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人性论探赜

孟子的人性论和荀子的人性论不是直接对立的,它们是依据人性不同的层面以不同的价值取向为旨归而各自预设的理论系统。荀子在形下自然经验的生命中言人性,他在必然性和可能性上为礼的产生提供了根源。孟子在儒家天人相贯的核心思想的视野下言说人性,他在当然之理上为回复人生充足价值的根基上寻找着眼点。荀子正是通过人性恶的预设来强化礼义教化训导在优善人性、治世归礼中的重要性和永恒性,这较之孟子的性善论有着革命性的现实意义。     

世界是我的世界——前期维特根斯坦论唯我论

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唯我论的命意即"世界是我的世界"是正确的,只是不可言说,而只能显示出来。他坚信唯我论的论断"世界是我的世界"背后存在着不可言说的真理,而这一真理只能通过"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而显示出来。本文试图分析清楚前期维特根斯坦论唯我论的逻辑与语义根据,指出他所谓的唯我论并非指传统意义上的唯我论,并且指出其所谓唯我论的真理其实是指自我、语言和世界三者内在互为界限,但是却不可以通过他所谓的有意义的命题言说出来。最后分析指出"世界是我的世界"是"似是而非的命题",并论述为什么他主张唯我论的命意不可言说,而只能显示的真正逻辑原因。     

寻道之路：“不可说”与“不立文字”——维特根斯坦思想与禅宗思想之比较

维特根斯坦一生对哲学的批判、瓦解和创新,成绩斐然,他那种特立独行的个性,以及那富有神秘性的、不可言说的思维方式和“语录体”式的叙述风格与中国禅宗思想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维特根斯坦是通过“看”和“显示”来呈现“不可说”;禅宗则是通过“默照禅”和“以势示禅”来显示“不可说”,二者“殊途同归”。维特根斯坦的思、言和行都与禅修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从某种意义上看,维特根斯坦可以说是西方世界里的东方禅师。     

他人的痛——对万物一体之仁说的沉思

从万物一体角度诠释“仁”,这是宋代新儒家程颢运用孟子学说资源对儒家的仁说作出的一种新的理解。在大多数情况下,程颢所理解的“万物一体”接近于“万物共体”的意义。后来程颢的论说不再侧重万物是不是一体,而是认识不认识万物是一体,强调仁者是通过理性认识了解万物一体的事实或真理。尽管程颢将论说重心作了转移,却并没有解决万物一体说的根据问题。     

儒道两家的言意冲突:立言与立意--浅析儒家的"说什么"与道家的"怎么说"

儒道两家都是通过著书立说来传播自己的思想言论的,但儒道两家对"言说"这一存在方式的理解是迥然不同的.儒家主"言",认为一切可以言说,并且通过言说的内容(说什么)施行教化,完成"自然的人化";道家由"道"出发,认为"言而无言"、"不可言说",但又必须得说,道家的这种"不可言说之说"使道家在"怎么样说"上形成了自己的言说方法--立意,并最终指向了审美.     

列维纳斯与故事

列维纳斯在其哲学写作中,很少使用例子和故事,这是不是对他异性的一种缩减,从而与他对他异性的倡导背道而驰？因为故事或文学,比起哲学论述更加多义,更加他异,也更能表现道德两难问题。故事、叙事这一视角,提供了一条重新理解列维纳斯思想的路径,涉及其思想中“言说”与“所说”的关系,以及言说的“述行”等问题。一方面,列维纳斯对“故事”抱有怀疑;另一方面,在他的哲学论述中又可以发现某种隐含的“叙事”,以及后期对于这种“叙事”的刻意消解。通过对故事、寓言与现代寓言之间的辨析,可以发现一种列维纳斯哲学与卡夫卡式现代寓言以及《塔木德》解经之间共通的可能性。对于哲学与叙事的思考,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伦理地阅读列维纳斯”这一问题。     

“训话”还是“对话”?——论《论语》中“孔子”的言说方式

在西方文化传统里,所谓的“独裁者(Diktator)”首先是指那种拥有无上“话语霸权”、并以“训话”(Diktat)为主要言说方式的人。本文通过对《论语》中“孔子”的言说方式的分析和研究,得出的结论是:《论语》中的“孔子”本质上不是一个“对话者”,而是一个“训话者”,“Diktat”是他最主要的言说方式,并且这种言说方式可以说是孔子思想“体系”内在的要求和必然的结果。     

无——领会老子道的视角

老子的道深玄不可言说。但恰恰是不可言说,给世人留下了无数言说的角度。笔者以为,从“无”的角度言说更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道的丰富内容。《道德经》第一章虽然同时用“有”、“无”两者描绘道,但从“无”的角度领会道是更佳视角。“有”是道的静态属性,“无”是道的动态属性。在老子看来,“无”比“有”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道的实质。所以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李健吾文学批评中人性论的文化阐释——人的精神文化品格

“人性”一词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出现频率甚高,而且在审美鉴赏中,他常常用特定的人生去诠释抽象的人性。由于“人”在意识形态层面是一种精神文化的呈现,因此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人性”便寓示着一种精神文化品格。     

荀子的人性论

先秦时代,自从孔子提出人性问题之后,人性问题就逐渐成为思想家们探求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认识史的发展看,荀子高于先秦所有的诸子。其特点就在于他克服了先秦诸子人性论中的神秘主义。 集诸家人性论所长 荀子作为战国末期思想的集大成者,在人性论方面也必然吸收了先前的和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的思想。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性恶》)这是荀子人性论的著名命题。他明确区分了先天的“性”与后天的“伪”这两个概念。“不可学,不可事,而有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为伪;是性伪之分也。”“性”是“天之就也”,“感而自     

