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现存最古老报纸出自敦煌“藏经洞”

本世纪初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物中,含有一份唐代后期发行的距今约一千一百年的手抄邸报——它是已经看到的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报纸。这一新见解,是专门从事报刊史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副教授方汉奇提出的。我国古代报纸,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报纸,它没有一般的新闻和言论,主要刊登皇帝的命令文告、起居情况,臣下给皇帝的奏章以及官吏的任免消息。由于它最初是由“邸”(封建时代中央政府设在首都的招待所)负责发布的,所以叫做“邸报”。以后历代封建王朝出版的政府官报,虽有“朝报”、“邸钞”、“进奏院状”、“杂报”、“条报”等不同名称,但仍统称为     

宋代传播艺术及媒介特征——从“邸报”、“小报”、书院说起

北宋和南宋各经历了九代皇帝，三百年的时间给今天留下了丰厚的文化遗产。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宋代传播领域掀起了一次革命；传播活动方面，“邸报”作为中国古代官方报纸统称在这一时代细化起来：“邸报”代替了“进奏院状”，官方信息传播系统更加健全，“小报”这一民间传播方式出现，引发了争议；教育活动方面，书院作为教学机关更加完善，理学思想传播范围广泛。传播媒介在宋代得到了改善，传播思想在宋代得到了发展，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和组织传播更加发达。     

对中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先秦或两汉之说的质疑

对于我国古代是否产生报纸,学术界历来说法不一.报学界认为:"邸报"就是我国古代的报纸,它又名"邸抄"、"条报"、"杂报"、"朝报"、"录报"、"塘报"、"驿报"等等,道光以后称为"京报",因而"一部中国古代报纸史基本上就是一部'邸报'史".而史学界却认为,"邸报"根本就不是报纸,而是十足的官方文书.本文仅就报学界提出的我国古代报纸产生于先秦或两汉之说,提出质疑.     

论明代之邸报

论明代之邸报周桂林（河南经济广播电台）明代是中国手写新闻传播时期的一个重要朝代，多种报纸散见其间，诸如朝报、京报、塘报、牌报、邸钞（亦写为邸抄）、急选报、日报传抄等。我国新闻史学家把古代的报纸概称之为邸报，多数学者认为它存在的时间跨度应是起唐讫清，亦...     

两份敦煌“进奏院状”文书的研究——论“邸报”非古代报纸

关于“邸报”是不是中国古代的报纸,这是学术界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占上风的意见认为“邸报”就是古代的报纸,其主要根据是唐人孙樵的《读开元杂报》和其他一些相关记载。最近有的报史专家撰文论证编号为S1156的敦煌文书“进奏院状”就是“邸报”,认为:“这份‘进奏院状’发报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距今约1100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这是一桩新闻史上的大案!因此在新闻界反映尤其强烈。《光明日报》在头版位置加以报导。有些报纸的新闻标题赫然大书:“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报纸《进奏院状》发行于八八七年”。然而,这实际上是违背历史事实的莫大误会!本文将首先对敦煌“进奏院状”文书进行介绍和考释,进而论证“进奏院状”不是报纸,“开元杂报”也并非邸报,与古代的报纸更是完全不相涉的。     

新闻媒介还是朝政传播——中国古代报纸媒介范式研究

中国近现代报纸并不是在中国古代报纸的基础上产生的,而是自西方"舶来",由此引发了"中国古代报纸是否是报纸"这一经典论争。中国古代以官方邸报为主、民间小报为辅的媒介系统绵延一千多年,前者的信息传播主要限于官僚机构内部,后者则受到官方严控且信息常常失真,二者都不同于作为新闻媒介的现代报纸。同时,相较于近代以来日益加速的媒介更迭,中国古代报纸在形式、内容和技术应用等各方面又呈现出相对静态的媒介特征。从总体的媒介范式上看,中国古代报纸是服务于朝廷政治需求而形成的组织传播形态,其基本诉求和功能都是维护朝政,与近现代报纸的大众传播模式有着明显差异。在宏观历史视野中整体把握中国古代报纸的媒介范式,有助于更为准确地认识和理解中国传播传统。     

