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礼乐与理性精神之形成

西周是中国历史上理性时代的开端,其重要肌质是礼和乐,基本发展动力是礼与乐的张力互动。周民族的祖先信仰以及由之形成的人鬼崇拜和农耕情结,构成了基本族性,它为礼、乐的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周礼“损益”殷礼而来,其实质不在于礼仪、礼器、礼制、礼义的革新,而在于理性精神对商代的非理性传统的改良。周乐德性内涵的确立动摇了长久的巫性传统,以乐器、乐官、乐舞为内容的雅乐制度构成了理性精神的现实保障。周代理性精神至少表现为以祖先崇拜为标志的人鬼信仰、以秩序性为征象的社会管理、以德性和谐为目标的人性追求。     

论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中国传统的"礼乐"文化是一种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文化形态,体现了"礼"的重德精神与"乐"的艺术精神的统一.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相区别,在中国儒家文化语境中,人们不是敬仰和崇拜上帝,而主要是以现世关怀来代替"终极关怀",以伦理的"耻感"与审美的"乐感"来代替宗教的"罪感"和"爱感",最终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礼乐特色.     

论西周春秋时期性别角色的深化

经过了西周春秋时期“男女有别”和“夫妇有别”礼节规则的界定和塑造,男子和女子的性别角色,都已形成和拥有了稳定的“气质”,呈现出“主动”和“被动”,“勇武”、“忠信”和“美艳”、“柔婉”的明确分野;无论男女,其性别角色都出现了细化和一身多任的情况。就角色细化来说,无论男女,都有家庭和社会范围的角色分工;就一身多任来说,它直接导致了角色冲突的发生。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礼乐传统的现代转化途径

我国改革的渐近性、过渡性特征与我国礼乐文化传统影响下形成的行动思维有密切关系。若说西方抽象本体论的思维是企图在事物现象后面确定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那么礼乐传统则是把一切都融进象征性的身体行为过程。礼乐文化有强烈的"小传统"性质,在作为国家体制的"礼崩乐坏"之际,"礼失求诸野"乡土社会却保留了较完整形态。它在农村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社会资源作用。当今,我国正在走向法治之路,但是礼俗不是与之完全对立的,礼治与法治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可以实现统一。关键是进行积极的改造与转化。     

礼乐与传统政治的诗意——基于新出土东汉礼乐题材画像的美学考察

汉画是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壁画及其榜题等的合称。汉画中可见大量远古圣王的画像,直观形象地呈示了政治从自然向艺术转渡的过程,凸显了艺术审美跟政治有机混融的特征。在尚文的礼乐格局中,礼和乐是一对并举的概念,礼与乐之间是一种相辅相成,互证互释的关系。礼乐题材汉画在东汉后期名教深陷危机而仍然广受尊崇,其原因不能说不与它所歌颂与捍卫的礼乐政治的超越性和理想性特质有关。诗意浓郁的艺术之美对于孕育富有美感的国风有着深刻影响,其吉光片羽之于传统政治的崇高声誉,必将激励着华夏子孙沿着富有自己特色的治国之路开拓前进。     

西周音乐教育制度中审美意识的萌发

中国古代音乐美学中对音乐的论述多从政治、伦理、哲学等层面综合阐发音乐的意义.周公建立初期,建立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并在中国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音乐教育学校.中国美学思想理所当然是以西周的哲学观念、礼乐文化为胚基而生长发育的.这使中国美学充满一种易准天地、弥纶大道、参赞化者、契合真宰的生命精神,充满一种生气贯注、蓬勃旺盛的生命动力.在西周时期的音乐教育制度中透露着对生命个体的关怀,教育中显露出西周时期审美理想的追求.本文通过对西周时期音乐教育制度、审美意识以及和现当代音乐教育的联系进行简述,旨在从西周时期的音乐制度中梳理出处于萌芽阶段的审美意识.     

浅析西周婚姻制度对中国传统婚俗的影响

西周婚姻制度主要体现宗法伦理道德精神,以维护男尊女卑的等级原则为宗旨,对婚姻的原则、要件及解除等规定十分详备。中国传统婚俗中耳熟能详的"同姓不婚"、"门当户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六礼"等传统婚俗,均可以追溯到西周。文章从西周婚姻制度和中国传统婚俗的主要内容着手,分析两者的内在联系,透过中国传统婚俗文化的历史表象,揭示其内在深层的底蕴和精华,为今天的婚姻家庭伦理道德建设提供启迪。     

礼乐文化传统与原始儒学

渊源于初民宗教生活的上古礼乐文化是儒学的摇篮。孔子开创先秦原始儒学,其意义不仅在于集上古以来礼乐文化传统之大成,而且更主要的在于其依据时代发展的需要赋予这传统以人文主义精神特质,从而为儒学及以之为核心的中国思想文化确定了基本生命路向。     

《诗经》风雅颂篇目差异与西周礼乐形制

西周礼乐以雅诗为主体,行政为特色,因此又称周诗.颂诗为郊庙之乐.风诗为天子适时赏赐给诸侯的礼乐,所以不同诸侯可以拥有同题作品,但在流传使用中有一些小的差异.又因为赏赐不均,因此出现数量差异.西周礼乐以之什为体制,因此大小雅和周颂都是十篇为一个单元.但在适用过程中又会及时调整.礼崩乐坏之后,孔子删诗正乐是乐舞,诗书缺主要是雅诗缺,但部分篇目名称仍然存在,后人称为笙诗,笙诗就是存目的雅诗.     

