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行政管理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孔子在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系统地论述了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并奠定了中国古代伦理型行政管理理论的基石。这些思想材料对我国的行政管理工作仍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一、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核心：勤政爱民、实施德政。、孔子所创立的儒学的核心精神是仁学。孔子主张以仁义治天下，其学说都是围绕着这一主干展开的德政思想便是仁学精神的展开。孔子主张人类仁爱，仁者，“爱人。”[1]从这种仁爱思想出发，演绎出行政管理方面的德政思想，并以此作为指导思想，来实施行政管理。孔子提倡德治，反对暴政。他说：“君子怀德。”D认为只有实行德…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要重视和加强理想教育

<正> 邓小平同志清楚地告诉我们,无论搞军事、搞政治,还是搞经济建设或其它事业,最重要的是把人民团结起来,和人民一起干,这样就会无往而不胜。怎样才能团结人民一起干呢?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人们必须有一个愿意为之奋斗的共同理想和实现这一理想的坚定信念。没有或失去这个条件,人们就不会走到一起或走到一起也还会走开的,那就根本谈不上共同奋斗,也就不可能有什么成功和胜利。因此,邓小平同志深刻地指出:“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奋斗出来,战胜千难万险使革命胜利呢?就是因为我们有理     

角色功能与政民关系

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提高自己的效能和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要想维护和巩固自己的政权,就必须重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必须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我国古谚“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及“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是对此最好的说明。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处理好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它直接关系到政府的威信和政令的推行与统     

论东汉前期的“抑强扶弱”政策

<正> 东汉前期,以“柔道”为指导思想,积极广泛地推行了“抑强扶弱”政策,使社会秩序得以较快的安定,社会经济得以较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从而“拨乱反正”,出现了“光武中兴”和“明章之治”的清明局面。然而过去,由于某些历史的偏见,对“抑强扶弱”,不是避而不谈,就是贬低扭曲。故本文拟就这一政策所推行的历史背景、具体情况及其所起到的客观作用,谈谈自己的管窥之见,以期抛砖引玉,并就教于方家学者。     

论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

唐玄宗是历史上一个功过参半的皇帝。在他统治的前期,励精图治,推行变革,出现了“开元之治”。可是在他统治的后期,骄奢淫逸,好大喜功,终于酿成了“天宝之乱”。他是我国历史上唯一既取得过大治业迹、又造成了大乱败政的皇帝。唐玄宗时由治变乱除了有深刻的社会原因外,罢免张九龄、起用李林甫也是重要的原因。本文拟对张九龄、李林甫之争及这一斗争对当时的影响,作一些论述。     

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谈中共党史的社会功能

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治史”、“学史”、“刚史”的优良传统。史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资政育人就是对这种社会功能的概括。它主要体现在：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及其决策提供历史经验;发挥历史的爱陶主义功能：提高人民群众的人文素养。清代思想家龚自珍倡导“当以良史之忧忧天下”,增强民族的忧患意识。     

"以儒立国"与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

北宋建国后形成的"文德政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即所谓"以儒立国"的政治构架,为北宋士大夫们提供了较前代更为宽松和优越的参政议政环境,从而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无论是在思想意识、道德人格上,还是行动上,都因受时代精神的感召而表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自任以天下之重的精神风貌.     

论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发展

关于中国的现代化问题,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全国科学工作会议上曾经指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我们国家的安全就没有可靠的保障。由此看出,邓小平对我国的现代化问题是十分重视的。研究邓小平的现代化思想,对今天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商君书》的 “重治”：一个本土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新时代党和国家确定的治国方略。《商君书》的“重治”是一个中国传统的德法共治概念。商鞅之所以能够提出德法共治这样的理论构想，缘于其本身就是个杂家，其知识结构包含了儒法两个方面的内容。但秦国的政治现实、君本主义立场、对法律的过于迷信、二元对立思想等使商鞅放弃了“重治”，在秦国开创了一任法重刑、摒弃德政的治理传统。汉初中国的精英们，认为任法而治不施仁义是秦二世而亡的根源，在儒法合流的背景下董仲舒提出了新的德主刑辅说。德主刑辅、礼刑融合，使中国自汉以来开启了一个礼乐刑政综合治理的新时代。董仲舒的“新德主刑辅说”及其主导下历代阳儒阴法的治道实践，实际正是商鞅重治思想的有限历史呈现。德法共治是中国历史自然演进的必然结果，也是对中国历代治道成败得失的科学总结，重申《商君书》的“重治”概念，能增进我们在新时期“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治国方略的文化自觉。     

