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与“理”之争到“格物”之辩: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之比较

朱陆之争与王湛之辩是宋明理学发展史上影响深远的两个学术事件。两次辩论之不同点在于:朱陆之辩发生在心学与理学两个不同的学派之间,王湛之辩发生在心学学派内部;朱陆之辩是心学和理学关于本体论和工夫论的争论,王湛之辩是把本体论和工夫论糅合在"格物"的诠释中纠结在一起了。两次辩论之相同点在于:无论朱陆之争还是王湛之辩,都是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关于"社会秩序维护与百姓教化方法"的探讨。从理学派与心学派两派间的争论,到心学派内部不同分支间的争论,从"理外心内"到"心与理糅合为一",王湛之辩可以看作是朱陆之争的延续和深化。     

真诗的现代性: 七十年前朱光潜与鲁迅关于"曲终人不见"的争论及其余响

朱鲁陶诗之争,是现代诗学一大公案。本文不满足于学派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的定性,更开辟“文化诗学之争”的新论域。朱光潜代表了“借西扬中”,而鲁迅则代表了“借中扬西”,其争论的性质,乃是“以真灭美”,体现了现代性的一大主题,至今未泯。     

"国学"不宜用于命名一级学科

当下学界最出格的"国学热"莫过于欲将"国学"推上一级学科位置的盲动."国学"一词原本有特定的指称对象,即"邦国库序".汉唐以来,国学主要指国家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及其附属的等级地位最高的国立学校,而崇尚儒教为"天子之学"的一般特征.正是由于儒学即国学、国学即儒学的涵义根深蒂固,一些学者所谓的"国学观"之争主要是儒学观之争,而儒学观之争的焦点又是儒学现代价值之争.独尊儒术的"国学"不适用于现代;区隔中西的"国学"存在重大偏弊;涵义混乱的"国学"无法界定学科;夸大功能的"国学"不能使之太热.如果将"国学"列入一级学科名录,就会对中国现代学术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试论永嘉学派的活动方式——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中心

永嘉学派的活动是以导师和门人为主体展开的。本文以陈傅良门人集团为个案,讨论了永嘉学派的活动样式主要包括了出版著述、书院建设、学术论辩、外出游学,其中尤以学术论辩为重要,并比较朱子学派的活动样式,探讨永嘉学派衰落的内在原因。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

宋代学术史上的荆公新学吕云飞荆公新学又称“王氏新学”、“临川学派”、“三经之学”、“熙丰之学”，是北宋中叶有重大影响的学术派别或学术群体。它因该学派的领袖和创始人王安石是江西临川人，晚年封号“荆国公”，学者称王荆公而得名。冠以“新学”则是北宋时洛学对...     

荀子论"学"

荀子之学主要为道德之学。道德之学所遵循的是由知-学-智的路线,知通过学而成为具有道德价值的智。学与思二者之间,学为主;学与行二者之间,行为重;学、积和化三者循序渐进,共同构成达致圣人境界的方法。化性入境的关键在于诚。学本身需要一些德性将之优化,包括:一、乐和微等。     

"法学流派"类型研究

我国目前对法学流派的界定大致有三种不同意见,但就其核心构成要素而言基本上是同一的.从法学流派的概念入手,结合西方法学发展之历程,以是否具有完备的组织形式为标准,我们可以将法学流派划分为思想型学派或松散型学派、组织型学派、结合型学派等三种不同类型.相比之下,目前中国法学流派的形成虽已初见端倪,但是仍有待进一步发展.法学流派的形成过程是对法的认识不断深化、不断地接近真理的过程,中国的法学只能随着中国法治的现代化而逐步发展和完善,并产生众多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学流派.     

