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林生态补偿基本原则构想

法的基本原则是整个法律活动的指导思想和出发点,公益林生态补偿应首先确定基本原则来指导公益林生态补偿的立法及实施。文章立足国内原有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基本理念以及国内公益林生态补偿的具体国情,借鉴国外先进立法经验,提出了确立效益原则、公平原则、利益权衡原则,利用者补偿原则和公众参与原则为公益林生态补偿基本原则的构想。     

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重要论述的基本内容及其时代价值

习近平将“生态保护”与“扶贫”辩证统一起来?以“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理论基础?以 在扶贫中保护生态和实现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双赢为基本原则?以生态移民扶贫、生态产业扶贫以及生态补偿扶贫三种具 体生态扶贫模式为基本途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扶贫”理论? 习近平关于生态扶贫的重要论述?为我国扶贫事业与保护 生态兼容并蓄提供了重要指导?其时代价值极其深远?     

完善我国重点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对于建立我国自然资源生态补偿机制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完善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是新时期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国家战略的优先领域。本文以国家重点生态公益林为对象,阐述我国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形成的主要阶段和政策内容,采用定性分析方法简要评价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绩效,分析了生态补偿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重点从完善政府筹资机制、诱导形成市场机制、创新补偿标准形成机制和严格补偿资金管理机制等方面设计了我国重点生态公益林生态补偿政策框架,并提出了实施补偿政策的相关建议。     

我国生态补偿基金的法律性质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补偿条例》相关框架设计

我国应采用公法上的财团法人模式建立生态补偿基金,以实施生态补偿中货币补助方式的直接公共补偿。《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补偿条例》应构建行业性生态补偿基金、专门性生态补偿基金与综合性生态补偿基金相结合,地方性生态补偿基金、区域性生态补偿基金与全国性生态补偿基金多层次组成的生态补偿基金体系。生态补偿基金的内部组织机构一般应包括运作机关、监督机关、审核机关和收支审议机关,并明确其各自基本职能。应建立以财政拨款为基础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基金资金来源制度,财政拨款必须作为该类基金的基本资金来源。生态补偿基金法律制度还应包括基金会计制度、审计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和监督制度,也应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补偿条例》予以明文规定。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中的四个问题

深化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建设实践必须解决好四个问题。一、自然资源作为自然财富和生态财富要真正转化为经济财富和社会财富，必须使自然资源作为一种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树立为了满足人民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并建立与自然资源相一致的发展方式和生存方式，制定系统完善的生态补偿制度；二、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治理是一个系统工程，这要求我们树立系统论、整体论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树立生态文明发展理念、建立生态文明发展方式和确立“德法兼备”的社会主义生态治理观有机结合起来；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仅仅满足于宣传生态文明理念是不够的，其关键与核心是如何实现科学技术创新和科学技术生态化；四、脱离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片面强调对“环境民生论”的阐释，既不能准确理解“环境民生论”的完整内涵与价值，也无法真正践行“环境民生论”，故强化对环境权问题的研究与阐释，是当前我们理解和践行“环境民生论”的关键。     

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生态补偿是当前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生态补偿的法学研究处于起步阶段。结合国内外已有的生态补偿理论,对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作了基本考察,介绍了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本现状、指出了我国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不足之处,并提出了完善方向,以此推动我国生态补偿法律法规尽早出台,使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成为我国环境保护的一道坚实法律屏障。     

生态保护补偿的性质澄清与规范重构

在现有政策法规文本中,对生态保护补偿的界定有“利用者补偿”“生态损害赔偿”“奖惩双向补偿”等多种表述,概念的模糊直接影响到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构建与运行效果。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应仅限于正外部性补偿,在法律性质上与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生态损害赔偿、环境保护税费等制度存在本质差异。未来我国生态保护补偿制度的完善需要在立法时清晰界定其含义,厘清“谁补偿谁”“补偿多少”“怎么补偿”等问题,并依据环境法一体化治理原则,推进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与相关制度的协调对接。     

生态补偿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

通过对国外和国内生态补偿理论、实施方法的分析，提出目前理论和实际存在的误区，探索生态补偿理论和方法研究的思路，辨析了现在生态补偿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以“经济人”的角度确立补偿理论和方法的思考，使生态补偿理论更科学合理，补偿方法更可行。     

我国森林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就开始了森林生态补偿机制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颁布了一系列的法规,逐步建立了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并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和改进。目前,我国森林生态补偿立法存在生态补偿内涵与外延的界定不清、补偿范围窄、补偿标准低、补偿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及缺乏市场化机制等问题。建议生态补偿立法应明确界定生态补偿的主体、建立科学的补偿标准、采取政府补偿与市场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方式;完善立法,为加强森林生态补偿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在我国不同领域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中,森林生态补偿开始得最早,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森林生态补偿机制,可为其他领域生态补偿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构建与运作研究

我国以煤炭为主要的能源,煤炭资源开发对我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煤炭资源开发对生态环境具有极其严重的破坏性,为使煤炭资源开发能与生态环境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必须建立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为构建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需要着力解决“补偿主客体”、“补偿标准”及“如何补偿”这三个关键问题,并从政策上对煤炭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做出保障。     

国内外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归纳介绍了生态补偿的历史背景.从不同角度概括了生态补偿的内涵,并对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和价值化研究作了综合阐述.在以上基础上,从森林生态补偿和流域生态补偿两个方面归纳了国内外关于生态补偿机制实践的研究的基本结论:一套广泛适用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形成需要BPP原则,即"谁受益,谁补偿"原则的有效实施;而变"输血式"补偿为"造血式"补偿、解决补偿标准问题是生态补偿机制今后努力的方向.     

