能忽视以下两点:1、这次普查登记的迁移人口是指1985年7月1日常住地与1990年7月1日常住地比较.发生跨县、市变动的人.即不包括县、市内特别是县内城乡迁移人口.但以往有关调查研究表明.80年代中国城乡人口迁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农村人口向市镇的迁移已经转为以向镇的迁移为主,而在向镇的迁移中又以就近迁入县内小城镇为主。这次普查因口径限定,未能充分显示这一重要特点。2、在城乡迁移人口普查数据的汇总表中,迁移人口的原常住地即迁出地按1985年7月1日常住地类型“城市街道、镇、乡”划分,而现住地即迁入地按“市、镇、县”划分,由于“市”中除城市街道外还含有市辖镇和市辖乡,因此,上述迁出地与迁入地划分中的三类相应地域并非严格的同地域口径。在非同地域口径基础上求得的城乡人口净迁移数量难免会有一     

城乡融合视角下中国婚姻匹配模式的差异与长期趋势:1960~2018北大核心

从城乡融合发展视角出发,系统比较1960年以来基于夫妻户口类型划分的4类城乡婚姻的教育地位匹配模式及其变化趋势。通过运用rank-rank相关系数和“交换指数”反事实分析等前沿方法,整合分析2003~2018年间各期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和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两项全国代表性大规模社会调查数据所包含的81756对夫妻,发现中国婚姻匹配模式长期存在明显城乡差异,双方均为城镇户口的夫妻的教育地位同质性程度远高于一方或双方为农村户口的夫妻,而高等教育人群的婚姻匹配行为是塑造该城乡差异的重要原因。跨城乡户口通婚的夫妻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非对称的户口-地位交换模式,长期面临双方相对优势无法互补的困境。这些发现反映了城乡社会发展长期失衡对婚姻匹配模式的深远影响,对探讨促进城乡融合与人口均衡发展的政策有一定借鉴意义。     

青年人口迁出对农村婚姻的影响

我国当前农村青年外流对地区婚姻问题和自身婚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自身婚配的影响,一些大龄未婚农村外流青年择偶难;二是贫困地区女青年婚姻迁移导致当地男性青年成婚困难;三是农村已婚青年流动对婚姻稳定性产生影响。针对农村青年外流带来的婚姻问题,要关心大龄未婚打工仔和打工女的婚姻问题;要关注农村单亲家庭中的孩子;要关注婚姻迁移导致的贫困农村地区“弱势累积”问题。     

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及其影响因素

文章利用＂流动人口的婚姻家庭调查研究＂课题收集的数据,对流动女性的婚姻质量现状进行描述。在对中外关于流动人口和婚姻质量进行文献回顾的基础上,提出影响流动女性婚姻质量因素的假设,进而对实证资料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个人条件、流动经历、物质条件以及婚育状况等都是流动女性婚姻质量的影响因素。     

北京郊区农村人口的婚姻迁移

北京市农村人口因婚姻向心迁移的问题,近几年比较突出,人数逐年增加。在农村人口迁移变动的诸因素中,婚姻迁移占很大比重,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郊区人口向心迁移流动的状况。这个问题的存在,一方面反映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另一方面,又对不同地区农村人口的总量、增长速度、分布状况、男女性别比、出生率等产生直接影响。为了加深对这个问题的了解,我们调查了北京郊区一些公社的婚姻迁移情况,就此谈几点粗浅看法。     

影响城市婚姻质量的因素分析——根据武汉千户问卷调查

运用武汉市千户问卷调查资料,分析影响我国城市婚姻质量的主要因素。我们发现,影响城市婚姻质量的最主要因素是“配偶理解程度”;其次,“家庭关系”和“夫妻是否为用钱闹不和”也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一研究结果与卢淑华教授根据80年代末北京、西安两地的调查资料所作的研究结果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们并就导致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进行了分析。     

相识方式与婚姻稳定性——基于CFPS数据的事件史研究

中国离婚率的走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夫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有待进一步探究。在当前自由恋爱式为主流的婚配背景下,学习和工作场域成为适婚个体在婚姻市场认识潜在对象最重要的两个场域,因此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相识成为夫妻相识的主要方式。文章基于2010～2018年五期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研究“学校相识”和“工作场所相识”两类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1）“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显著更高,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39.043%;(2)“工作场所相识”的离婚风险峰值出现更早,约在婚后7年,而“学校相识”的峰值出现在13年左右;（3）分教育程度看,高教育程度群体在“学校相识”比“工作场所相识”的婚姻稳定性更高,其中前者的离婚风险约为后者的45.611%,而低教育程度群体内不存在该差异;（4）分出生队列看,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效用在不同出生队列组中均显著且比较稳健。在理论和实证分析基础上,文章呈现了夫妻不同相识方式对婚姻稳定性的影响,讨论集中于婚姻稳定性维度。然而,稳定的婚姻不一定是令人满意的、幸福的婚姻。因此,研究结论并不能...     

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2008年四大城市的外来人口问卷调查资料,运用多层次Logit模型分析影响大城市外来人口迁移行为的个体因素和迁入地因素。研究发现,外来人口的迁移行为发生较大的变化,城城迁移所占比重的上升导致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类型等因素对迁移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迁移更多地表现为以家庭为单位;由于外来人口在就业和工资收入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加之迁入地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就业岗位的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有所下降,并且其预期收入水平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水平相脱离;城市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提高对非正规部门劳动力产生了挤出效应,减小了潜在迁移者的迁移概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