简论"浙学"的内涵及其基本精神

本文梳理了从朱熹到黄宗羲、全祖望、章学诚有关"浙学"、"浙东学派"、"浙东学术"、"浙东之学"的论述,着重讨论了"浙学"的内涵,并讨论了浙学的基本精神等问题.笔者认为,"浙学"有狭义、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浙学"是指发端于北宋、形成于南宋永嘉、永康地区的浙东事功之学;中义的"浙学"是指渊源于东汉、形成于两宋、转型于明代、发扬光大于清代的浙东经史之学;广义的"浙学"即"大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而延续至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与人文精神传统."大浙学"是狭义、中义"浙学"的外延,但其主流仍然是南宋以来的浙东经史之学."浙学"的基本精神是 "求实、批判、兼容、创新",而王充的"实事疾妄"、叶适的"崇义养利"、黄宗羲的"经世应务"、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则是浙学精神的典型体现.     

东汉"齐诗"衰落的原因

两汉三家<诗>中,"齐诗"学派因善于称言阴阳五行说而独具特色,并在西汉中后期臻于鼎盛.东汉盛行图谶符命之学,而图谶符命之学与阴阳五行说堪称一途,"齐诗"却在此时突然衰落.文章认为,"齐诗"由盛转衰的关结点在于王莽篡汉.王莽秉政乃至篡汉以后,三家<诗>明显分为两大阵营,鲁、韩<诗>学者皆拒绝为新莽奔走,而"齐诗"学者则几乎全部为王氏集团奔走.不同的政治选择影响了东汉朝廷对待三家<诗>的态度和士子的选择,"齐诗"突然衰落和最早亡佚的命运不可避免.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再辨析

王阳明儒家立场的最终坚定经历了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儒家立场的认同意识使王阳明自觉承担起对儒家圣人之道的传续与发扬。基于儒家立场,王阳明坚定孔孟之学的正统地位,但在认同自韩愈乃至程朱理学的道统论的价值基础上,王阳明亦提出了心学视域下道统意识的独特价值：“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这一观点看似与“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的传统道统论有所出入,然其对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程朱的理学道统论,因为认同意识和弘道意识是儒者的共识,而问题往往出现在学派之间正统意识的对抗上,但这种互相压制批评的学派之争却恰是王阳明所极其反对的,因此其对于颜子的认同并非意图撼动传统的理学道统论,而是为了抵抗当时记诵辞章、训诂考据、追名逐利的为学风气,希冀复归儒家圣人之道的真正价值与精神。     

先秦"名"学派别及发展阶段

先秦"名"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以孔子、老子、邓析,惠施、公孙龙、尹文和《墨经》,荀子和韩非为其代表,"正名"是先秦"名"学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线索.就"名"论而言,先秦"名"学有"名之必可言"(孔子)、"无言"(老子)和"名"抽象而与现实世界无关(邓析)三派;对名与实的关系的看法,则有名实无关(以邓析、惠施、公孙龙为代表)、名实有关(包括孔子以"名"正实;墨子及《墨经》以实正名;《尹文子》名实互正)这两大派;就"辞"论而言,也有"辞达"(孔子)、"不言"(老子)、正面"辞"论(《墨经》)三派;就"辩"论而言,则有"不得已"派(孟子)、"不辩"或"大辩"派(庄子)、"察辩"派(《墨经》)三派.先秦"名"学派别众多,即使在纯粹"名"学内部,也没有形成统一的思想体系,制约了它们对社会和后世的影响.     

诸子学说与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论诸子体系的他者生成

诸子各学派除了自我生成外,其体系的核心理论以及现实运用、实践性源头的论证等,还依赖庄子、荀子、吕不韦、刘安、司马谈、刘歆、班固等所构建,这是诸子学派的他者生成。使得诸子社会治理之学的主旨,有了哲学的理论形态。由此可知,古代学术的子学经验与学术愿景有这样一些特点:其一,对九流十家的概括是能够创建学派乃至建立学科的;其二,子学中心话语与多重话语两大形态为新的学术增长点的设立提供了机遇;其三,"诸子出于王官说"建立起古代以实践探求学术渊源的传统。胡适以"征验"之法提出"诸子不出于王官",是以西方所谓纯哲学的观念来看待诸子之学的;而诸子之学本是社会治理之学,自然与王官政治有着承袭关系。     