荀子的人性论及其“成人之道”

荀子在其人性学说中 ,把“性”、“伪”作为两个重要概念 ,并提出了“化性起伪”的观点。从“性”的逻辑他得出了“人之性恶”的结论。为此 ,荀子还从人的生理本能、心理意识及社会教化三个层面进行了论证。荀子主张人性恶 ,并不是他要达到的理论目的 ,其目的是从人性恶引申出礼义制度及君主专制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荀子试图通过“化性起伪”的过程 ,通过后天教育、学习、道德修养等途径 ,最终达到改变人性的目的。     

知生知死知我——"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简论

“生”与“死”是孔子学说中没有明言的问题,通过遮诠的表述,孔子表达了对“生”、“死”问题上采用对象化把握方式的反对。孔子对“知生”与“知死”割裂表诠,意在通过不可言说的言说,达到对“知生”与“知死”本是同一过程的领悟。在此领悟中,此在退回到本真能在。知生即为知死,知死即为知我。     

“言说”沉默

本文针对沉默的“不可知性”,思考其被言说的可能性与方式。作者首先对沉默进行了基本类型的划分,即超越性沉默与内在性沉默,并尤其肯定后者的价值与意义。随后,作者进一步将内在性沉默划分为静默与缄默。作为这两个子类型的他者,声音与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以否定的方式想象沉默。然而,吊诡的是,静默与声音、缄默与语言之间的边界并非总是清晰可辨。事实上,这种两极化的对立非但不能让我们更好地接近沉默的真意,反而会将沉默内在的复杂性与深刻性过分简化。只有当我们对沉默做更为细致入微的审视,只有当我们对沉默与其种种他者之间复杂、近乎于复调式的关系性有更为准确的把握与理解之时,我们才可以真正“言说”沉默。     

道的矛盾

以《老子》为代表的早期道家的“道”,不仅具有多义性、博喻性和模糊性,还内在着深刻的矛盾,例如不可言说却又不得不言说,无所独在而又无所不在,必须达成最高抽象却又没有完全脱离具象(或原型意象);其中包含着忽然“物质”忽然“规律”,忽然“超越”忽然“粘著”等不可调和的龃龉。这是初始时期诗性哲学的特有景观,值得重新审视。     

船山与二程在性即理命题上的基本分歧

<正> “性即理”是宋明理学关于人性问题的一个重要命题。“理”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基本哲学范畴,在宋明理学中具有本体论意义。将“理”引进人性论,用“理”来说明人性,这就使先秦以来为历代思想家们所重视的人性问题,由伦理范畴而上升到哲学本体论的高度。因此,“性即理”命题的提出,在中国哲学史上人性论方面。无疑具有突破性意义.“性即理”的命题,为宋代程颐、程颢所发韧和确定.二程明确指出:“性即是     

道的理化与天理观的出现——以程明道为核心

“天理”是理学的核心语词,为程明道所发现。在理学语境下,成德的关键就是领会天理,所以对天理之内涵的清晰即成为必要。通过“道的理化”,可以对这一问题给予有力说明。在程颢的天理观当中,作为“所以”的天理从气化当中升起,但这种升起依然与气化保持了高度关联,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对“生之谓性”的论述。以生论性,无疑是指性合理与气而凝聚于生,并由生而见理之为生理,气之为生气。     

言说与责任：列维纳斯伦理观念刍议

“二战”以后,法国哲学中最为重要的话题之一就是讨论如何建立新的伦理。在此背景下,列维纳斯提出以他者理论来重新认识言说、责任和主体。语言是自我和他者发生关系的主要场所,言说具有前本源性,是接近他者的运动。列维纳斯主张通过所说向言说还原的方式去认识言说的这种前本源性。在言说中,自我被暴露在他者面前,在对他者的回应中形成了责任关系。主体首先作为责任的承担者出现,其不仅要承担起自我的责任,还要承担起对他者的无限责任。这一思想是对近代哲学主体思想的一次批判,也是对伦理思想的一次重大的反思和重建。     

《世说新语》中“礼”与“情”的冲突与调和

《世说新语》中对于“礼”、“情”本质的辨论不乏佳妙言说,魏晋士人越过汉儒视野而上溯周孔,“礼”的社会功能得到了逐步调整,并逐步重新拾起对人性的内在品格的重视,大体上呈现了“重礼扼情—越礼任情—纳礼于情”这一脉络.     

道德与语言

道德无论在形式的层面抑或实质的意义上 ,都与名言相联系 :“说”以及如何“说” ;“说”内含何种意蕴 ;“说”与“在”、“言”与“行”如何相互关联 ;等等。这些问题渗入于道德评价和道德实践的整个过程 ,并制约着道德理想的实现方式。在道德判断的层面 ,言说涉及描述、表达与规范的相互关系 ;在主体与主体间交往上 ,言说表现为对话与独语的统一 ;在境界的意义上 ,道德的言说落实于人自身的存在     

“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程颢的生态哲学面向

不必讳言,程颢并不曾专门涉及生态问题,但其"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的仁学无疑可以为反思当下的生态问题提供思想资源。程颢提出"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以中医来譬喻仁与不仁的境界,这成为其生态哲学的总纲。人与自然关系在程颢那里体现为天人关系,在他看来,不仅天人一本,理、道也是一本。基于人的独特性,程颢赋予人之独特责任———贯通天道与自然。以仁为生的观点,是程颢对儒家生态哲学的新开掘。本体论的天道、天理观,是程颢生态哲学的根基。程颢并未空谈哲学,其生态哲学仍有其实践面向及制度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