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

19世纪末至20世纪20年代末俄罗斯文化史上曾有过一段短暂而辉煌的文艺复兴,即"白银时代",是俄罗斯现代文化兴起的时代.白银时代的俄国文学在同期的文艺复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涌现出众多的文学流派和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在俄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人文精神 作家人格 文学品格──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转型期文化及文学断想

人文精神的实质是对人的力量、价值、尊严的肯定，对人性的尊崇，对人的全面关怀和终极关怀。它作为一种自由意志、创造精神和价值理想，是与蒙昧主义、权权主义相对立的，也是与拜金主义、物质主义不相容的。在19世纪中叶俄国社会的转型期，浸润着人文精神的西方文化闯进俄罗斯国门，与其传统文化发生了撞击与冲突，三四十年代俄国思想界围绕着俄国向何处去的论争即是两种文化矛盾冲突所激起的反响。俄国的才俊之士如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则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西方文化及其价值进行批判借鉴和吸收，力图使俄罗斯文化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渗透和融合中实现自我突破和超越。而西方文化与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冲突、撞击、交汇、融合，则造就了俄国作家的高尚人格：崇高使命感和公民责任感，自由不羁的叛逆精神，大无畏的殉难、献身精神，同情人民、关怀人类命运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不仅陶铸了俄国作家的人格，而且为俄国文学注入了新质，决定了它的品格：巨大的批判激情和力量、理想主义光辉和人道主义的优秀传统，从而成就了俄罗斯文学的百年辉煌。     

后苏联的文学生产:俄罗斯帝国情怀下的文化产业

苏联是文学大国——作家队伍庞大,有许多著名的文学杂志和出版社,文学作品发行量动辄几十万和百万,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召唤力难以想象……苏联解体了,苏联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也就终结了。但是,这不意味着文学在后苏联俄国就消亡了,相反,文学队伍仍然庞大(只不过少有职业作家)、出现了一批新的著名的文学杂志和出版社、产生了种类比过去多得多的文学奖项、文学产品的生产量比苏联时代是有增无减、文学生产的产值并不小、有若干作家的社会贡献力是政治家难以企及的,等等。人们担忧文学在后苏联俄国会消亡的现象没有发生。之所以如此,关键原因之一是:文学在后苏联俄国不再是官方意识形态,却自动融入了重建俄罗斯帝国的大潮中;因为废除了苏联时代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因而更多的人有机会投入文学活动,且主流的文学生产者是满怀俄罗斯帝国情怀的;决定文学产品命运的,不是官方意识形态,而是文化市场,但文学作为文化产业得到社会和各方面人士的关注,却不仅仅由于它具有市场效应,更因为它诉说了复兴俄罗斯帝国的国民认同。     

抉择与契合——论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社会产生了严重的民族、文化和信仰危机.一些社会精英急切探索救国图存的道路,他们几乎同时把目光投向了西方.这在文学界表现为大量外国文学的翻译和介绍,在众多国别文学的吸收借鉴中俄罗斯文学显得突出而重要.即使强调"为艺术而艺术"的前期创造社也视俄罗斯文学和作家为艺术沃土和精神导师.前期创造社对19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受是一种精神契合下的理性抉择.     

跨界的文本与批评的对话——从哈金的《等待》谈起

华人作家哈金与汤亭亭的创作均受到美国文学界的高度关注,但在国内接受上却出现了巨大的反差.与汤亭亭等人的英文创作不同.亦与聂华苓等作家的中文创作相异,以哈金为代表的新移民作家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书写着边缘人的"美国经验",他们的创作既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华裔文学.又不同于华文文学,这对美国华裔文学的界定及研究范式提出了新的挑战,跨越传统研究疆界,拓宽研究视域,走向批评的对话.不仅能够为这一领域注入新的活力,更能促进美国华裔文学批评理论向深度发展.     

俄罗斯小说：经典与传统

无所不包的融洽性和思想传播的高效性使长篇小说在俄国19世纪众多文学体裁中一枝独秀,成为其独特而亮丽的名片。自普希金至高尔基矗立着“几座孤峰”,他们开创了以首都与外省为独特地理空间,以政治、讽刺、苦难、心理、社会、宗教、哲学等为重要主题的几种传统,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的创作成为世界各国作家争相学习的对象。如果上述传统是俄罗斯经典小说表现于外的特色,那么更为核心的是探寻人性本质、生命意义的传统,19世纪俄国作家为此传统从不同角度做出有益探索,而东正教思想在其中占据中心位置。20世纪的后继者们也创作出不少举世公认的杰作,但已无法与前辈们比肩。他们生活在“孤峰”下,既是幸运,亦是不幸。幸运的是有灯塔照耀,催人奋进;不幸的是灯塔也会形成枷锁。俄罗斯文坛未来若能再耸立起“新的孤峰”,那大概不会再是小说家,而是在小说的基础上开拓新体裁以引领世界潮流的文学家。     

消散之后的辉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俄罗斯文学

当代俄罗斯文学是指与今天的俄罗斯读者群生活在同一历史和精神时代的俄罗斯作家所创作的作品.在以现实主义为基调的创作背景下, 后现代、女性文学和大众文学等文学模式在文坛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而这一切无不和"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俄罗斯文明史的本性与特征问题(自由派的观点)

近几年来,俄国人对文明的自我认知能力有所提高.一方面是地域文明理论的地位在俄国得以巩固,一方面,同这一理论建立过程相联系的"俄国的(东方基督教的、东正教的、斯拉夫的)文明"却愈来愈频繁地成为批判的对象.自由派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们将俄罗斯看作是一个"不文明"、"不够文明"、"处于多种文明之间的空间"等等的地域.俄罗斯社会文化成份驳杂,需要在考虑到俄罗斯社会文化的分裂性的同时.注意到她的社会文化统一性的表现.从俄罗斯文明史里在找到分裂性和非系统性的同时,也能找到体现俄罗斯文明史的文明规划性和文化综合性的例证.边际文明的现实就是文明的多样性的不同类型在几个世纪期间矛盾地共同生存.统一不是它们生存的起始条件,而是代表不同传统的文化精英们投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的结果.因此它们的共同特性是"对话注定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