泰州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此次研讨会于 1 0月 1 1日至 1 2日在江苏省泰州市举行。来自美国、韩国、我国港台地区以及北京、上海、浙江、江西、陕西、江苏等各地学者 80余人出席大会 ,著名学者邢贲思做重要报告。学者们交流论文 40余篇。研讨会上学者们关注的议题主要是 :泰州学派的性质、意义与历史地位 ;王艮及泰州学派其他代表人物理论观点的研究 ;泰州学派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深刻影响和其他有关问题。　　一、王艮学说与泰州学派的性质意义与历史地位问题　　与会学者积极评价王艮与泰州学派的思想 ,认为它与明代中后期的社会经济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是当时封…     

学术发展史视野下的先秦黄老之学

黄老之学在理论结构上具有超越于百家学说之上的优势,这一优势来自于对百家之学特别是道、法、儒这三个最主要学派的基本理念的成功整合。黄老之学一改早期道家疏离政治的态度,转而积极地接近政治权力,并用道家哲理论证法治的主张,谋求富国强兵之道,在现实政治的领域为道家学派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黄老之学调和儒法,尝试在法治的框架下容纳儒家关于礼治和道德教化的思想,为荀学的形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理论准备和思想经验。     

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章句与章句之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善于阐发义理的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章句之学的没落与其闭锁、今古文之争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再论章句与章句之学

章句与章句之学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善于阐发义理的章句体训诂著作的繁荣是章句之学发达的主要表现形式,但章句之学的衰落却与章句体没有必然的联系。章句之学的没落与其闭锁、今古文之争以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有直接联系。     

"国学"三题

传承既久的生、道、觉三个观念,分别是国学的根荄、国学的纲维和国学的机缄。(1)可溯源至殷人帝崇拜和周人生生之谓易之说的生命崇拜意识,为中国学术文化培壅了阴、阳化生的致思根荄。(2)道是典型的中国式的运思范畴;先秦儒家倡言学以致其道,其实学而致道之旨趣在抽象的意味上也同样为先秦以至晚清诸家之学所恪守。(3)学之为言,觉也;重生和崇道的人文趋向,决定了孔子、老子以降的中国学术——近现代中国人称之为国学——的非以逻辑思辨为能事的觉或觉悟的品格。     

中国比较文学会议在西安召开

<正>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于1987年8月25日至29日在西安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接受理论与中外文学的关系”、“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三个专题。其中,中外学者争论较多的是学派问题。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教授认为,学派之争是一个历史     

桐城派与汉宋学术之争

桐城派是文派,也是学派,桐城派的发展与汉宋学术之争有着密切联系。清代朝廷重视程朱理学,而桐城一些世家的祖籍又源于徽州——徽州婺源是朱熹祖籍所在地,于是桐城之地逐渐形成了推崇“宋学”这一牢固的学术传统。桐城派文人进行的汉宋学术之争在方苞那里就已出现,后来姚鼐、方东树等人又将争辩愈演愈烈,其内容主要涉及儒家道统的承接、“汉学”与清代“汉学”的区分、为学动机的选择等方面。总体来看,桐城派文人在汉宋学术之争中处于明显的劣势,但其争辩还是有着积极意义：他们矫正清代“汉学”学者反对“宋学”之枉,有利于促进学术的正常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学术在正反力量的猛烈拉拽中所形成的相互之间的张力作用;他们推崇非功利性的“宋学”,有利于维护“宋学”的本真,为后来的“宋学”复兴奠定了基础。由于在女子守贞节的问题上深受程颐“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影响,桐城派文人推崇“宋学”也给自身思想打上了鲜明而又不良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