清代江西官办报刊述略

二十世纪初,报纸逐渐发展,江西的官报也开始出现。 公元1902年4月(或5月),《江西官司报》由南昌官报局出版。它发刊晚于1901年底或1902年初创刊的国内第一家地方政府官报《北洋官报》,但略早于1902年7月出版的《晋报》,初为半月刊,后曾改为旬刊,大约在1911年5月前后终刊。 它的体例,基本上沿袭邸报、京报的模式,但也有所不同。邸报、京报内容大致为宫廷动态、谕旨、奏疏,类似官方文件汇编,没有新闻与评论。《江西官报》除照登“上谕”、“奏牍”以及江西各级官吏的报告等官方文件以外,辟有“选报”专栏,选载各地新闻。新闻稿从国内一些知名报刊如《大公报》、《时     

关于林则徐的《衙斋杂录》

1962年,当福州市筹办林则徐纪念馆时,林则徐的后裔林念晶先生捐赠了一部珍贵的林则徐研究资料,即《衙斋杂录》,原存林则徐的长婿刘冰如家,现存林则徐纪念馆。该资料系林则徐在新疆期间摘抄邸报和地方档案资料而成。《杂录》分上下二册,封面称“林文忠公衙斋杂录”,落款陈培锟敬观。全二册共75页,不标页码,看来是林则徐阅读时随手抄下来的。册后题“刘冰如珍藏”,并印“少穆”篆字印章。上册摘抄邸报的时间是壬寅(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二日开始到癸卯(道光二十三年)十月,全是关于清政府对清朝官吏的任免升降邸报,内容多与鸦片战争或鸦片战争善后的人     

从宋代的特殊历史背景看小报的产生

中国原始形态的报纸，大多是朝廷办报，所以北宋末年出现的民间经营发行的小报在新闻史上就具有独特的意义。本文重点对小报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政治、经济、文化条件作了简单的探析，以说明小报在宋代出现并非偶然，有其历史必然性。     

论南宋杭州的"说话"家数

南宋杭州“说话”伎艺较北宋得到长足发展的主要标志,就是文体意识的进一步成熟,出现了“说话”家数的分类。“说话”四家为:第一家“小说”,包括烟粉、灵怪、传奇;第二家“说公案”,内容皆是朴刀、杆棒及发迹变泰之事;第三家“说铁骑儿”,内容多写士马金鼓之事;第四家说经,内容是演说佛事。“说话”与往常列入家数的“说参请”和“讲史”,都是当时瓦舍中处于同一层面上的说讲伎艺,不存在类属关系。     

论中国近代小报的研究价值

近代小报指的是1897年至1949年的52年间出现的小开张休闲娱乐报纸。小报是中国新闻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它的研究远远不够,大量珍贵的新闻史料无人整理。研究中国近代城市离不开小报,城市生活的每一天都记录在小报上,尤其在风俗时尚研究方面,小报更是难得的史料。小报还是中国近代通俗文学的主阵地和经营实体,登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培养了一批通俗文学作家。     

宋朝的邸报与时政

邸报是宋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最重要的情报交流渠道之一,也是各地官员了解外部世界和朝廷动向的窗口.在宋代,邸报无疑是以皇帝为核心的朝廷的喉舌,尽管具有极强的政治色彩,但在一定程度上亦发挥了舆论监督的功能.由于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干预和影响,因而邸报的监督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不宜估计过高.同时,邸报记录了当时社会的很多重要史实及朝廷的方针政策、人事任免等,因而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     

话说“招安”（上）

近几十年来,历史学界一贯把“招安”作为批评对象,用极端的语言丑诋被招安的古代造反者。从这种逻辑来看,一旦造反以后只能有两个前途:一是推翻了统治者自己做皇帝(真做了皇帝也有“罪名”——背叛农民起义),起义者都做文臣武将;一是做烈士(这是被现代史学家认为最光荣的前途)。为什么这些造反者就不能与统治者达成妥协而回家重新当老百姓或被当招募当兵为官呢?为什么就不能尊重古人的这个选择呢?     