西部生态补偿理论解释与法律机制构造研究

西部作为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区、生态脆弱区、资源输出区和国家重大生态建设工程实施区，建立和实施西部生态补偿机制，是加强西部生态建设和强化西部生态功能专业化服务的必由之路。西部生态补偿理论基础有生态功能区划理论、自然资本理论、生态系统服务理论和自然正义理论等，包括国家补偿、区域和流域补偿、自力补偿三个层次。西部生态补偿利益关系内在联系的理性分析是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构建的基础，三层次协同发展是西部生态补偿法律机制的基本内容。     

论荀子的生态伦理思想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生态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要求,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思想内涵。儒家历来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荀子也专门写了《天人论》,其中蕴含了“天、地、人相参”等生态伦理意识,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参考价值和现代文化转生意义。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研究

重点生态功能区是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为主体功能的区域,对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十分重要.构建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制度应从理顺相应的法律关系着手.目前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法律关系成立的规范性依据主要是一些法规与规章;而事实依据包括生态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利益损失、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惠益以及损失与惠益之间的因果关系.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以“区域”为尺度,其法律关系的一方主体恒为区域利益与行为的“代言人”——政府;客体为区域供给的生态产品和服务;主要内容为补偿主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或按照协议的约定、围绕生态产品和服务的持续供给活动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立法探析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法制建设日益受到社会重视并将逐步走向完善。但作为一种解决农业生态环境问题的农业生态补偿却未在我国法律制定及其法律实施中得到重视。我国农业生态补偿政策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在立法层面上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本文旨在探讨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立法的相关问题,在分析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立法缺陷的基础上,对我国农业生态补偿立法模式、立法进程及立法内容提出相应的设计建议。     

乡村振兴进程中“三治融合” 生态治理体系之构建

构建生态自治、生态法治、生态德治的“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既是推进国家生态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要,也是建设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的实践方法。当前广大乡村生态治理与建设实践过程中存在着主体认同与协同困境、制度供给与融合困境、文化传承与发展困境,制约了“三治融合”乡村生态治理体系的构建及其运行。相关部门应从培育主体认同、完善制度规则、重塑生态文化三个方面,夯实乡村生态自治基础、强化乡村生态法治保障、增强乡村生态德治支撑,进而提升乡村生态治理能力,推动生态美丽乡村建设。     

流域生态补偿政策效果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基于流域居民视角的实证分析

选取大汶河流域7县(市、区)的居民作为调研对象,基于流域居民视角构建政策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评价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障碍因子。结果表明：不同县(市、区)居民对流域生态补偿政策的评价存在差异,岱岳区、东平县的政策实施效果评价为“良好”,钢城区、宁阳县、莱芜区和泰山区的效果评价均为“一般”,肥城市的政策实施效果“较差”;7县(市、区)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的障碍因子差异较大,且各障碍因素对不同地区流域生态补偿效果的约束作用强弱不一。最后,就提升流域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果提出对策建议。     

四川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治理的逻辑、难点与对策

四川黄河流域主要位于甘孜和阿坝的民族地区,处于高寒地带。特殊的地理区位、人口状况、发展阶段,导致黄河流域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缺乏多元性、治理决心缺乏坚定性、治理举措缺乏力度,治理机制缺乏支撑。这些难点对民族地区构建生态屏障带来了挑战,需要黄河流域民族地区输入“生态至上”发展理念,输出强烈生态意识;推进“生态转型”生产行为,构建生态型产业体系;动员“生态参与”人民力量,建设生态治理共同体;构建多层次生态补偿机制等。建设一个从理念到行动、从政府到民众力量动员的围合体系。     

城市周边区域跨行政区生态补偿机制探讨——以环京津贫困带为例

生态补偿是一个热点问题,生态公益林补偿、江河流域补偿、矿产资源补偿、旅游资源补偿等生态补偿已取得一定成绩,但跨行政区生态补偿一直是个难点。通过对环京津贫困带实施生态补偿的紧迫性和我国现行生态补偿机制的分析,提出生态补偿机制要在立法、设立机构、统筹筹集资金、科学合理制定标准、多种补偿方式并举和有效实施监督等多方面努力。     

论生态补偿模式的合理选择——以美国土地休耕计划的经验为视角

生态补偿有政府补偿、社会补偿以及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补偿等模式,选择适宜的生态补偿模式是生态补偿计划成功实施的重要条件。美国以国家、州和土地所有者为三个实施层次的生态补偿模式取得了良好的环境和社会效益。借鉴美国土地休耕计划生态补偿模式,我国在选择补偿模式时应考虑被补偿主体的参与意愿,确立并尊重生态效益的产权,适时调整补偿评价指标,从而制定合理的补偿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