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刑法分则中定罪量刑的法定情节要件

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我国刑法（以下简称新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第五条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这就是说...     

我国刑法全球化的表现及反思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法律全球化也初现端倪。作为法的下位概念的刑法,必然也呈现全球化趋势。我国在制定1997刑法典立法活动和参加国际公约以及国际组织等活动中体现一定的刑法全球化,但总体来看,由于我国重刑思想严重、国际犯罪未国内化以及立法中缺乏褫夺公权等资格刑的规定,与世界刑法全球化尚有很大的距离。     

依法治国视域中的刑法功能研究

刑法是法律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法律部门。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对刑法功能的认知和追求也应该因应时代要求。刑法在管理社会、惩治犯罪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刑法的这种特殊性质也要求其必须坚守“最后法”的地位。同时,刑法功能要进一步向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注重刑法和其他法律规范的协调与衔接以及刑事打击与综合治理相结合的方向努力。     

国际刑法视野下的中国刑法之评判

国内刑法与国际刑法是相互观照、共同发展的。在经济全球化、法律国际化趋势日益走强的当代国际社会,以国际刑法为视角去检视中国刑法是必要的。当下,中国刑法的基本理念与国际刑法发展的潮流还不够契合;某些犯罪的入罪范围和入罪标准与国际刑法规范不尽一致;立法技术从便利刑事司法合作角度考量也不尽成熟。因此,中国刑法的发展需在因应国内客观情势发展需要的同时,关注国际刑法的发展和要求,在兼顾内外的基础上不断完善。     

刑法司法解释方法论——寻求刑法司法解释的客观性

刑法解释方法一直是刑法解释学中的核心课题。在刑法解释方法中,文义解释方法作为传统的解释方法之一,其承诺法律自身中存在客观性,只有严格按照语义进行解释才能保证刑法解释的客观性。目的论解释方法主张对刑法条文的解释应遵循一定的目的,未必要机械地按照语义来进行解释,其关注的是在个案中法官如何理解、解释和应用刑法条文才能实现刑法的目的。因此,在目的论解释方法中,刑法解释的客观性是指“合法性”与“正当性”。     

论空白刑法补充规范的变更及其溯及力

空白刑法 ,是相对完备刑法而言的。后者是指刑法对犯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定刑均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空白刑法 ,则是指刑法规定了犯罪的法定刑 ,而将犯罪构成要件的一部或全部委诸其他法律或命令之情况。刑法条文中“违反××法规”的表述 ,即为空白刑法的表现。在空白刑法中 ,所指明参照的法律、法规 ,由于对犯罪构成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 ,因而称为补充规范。① 如刑法第 3 3 2条 :“违反国境卫生检疫规定 ,引起检疫传染病传播或有传播严重危险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 ,并处或单处罚金” ,本条规定了妨害国境卫生检疫罪的法定刑与部分的…     

论我国刑法上的法律类推

我国刑法第七十九条规定:“木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本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但是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这就是我国刑法上的类推制度。所谓法律类推,就是指我国刑法所规定的对刑法分则中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条文定罪判刑的制度。我国刑法实行罪刑法定原则。刑法第十条明确规定,犯罪必须是“依照法律应当受刑罚处罚”的行为,也就是说,必须是法律有明文规定的行为。这是一般原则。但是,刑法第七十九条又规定,对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可以比照刑法分则最相类似的法律条文定罪判刑。因此,可以认     

罪刑法定的思想渊源

罪刑法定原则,又称罪刑法定主义,是指对于什么行为是犯罪、构成什么罪以及处以何种刑罚,都应由法律明文加以规定,即所谓“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罪刑法定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同刑法一起外机坠地的,而是在刑法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作为罪刑擅断的对立物问世的。从罪刑擅断到罪刑法定,是刑法史上的一次深刻变革,亦是法律思想的一次质的飞跃。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已产生了罪刑法定思想的萌芽,如罗马法即有“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的规定,并且当时就形成了所谓“无法律则无刑罚”的格言。但是,作为罪刑…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做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如何借助法律全球化的“东风”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同样需要各个层面的对话。     

刑罚裁量中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比较与选择

刑罚的法律效果本应包含社会效果,但在当代中国语境下二者是并列关系.刑罚的法律效果不等于机械适用法定刑,而是在法定刑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刑法原则、刑法精神、刑罚目的、量刑制度等因素确定宣告刑.刑罚裁量的法律效果注重的是刑罚的法治目的、正义价值与长久效果,其实质是在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前提下,以犯罪行为与行为人为中心确定刑罚的轻重;刑罚裁量的社会效果立足于刑罚的工具思想、秩序价值与当前效果,其实质是在“法律、政策、政治”的博弈中选择了“政策、政治”,在“权利、权力、利益”的权衡中倾向了“权力、利益”,在“正义、秩序、效益”的冲突中迎合了“秩序、效益”.刑罚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发生冲突时,选择法律效果是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     

网络犯罪刑法走向、反思与路径选择

网络犯罪经历网络对象型犯罪、网络利用型犯罪、网络智能型犯罪三个不同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代际特征。传统刑法规范在应对网络犯罪时显示“窘迫”,“力有不逮”,积极刑法又导致网络刑法犯罪化、重刑化。积极刑法与“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宗旨“貌合神离”,并与传统刑法最后保障法的定位渐行渐远。网络犯罪刑事治理应当注重技术与法律相互支撑、良性互动、深度融合，注重刑事规范的明确性、系统性和罪刑均衡，注重象征性刑法限缩以坚守刑法功能。这既有助于维护网络安全秩序，又有益于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过度扩张，切实“尊重和保障人权”。     