紫禁内宫竟有欺君画

皇帝,是封建时代的最高统治者,是谁也得罪不起的。若稍有违忌,即有欺君之罪,要满门斩首,甚至株连九族。然而,在故宫御花园西侧千秋亭附近的通道上,有四组“欺君犯上”的石刻画。第一组画面是皇帝头顶花瓶,跪在搓衣板上,两手撑地,一宫女骑在皇帝背上,     

论拜占庭帝国对官办工厂的管控

为了满足帝国的财政与安全需求,以及皇帝与贵族的奢侈品需要,拜占庭帝国开办了为数众多的官办工厂,其中主要包括锻币工厂、军械制造工厂以及丝绸生产工厂.这些官办工厂的管理形式随帝国国力的强弱而变化.官办工厂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帝国的财政稳定与军械供应,但这种模式不利于推动社会生产的进步,很大程度上遏制了社会经济的生机与活力,这也是拜占庭帝国与西欧在中世纪晚期发展中出现巨大分野的根源之一.     

中国古代开国皇帝的用才之道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王朝。随着王朝的更替,也就出了许多开国皇帝。他们为了网罗人才,为己所用,有的千金买士,有的退位让贤,有的以人为鉴,有的三顾茅芦。发掘和研究中国古代有作为的,统治者的用才之道,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以古为鉴,对今天人才的开发和使用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一、视贤才为国宝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把贤才视为国宝。他一再强调“贤才,国之宝也”,“贤才不备,不足以为治。”并形象地比     

宋初秦陇竹木——读史札记之一

本文认为,秦陇竹木的产地在秦州夕阳镇西北渭水河谷里,渭南多于渭北。秦陇一带为宋和西夏接触之地,宋廷以武力强行开采这一带森林是因为其竹木之利太厚。木的用途,一是兴作,或营佛舍、或治邸第;二是供造船。竹主要用来治河,筑河堤。私贩秦陇竹木一事,宋初历朝皆有。宋廷禁止私贩竹木,原因是私贩不纳税。汴京竹木务为官立的竹木供应所,不仅供应官家兴造,还可卖给人民。真宗末年,停止官办采运,改用“入中”之法,以后秦陇采木之事也就鲜见于史了。     

“小丑”获奖──达里奥·福及其创作评析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９日的意大利甚至整个世界文坛出现了一件爆冷门之事：获得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是“一个类似于中世纪在君王面前善于插科打浑的弄臣，一个集编、导、演于一身的丑角达里奥·福”，使“不少意大利人感到这是不是斯德哥尔摩的１８位文学家又开了个国际玩笑？”消息公开以后，世界各国的媒体对此也多有疑惑和反感，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首先表示反对：“诺贝尔文学委员会近年来授奖给不太知名的作家，不太懂行的人认为这些作家的上乘之作数量太少，其实授奖给连其作品都有问题的作家才是不可思议的。”梵蒂冈的人士还…     

论中国古代的习字蒙书——以敦煌写本《上大夫》等蒙书为中心

习字蒙书是古代童蒙教育的重要教材。先秦至六朝,字书因书体演变较快而频繁出现,唐代后,基本书体的稳定使新字书的出现减少。近代流行的《上大人》蒙书始见于敦煌写本《上大夫》,且见引于晚唐文献,可知其起源于唐。其内容在宋元又小有改、补。宋明人解其文字为言儒门之事,附于其后而并行的《上士游山水》、《王子去求仙》诗,则言道门之事;蒙书的思想是儒道结合的。而且,为勉励学童,蒙书中还有“立行方回也,文才比仲壬”的励志性诗句。明清人对此蒙书的文字之意多不能解,但此蒙书又从唐到清末,一直盛行于民间;它在意义失落的情况下而能流行久远广泛,正体现其作为小传统的“长时段史”或“无意识史”的事物,有变化极慢的特点。     

且说“回避”

“科学无禁区!”自从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来,这个解放思想的口号已经多次地出现于报章杂志,人所共知,毋庸多赘。然而,天下之事,说来容易做来难:要真正实现“科学无禁区”,可又并不简单。以文艺学来说,毫无疑义,当然也是“科学”,也完全应该是“无禁区”的,但事实却并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