警惕以课题研究代替教科研

记得前几年，一谈到教科研，教师总认为就是写教育教学论文，而一旦论文发表或获奖就意味着教科研出了成果。近几年，随着教育的发展、观念的更新，这种认识有所改变，却又滑入另一个误区，认为搞课题研究才是真正搞教科研，以致目前教师搞课题研究越来越火，越来越重要，达到课题研究人人要搞、非搞不可的局面。这种非此即彼的错误认识，实在是对教科研的曲解。     

论乾隆治理西藏

乾隆对西藏的治理是康乾盛世一项主要的内容,它有力地维护了祖国的统一和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共同进步谱写了动人的乐章。本文从乾隆治理西藏的做法和特点入手,较为详细地论述了乾隆治理西藏的内容及利弊得失,为巩固社会主义民族关系提供借鉴。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兼论"焚书坑儒"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秦皇汉武之间的儒学、儒生、儒籍处于一种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儒家学派更注重于器物层面上的发挥,表现出实用功利性的特征,发生了从儒学到儒术、儒士到儒生、儒籍到儒经、民学到官学的四大转变。这种转变自现实层面来说,仍然缺乏封建帝王实现治平的实践模式,只是发挥了教化和缘饰的作用。自儒学自身发展而言,偏离“道”而求延续的生存方式提升了其学说的地位,使儒学资源在两汉时期得到全面整合,并初步探索了与其他学派融合的途径。     

黄帝族的起源迁徙及炎黄之战的研究

黄帝出自少典，少典即小狄，为北狄的一支。轩辕为“合汗”“可汗”之异译。黄帝族团最早活动于大西北与大北方，甘肃、青海一带的昆仑山即其早期的中心。其东迁路线是沿黄河北上到内蒙境内，沿阴山之阳向东而至河北北部。因草原干旱而南下，与农耕民族炎帝神农氏在今之长城脚下的涿鹿相遇。炎、黄之战，是一场农耕民族抗击游牧民族的保卫战。战争之所以在北塞长城脚下发生，就是因为长城一线，是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分界线。黄帝三战而胜炎帝，随后以涿鹿为根据地，越燕山而南下，开始活动于燕山之阳的河北平原。     

卫太子冤狱昭雪与西汉武、昭、宣时期政治

卫太子冤狱的昭雪过程与西汉武、昭、宣三朝政治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巫蛊之祸”是汉武帝为翦除卫太子刘据势力集团而精心策划的一场政治阴谋。此后,围绕着卫太子昭雪事件,武、昭、宣三代君王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武帝虽然给卫太子昭雪,但不甚彻底；昭帝嗣位后,对卫太子案漠不关心；宣帝上台以后终于使卫太子冤狱得以昭雪,与此同时,宣帝也借昭雪事件培植了一大批亲己势力,这股势力在牵制和铲除霍氏势力、维持宣帝的统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也无形中助长了外戚势力的日益膨胀,预示着外戚专权时代的到来。     

隋炀帝与宗教

隋炀帝的宗教思想是儒、佛、道三教并举 ,儒学为先 ,多元一体。这适应了宗教发展的内部规律和大统一的形势 ,既是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又是对宗教发展的巨大贡献 ,从治本上促进了“大业之治”的出现     

雍正皇帝与乐户

乐户是中国历史上以音乐歌舞专业活动为业的贱民。他们来源于罪犯的家属 ,也有部分原为良人。乐户制度作为历代统治者惩罚罪犯和政敌的一项手段从北魏一直延续至清 ,直至雍正皇帝即位后才将乐户的贱籍制度加以削除。这是因为雍正皇帝要借此移风易俗、加强满汉关系、巩固统治基础 ,同时除豁乐户贱籍也是他整个革新措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乐户在除豁之后并没有立即享有良民的权利和地位。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礼乐社会中 ,由于雍正的除豁令仅仅停留在法律层面 ,没有相应的改业措施 ,所以相当一部分乐户并没有立即改变原来的“贱业” ,民间歧视乐户的风俗也因此继续存在。因而 ,雍正的除豁令存在明显的局限性。然而 ,我们并不能因此就低估雍正除豁的意义。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乾嘉学者的书法交游活动考察

清代乾嘉学者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们为中国学术事业的繁荣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巨大贡献。乾嘉学者于治学之余,雅好翰墨,友朋之间多有书法交流,他们围绕书法艺术而发生的纵横交错的联系展示了他们丰富多彩的生活画面。     

元代文坛"延祐极盛"说辨析

清人顾嗣立提出元代诗坛"延祐极盛"说,对后世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除了诗歌之外,散曲、杂剧等新兴文学样式,也在延祜年间发生了变化,均表现出崇尚雅正的倾向.文坛这种趋于整饬的局面,与理学思想借助科举恢复而定于一尊密切相关,当时人即已提出批评.判定延祐年间为元文坛风貌转变期是恰当的,若以之为文坛极盛,则忽视了文学的多样化特征,有失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