宋朝“明法”“新科明法”及“试刑法”考

宋朝是我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的朝代。封建国家为了培养法律人才、选拔法律人才,规定了种类繁多、范围广泛的法律考试,不仅有“书判拔萃”、“试判”、“试身言书判”,还有“明法”、“新科明法”、“试刑法”;不仅有“呈试”,而且有“铨试”,就是进士、武学、算学、画学等科目也要“试律”。在宋朝,法律成了入仕的重要条件。本文试图就人们容易混淆的三种规模较大的法律考试:“明法”、“新科明法”及“试刑法”作一番探讨、考证,并借此机会就教于同事们。     

法律全球化与对话

随着人类公共交往的场域日益超越国家的边界,法律全球化亦成为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基本态势。尽管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范式和法律治理结构在全球化过程中占尽先机,甚或一定程度上掌握了话语霸权,但法律的文化属性决定了法律全球化并不应当是法律的西方化。哈贝马斯把其对话理论作为解决文化冲突的基本方式,这对于如何推进法律全球化极具参考价值。对话,亦应当作为法律全球化的路径倚赖。我国参与全球化对话,要克服法律“失语”现象,从传统中寻找“谈资”,并注重解决当下中国的问题。     

关于国际刑法概念及法律特征的思考

国际刑法的概念和法律特征是国际刑法研究领域的基本问题之一。国际刑法的概念应为：国际刑法是在国际社会预防和惩治国际犯罪活动中形成的，主要调整国家间刑事合作关系并为各国所公认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称。国际刑法的法律特征，应以国际刑法的概念为基点，从国际刑法的主体、立法方式、执行手段及效力范围等方面加以分析，可知：国际刑法基本具备国际法的主要特征，是国际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际法在刑事领域的具体体现。     

刑法解释的良心之维

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刑法调整的是公民个人的基本人权与包括犯罪人基本人权在内的全体公民基本人权之间的关系。刑法的价值就在于最大限度地保障包括犯罪人基本人权在内的全体公民的基本人权。刑法解释是适用刑法进而实现刑法价值的一个能动的过程。在这一能动的释法过程中,唯有司法者坚守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实践中积淀下来的、作为人共通部分的“常识、常情、常理”即“良心”,才能保证释法的结果不违背普通公民的意志,也才能够最终实现刑法的价值。这就是刑法解释的底限。     

立功疑难问题研究

司法实践反应出我国法律关于立功的规定存在以下问题：对预谋立功是否成立立功的规定存在缺陷;立法价值取向过于功利;对“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这一立功方式规定模糊;关于“查证属实”的标准法律规定存在模糊之处。我国刑法立功法律构架之完善,应明确界定立功和重大立功的范畴,完善关于确立立功后量刑的具体规定,弥补我国刑法中有关立功立法空档,并设立立功制度的配套制度。     

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审视与重构

法治意义上的司法解释是法官运用法律裁判案件的一项司法技术,与审判权密切相连。其功能在于实现由“静态法”向“动态法”的转化,以确保法律实施的效果。但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对司法解释的性质存在误解,并由此导致我国司法解释体制的机理性缺陷和功能障碍,法律实施的效果总是难以令人满意,而此状况在刑法司法解释中表现尤甚。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分析我国现行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结构特征和机理缺陷的基础上,对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体制的重构提出建议,以期有助于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目标的实现。     

法律全球化中的刑法现代化

全球化是多维的 ,它的触角伸向了当代社会的各个角落 ,尽管受到其影响的不同领域有程度上的差别 ,但是现今已经很少能够找到未被全球化“染指”的“处女地”了。现在人们对于全球化的视野还主要地停留在经济全球化上 ,但实际上文化的全球化、法律的全球化也正在进行着。如果说文化的全球化是潜移默化的 ,而且受到了民族国家的自觉的抵制的话 ,那么经济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却是自觉地进行着 ,尤其是法律全球化进程将是一个完全人为的自觉的创制过程。法律的功能就是制定人们协调一致的规则 ,以及利用强制手段来维护这一规则的不可侵犯。实际上…     

基督教在当代中国社会中的嬗变——对全球化背景下基督教发展趋势的考察

本文认为,当今时代,虽然“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经济、法律、政治的全球化方兴未艾,但“文化的全球化”将是个例外。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一体化”,而试图以文化的“一体化”与“单一化”取代文化的多元并存与共同发展将是不明智的,也是不可能的。在此意义上,作为西方文化的核心内容且在今天处于强势地位的基督教,在其全球范围内尤其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应该积极推进其“处境化”、“世俗化”和“共生化”的历史进程,以期达到与其他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的融会贯通、共生共荣,从而顺利地传播其福音。     

王夫之法制思想论析

王王夫之通过对历代有关法制的评判以及吸收时代新的法制元素,形成了他既传承传统又突破传统、具有近代因素的法律思想．对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近代转型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提出了“环相为治”（的政治改革构想和建立一个“自天子始而天下成受裁”的法治社会理想,从制度层面对如何有效监督君主权力的进行探索：在对待严刑峻法、肉刑等问题上,王夫之的态度与正统的儒家别然有异,从某种意义上说展现的是一种轻刑化的刑法思想：提出了“严以治吏”和“刑尤详于贵”思想主张,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