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论历史编纂的创新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一生为倡导建立历史编纂学学科倾注了大量心血.在20世纪60年代,白先生首次提出历史编纂学是一份重要的"史学遗产"的观点,倡导对传统史学的编纂思想、编纂理论和编纂方法进行发掘、分析和评价.之后,他又多次撰文论述历史编纂学的内涵及其学科建设的重要性,从理论层面上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宏观架构;由他主持编纂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采用"新综合体",实现了编纂体系上的重大创新.白寿彝先生关于历史编纂学的不断探索与创新,对我们今天构建历史编纂学学科体系有重要意义,值得认真总结并加以研究.     

论章学诚的“比次之道”

清朝封建专制政治制度高度发展,皇权的集中促使了诏令文书、臣僚上奏文书及官府往来文书等档案得到了较好的保管与整理,章学诚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史学理论研究的。他根据"六经皆史"、"方志立三书"等指导文献编纂的实践理论,并将"著述"与"比次之书"区分开来,提出了对清朝乃至现今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都有深远影响的"比次之道",从而奠定了他对我国档案文献编纂工作的功绩,引发后人对此学说的学习与思考。     

旧典新命:方志学科建设刍议

目前,方志学仍隶属于历史学下之专门史,为三级学科。地位低下,导致学科构建不健全、学术研究不深入、人才培养后继乏力、研究队伍薄弱等一系列问题,学术研究难以为志书编纂提供足够的理论支持,成为方志事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能提升方志学科为二级学科,从方志理论、志书编纂、旧志整理、地情研究、年鉴编写5个方面构建方志学科,深入研究方志理论和志书编纂实践中存在的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必能提升志书编纂的质量,促进方志学科的发展。     

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知幾、章学诚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幾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日本藏孤本宁夏《宁灵厅志草》考述

《宁灵厅志草》是宁夏流散日本的孤本方志。对它的编纂情况、体例、内容和资料价值 ,国内知之不多 ,且多有误解。本文作者以亲眼所见并结合其他资料 ,考证其编纂时间是清光绪三十四年 ,纂修人为成谦 ,在民国 2 5年至 2 8年间流散东洋文库 ;详细叙述了该志内容涉及的方面 ,探索其体例渊源 ,并从版本、方志编纂学和存史三方面论述了它的价值。     

贾恩绂的方志编纂及其特点

贾恩绂是民国时期著名方志学家。其方志编纂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创造性的方志体例。紧紧围绕方志以疆域为主的思想,创立四门,各以类从。第二,新旧掺杂的方志内容。重视经济、教育,运用近代科技,使得方志具有许多新内容,同时依旧保留旧志中一些传统类目。第三,篇篇成文的方志述作。行文雅驯、连贯,避免如市之账薄。     

王鸣盛历史编纂学思想刍议

历史编纂学是我国传统史学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清代又为我国古代学术文化之大总结时期,探讨此时学者有关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议论,必将有助于我国传统史学思想之开掘。本文主要围绕王鸣盛关于作史的必备原则、史书的体裁选择以及修史的具体操作等方面的评论,对其历史编纂学思想进行探寻和勾勒。     

杜大琏《名臣碑传琬琰集》的编纂特点与史学价值

<名臣碑传琬琰集>是南宋学者杜大硅编纂的一部碑传资料汇编,不仅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学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其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过去的研究者大多从史料学的角度肯定其考史成就,而指摘其编纂体例.今天应该在前人认识的基础上,深入阐发此书的编纂特点和史学价值,进一步丰富中国史学史的内涵.     

承前启后 开拓创新——唐代典制史著编纂述论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处于重要阶段的唐代,是典制史著编纂的开拓和创新时期,成果卓著.其编纂所体现的时代精神、编纂特色,均对史书体裁和史学发展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并对后世典制体史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清代畿辅方志艺文志总序探析

有清一代,畿辅地区纂修方志四百多部,其中,确切可查纂有艺文志的方志368部。编者在艺文志前多写有总序,使之成为艺文志的重要组成部分,读者从中可以看出艺文志收录文献的内容、编纂原则与目的,还可以看出畿辅文学观念、文化心态以及地方作家的文学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