礼乐征伐：西周国家的双重权力建制

西周国家在军事力量保证下的分封授民和血缘宗法制基础下的礼制文化建设,实现了西周国家的政治一统。军事、文化的双重权力建制在晚商、西周早期和中晚期三个阶段的各自作用和相互作用,保证了国家对外时能够强劲回击、在内部动荡时能实现平稳过渡,并在文化和政治上创建了新的秩序。     

《诗经》械柞诗与西周礼乐文明

《诗经》中有四首诗关于棱柞,是西周初期大姒、文王借助梦境表达周人其命维新的具象,它们以礼乐为载体,充分体现了天命靡常、有德居之的政治思想,也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本心。周代建元以后又由天命祥瑞拓展出国势强盛、人才济济等多元意象,体现了《诗经》的本质、形成及演变规律。     

结构主义视域下对中国传统礼乐文化的社会学省思

国外的（后）现代文化研究大致沿着两条干道前进：一条为针对特定文化类型就其本身发展过程、成份与性状展开分析,并试图得出客观结论来,这种研究延续了实证主义的手法;另一条则是将目光投向特定文化周边,在其功能、涵义及与有关人事物的关系中挖掘潜在的意义,进而在意义生成过程的探讨中增加人们对过去与当下、此地与彼地文化的理解。     

商代的礼乐与乐师

卜辞中有新熹与旧熹,指新乐与旧乐。卜辞中有"丐",当读为瞽,指盲人。卜辞中的"庸"和"美",指"颂"和"雅"。     

礼乐文化与儒学艺术精神

对古代礼乐教化的历史考察,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传说中的五帝之乐是可信的,而夏商周三代实施礼乐教化则是信史。西周时代的礼乐教化是政治、道德、艺术、审美的综合形态,既是社会制度,又是道德规范,还是教育的重要科目。礼乐教化至春秋战国时代“礼崩乐坏”,但崩坏的是政治制度层面,礼乐则成为纯文化而流传千古。礼乐文化与儒学存在着天然联系,礼乐文化的原创性教育实践和综合艺术教育,因儒学的阐释而得到弘扬。儒学艺术精神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人文化成”的人文精神;二是“激情导欲”的理性精神;三是阳刚之美的人格精神;四是“美善相乐”的自由精神。     

文章与礼乐

文章与礼乐在古代是一对常见的、相互混用的概念,如果从文字渊源、功能特点和相互影响三个方面探索文章与礼乐的历史关联,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特质.     

现代社会的礼乐文化重建

本文从理论上提出并回答了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认识礼乐文化的价值和重建礼乐文化的问题。文章分析了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唐君毅先生有关中国人文精神及其礼乐文化观的理论结构,深入阐发了“人文风俗美”特别是“艺术美”的理论观念,认为社会生活的礼制与礼仪,其实正是艺术美的原典;礼不只是僵化桎梏的阶级压迫工具,而更是美和艺术;礼不但是世俗空间的架构者,也是神圣空间的体现者。礼乐一体,可通之于人文、宗教、艺术,共成一美感的世界。在现代社会重建礼乐文化,尤须在反世俗化、反形式化方面著力。     

孔子--春秋时期的革新家

孔子是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伟大在于革新,在于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以及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因此称得上是人民的知识份子这个光荣称号.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及其特征

春秋时期鲁国与列国的盟誓有不同的特征。一方面表现为多层次性,鲁国不仅与周王室以及当时的霸国有结盟关系,而且与中小国家也有结盟关系。另一方面表现为阶段性。春秋初期鲁国对外结盟的目的在于参与集团之间的争夺,春秋中期在于追随当时的霸主结盟活动,春秋后期又与新兴的霸主结盟。此外,鲁国对外的盟誓还呈现出灵活性特征。鲁国或与平等国家结成盟誓,或追随霸主参与盟誓,或在不同时机要么选择旧霸主要么选择新兴霸主参与盟誓,春秋晚期鲁国内部还出现了卿大夫之间相互盟誓的现象。     

魏晋哲学新变与礼乐建构

魏晋既是中国思想史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段,也是传统礼乐观念的重要调试期。玄学作为礼乐变革的背景,它很好地应对了轴心时代以来儒、道两家在言与意、有与无等问题上的分歧,并进行了哲学性弥合。玄学家对有的肯定,为儒家礼乐(广义)信仰的延续、礼乐(狭义)内涵的升华提供了空间。就前者而言,尽管何晏、王弼、郭象等人思想有所差异,但都表现出对礼乐形态的肯定;就后者而言,玄学家通过以自然内涵置换道德内涵的方式,赋予狭义礼乐新意,使其获得了本体论和价值论的合法性,并实现了与时代雅乐建设实践的互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