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 ,《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 ,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 ,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     

刘勰论《诗》、《骚》

《诗经》和《楚辞》,有如两颗各具异彩的明珠,两千多年来,一直在我国文学史上大放光芒。《离骚》是《楚辞》中的代表作,故人们以《诗》、《骚》并称。这两部艺术珍品,不仅以其不朽的艺术生命,给历代人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精神养料,而且为我们总结古典文艺理论,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有价值的依据。我国古代卓越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刘勰,在他的杰作《文心雕龙》中,对《诗》、《骚》作了多方面的评论,并提出了许多深刻的见解,在今天还具有借鉴的意义。他说:“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酌     

阮旨遥深——试论阮籍《咏怀诗》的风格特征

《咏怀诗》是阮籍人生追求的形象化体现。诗人通过凋零衰败意象的塑造、阴沉幽暗色彩的运用以及日暮途穷的时空描绘 ,制造了一种冷峻的气氛来表达深沉的人生忧患 ,诗歌呈现出抑郁悲凉的特征。经历着现实痛苦折磨的阮籍有着超越苦难的强烈冲动 ,通过对虚幻的神仙世界的描绘表现自己的理想与追求 ,其诗呈现出飘逸高远的特点。在艺术方法上 ,阮籍继承《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 ,多用比喻、象征等手法 ,使其诗呈现出委婉曲折的抒情风貌     

阮籍《咏怀诗》“佳人”试析

阮籍八十二首《咏怀诗》中有两首写到了“佳人”,但历来论者对其意蕴众说纷纭,且少有人触及这两首诗所具有的内在关联性。阮籍《咏怀诗》十九中的“佳人”和《咏怀诗》八十中的“佳人”,在内在意蕴上是一致的,是阮籍根据魏晋人特有的审美标准构建出来的理想人物。她融和了庄、屈精神,体现了个人仪态形貌之美与内在才能、气质、人格之美的统一,是魏晋风度的典型体现。不同的是,《咏怀诗》十九写的是这种理想的构建,《咏怀诗》八十写的是这种理想的破灭。     

《诗经》至《楚辞》山水审美意识之演进

通过对《诗经》、《楚辞》中所表现出来的山水审美意识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 ,可以发现 :《诗经》多以山水景物作比兴之背景材料 ,景真实而语简朴 ;《楚辞》比兴的背景材料更为丰富 ,景多虚而词尚丽。《诗经》多以“水”象征绵绵愁绪和渲染情绪与气氛 ,情景交融者较少 ;《楚辞》山水景物描写多呈感伤性色彩 ,且每每以自然山水历程之艰险象征人世道路之艰难 ,情景交融者甚多。《诗经》山水审美意识经历了一个由敬畏山水自然之神到以山水为比兴材料及愉悦对象的变化过程 ;《楚辞》从一开始便表现出对山水等自然神的亲和感和热爱感。较之《诗经》 ,《楚辞》的山水审美意识更强了 ,山水审美的自觉性更高了 ,诗歌艺术境界更宽了 ,为迎接山水诗时代的到来提供了较为丰富而宝贵的创作经验     

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的祭祀对象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祭祀诗是附丽于宗教祭祀活动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宗教文学，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时代特征和地域性，是我们借以窥测自己民族文明发展的一个窗口。《诗经》与《楚辞》是中国诗歌的两大源头，是南北文学的代表，两书收集了许多祭祀诗歌。文章拟从《诗经·周颂》与《楚辞·九歌》祭祀诗祭祀对象的不同，来看南北文化的差异。     

论黄侃《咏怀诗补注》——兼谈阮籍《咏怀》诗的注释

黄侃《咏怀诗补注》突破以史证诗这一传统注释方法,立足于诗句本身阐发诗意,纠正了前人的不少牵强附会,为阮籍《咏怀》诗的注释开辟了一条新路。黄先生对诗歌比兴的见解值得注释者重视。但是,完全抛弃史实,忽略《咏怀》诗以古典言时事的特点,也使得他对《咏怀》诗一些篇章的解释不够明确。     

论阮籍《咏怀》诗的文学构成

阮籍《咏怀》诗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它受到了后代文人学者的重视.梁朝沈约、唐朝李善开辟了阐释《咏怀》诗的道路.近人黄节先生在《阮步兵咏怀诗注》里总结了《咏怀》诗的古典阐释,提出了一家之说.以黄节先生的著作为代表,《咏怀》诗的古典阐释着意于诗篇具体语义的揭示和诗人身世的索隐,同时留下了巨大的空白有待我们研究,那就是《咏怀》诗文学构成上的诸多问题:文体、风格、意象、象征、母题、原型、诗歌语义等等.我把相关的几个问题联系起来予以探讨,试图说明《咏怀》诗具有文体价值,它的风格是内省的,它有一个可以阐释的语义系统,它的抒情、叙事受到了先秦以来文学传统的制约,采用了可以辨识的原型、母题;阮籍是一位自觉尊重文学传统、同时又富于创造性的诗人.     

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诗主题的接受

阮籍的《咏怀》诗主要表达了两个主题:一是变幻莫测的时事所激起的盛衰之叹,二是身处乱世而悟出的人生哲学。庾信一生中经历了两次大的祸乱,由南入北,饱受了逃亡与羁旅之苦。相似的人生处境,使得阮诗成为庾信取法的对象。文章分析了庾信《拟咏怀》对阮籍《咏怀》诗"荣衰""生死"两个主题的接受,及《拟咏怀》中"乡关之思"对阮籍《咏怀》诗主题的深化。     

汉初文学思想的历史继承与转换

汉初文学思想的历史继承与转换刘怀荣《诗经》、楚辞的创作实践和儒家《诗》教在先秦时代的盛行构成了汉初文学思想的两大先在前提，并决定了其基本的发展方向。《礼记》对乐教和《诗》教的总结、三家诗对《诗》教伦理精神的发扬及汉初楚歌和骚赋作者对楚骚艺术精神的改造...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魅力

历代多从比兴、用典分析阮籍《咏怀》诗的艺术,文章认为不论是比兴还是用典,都离不开意象的运用,意象在《咏怀》诗中是非常典型的。文章将《咏怀》诗中的意象分为六大体系:日意象、鸟意象、植物意象、道路意象、神仙意象、自创人物意象,由此分析正是这些独特的意象群,形成了《咏怀》诗广阔的审美潜能,也是其诗歌魅力的真正所在。     

论《诗经》的理性精神

本文认为,《诗经》具有强烈的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其主要内涵在史诗、祭祀诗、宴飨诗、抒情诗中均有突出表现。《诗经》的这种理性精神并不是静止的,有它合规律的发展过程,即由理性到非理性的过程,《小雅》、《国风》中已经显露出了非理性化的倾向。     

阮籍《咏怀诗》思想内容初探

阮籍是魏晋交替时代正始文坛上的代表作家,所以清人宋长白说:“建安七子之后,断推阮公第一.”阮籍的诗歌创作,主要是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另外《艺文类聚》二六有他的二首四言《咏怀》诗(《全三国诗》辑为三首),无论从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与五言相比,因此我们讨论《咏怀诗》的思想内容,只是就五言而论.我认为阮籍的诗歌创作,原来并不都叫《咏怀》,而是各有其题.《晋书》本传就说过他“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于是赋《豪杰诗》.”但是臧荣绪作《晋书》,已说他“作五言诗《咏怀》八十余篇”,可见此时阮籍的诗作已统称《咏怀》了.大约在阮籍生前,为了避祸,已把原来的题目如《豪杰诗》者一概删去,而以《咏怀》统一之.没有了题目,诗里所咏的事实就更难以指认,欲因其对时事的可否而致之罪者如钟会之流就更难以下手了.吴汝纶说:“要其中八十一章,决非一时之作,吾疑其总集平生所为诗,题之为《咏怀》耳.”吴氏虽是推测之词,但却是合理之说.     

毛泽东与《诗》、《骚》

毛泽东爱读《诗经》和《楚辞》,曾经抄录、熟诵、引用和评论。“诗言志”、讽喻、风雅、比兴以及《楚辞》的积极浪漫主义,都对毛泽东诗词创作艺术产生深刻的影响。     

阮籍五言《咏怀诗》张力的语义学分析

《咏怀诗》的研究者和诠释者,多把其充满张力,难以索解的特点归结于当时的社会原因。而笔者通过文本的阅读和分析,逐渐认识到,是阮籍那种音逸调远的文学语言,使《咏怀诗》获得了空前的张力。本文主要从语义学的角度对此进行探讨。本文认为在阮籍的《咏怀诗》中,词语的联想意义使其获得了“意在言外”的效果,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想象空间,从而使《咏怀诗》充满张力     

中国古典诗歌艺术思维的巨大飞跃──论《楚辞》对《诗经》“比兴”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比兴艺术手法为《诗经》所创，《楚辞》则踵事增华，第一次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诗经》比兴艺术。中国古典诗歌的比兴艺术思维到《楚辞》则产生了巨大的飞跃。     

陶渊明对阮籍《咏怀》诗的继承与学习

阮籍及其《咏怀》诗对陶渊明创作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可作为阮籍《咏怀》诗接受史研究的一部分。     

《诗经》宴饮诗的儒学文化意义

《诗经》的宴饮诗反映出仁爱精神与道德理性在周代文明中成长了起来,它塑造了情感兴发的诗教传统以及即生活即宗教的儒家人本精神。在《诗经》的宴饮活动中,重在情感抒发的“乐”与重视人伦秩序的“礼”统一成为儒学的文化特质。《诗经》中情感兴发为开端的诗教精神与《易传》中忧患敬畏为开端的教化思路,共同构成了儒家的教化传统。《诗经》的礼乐精神,经过情感本体论的现代诠释,可以成为中国文化现代化的美学之维。     

阮籍《咏怀诗》的意象世界

阮籍《咏怀诗》“归趣难求”,是古代文学史上的千古难解之谜 ,研究者往往从诗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当时的文化思潮来探求这个“谜底”。而本文则从《咏怀诗》文本出发 ,结合中国古代的意象理论 ,分析《咏怀诗》意象世界的内容种类和意象组接方式 ,并指出阮籍诗歌意象世界的独特审美特征——隐秀之美。本文认为 ,丰富奇幻 ,多姿多彩的意象世界是《咏怀诗》“百代之下 ,难以情测”的重要原因     

就《阮步兵咏怀诗注》诠释《少年学击刺》存疑

<正> 阮籍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批评家们历来以“归趣难求”(钟嵘《诗品》),“文多隐避,难以情测”(李善《文选》卷二十三、《咏怀诗注》)而称之。因诗人时处魏晋易代之交,朝政混乱,仕途险坷,屡屡受到政治迫害的威胁。为了远祸全身,他在抒发自己忧懑交集的思想感情时,常常不得不采取隐晦曲折的表现形式。形成了“文尚曲隐”的特点。但以其作为指导思想,受其框囿,则难免在诠释阮籍的《咏怀诗》时会生出穿凿附会以嫌。阮籍的几首追忆少年志趣,叹谓岁月蹉跎,一生壮志难酬的咏怀诗还是较为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