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近义通”缘于语词孳乳说辨正

一、“声近义通”学说和“声近义通”现象1.1 “声近义通”学说 “声近义通”(亦称“音近义通”或“声通同训”)作为一个训访学上的术语,本是有清一代乾嘉学派提出的一种学说,其大意是:在古代书面语言中,一些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其义往往可以相通,因而人们在训诂的实践中,可以根据这种声义的条贯解释字义,考订字音,解决那些仅据字形不易解决的问题。这种训诂活动用清代训诂学家戴震的话说就是“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疑于声者,以义正之。”(《转语二十章序》)“疑于义者,以声求之”的例子如:     

戴震《方言疏证》中的“声转”和“语转”

清代考古审音并重的大家,莫过于江永和戴震。戴震从音理的角度出发,著《声类表》、《声类考》二书,创立古音9类25部之说,开古音阴阳入对转之先河。《转语》20章,立“凡同位为正转,位同为变转。凡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可比之通。”的原则,又从声纽的变转上,求训诂之相通,实为古音学上的又一发明.戴氏的《方言疏证》是其声韵通转理论用于训诂的代表作。戴氏以声音通训诂,对扬雄的《方     

关于戴震的《转语二十章》

0.1戴震(1723—1777)对音韵、训诂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他既问学于江永,又是段玉裁、王念孙的老师,在清代著名音韵、训诂学家中,处于承上起下的地位.《转语二十章》(以下简称《转语》)就是他在这方面的一部富有创造性的重要著作.《转语二十章序》(以下简称《序》)说:说经之士,搜小学之奇觚,访六书之逸简,溯厥本始,其亦有乐乎此也.作者对自己在书中提出的“转语”学说是颇为自信的.因而他往往把这个学说运用到其它一些有关音韵、训诂的研究中去.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说:     

戴东原《转语》(《声类表》)解析

通过《声类表》的解析,既可进一步证明《声类表》与戴氏的《转语二十章序》是一书的首与身的关系,更可以阐明转语之法的实际运用和效果,藉以证明《转语》确是音韵训诂的必读的书。1 《声类表》结构及用途分析《声类表》是具有“146”个等韵图的等韵专著,又是适应转语需要的转语等韵图,因此它是一种特制的声义兼用的等韵著作。     

义存乎声新证

我国传统的语言学家在研究同源词(即同族词)的语音和语义关系时,提出了“音近义通”的说法,尤其是在清代乾嘉时期,王念孙、段玉裁、郝懿行等人,研究更为精深,阐发更加详明。如王念孙说:“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又说:“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段玉裁也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郝懿行也说道:“凡声同、声近、声转之字,其义多存乎声。”对于他们的贡献,王力先生在《中国语言学史》中有很高的评价,他说:“文字既是代表有声语言的,同音的字就有同义的可能:     

近现代"转语"方法论之推阐

西汉杨雄的"转语"方法论,包括形转、音转和义转三个方面的内容,后被近现代的训诂学家再三加以修正,使其外延缩小到"音转"的狭窄范围。在训诂实践中,他们过分强调"因声求义"的积极作用,致使"转语"方法论误入唯心主义伪科学的陷阱。     

论《方言笺疏》的“因声求义”

一钱绎的《方言笺疏》是流传最广的一部关于扬雄《方言》的训诂专著。该书问世之后,时人毛岳生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它“义沉而体大,识邃而说创”;近人和当代论者对该书的“因声求义”更是推崇备至,如云:“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循声译字,字虽无定而音理可推,是书于展转互异处,寻其音变之原,古人以声释文之旨于是大启”,“王氏之于《广雅》,郝氏之于《尔雅》,钱氏之于《方言》都能因声求义,深得‘声近义通’、‘音义贯串’之妙旨”,等等。对这些看法,我们不敢苟同。     

阮元的训诂方法和成就

阮元曾说过:“余之学多在训诂。”他研究训诂学的成果,大部分保存在《研经室集》中。阮元在训诂学方面的首要成就,在于通过对文字的训释,寻找我国语言发展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他说字解经,长于归纳,善于博引旁征,再根据旧义,引申发明,推及一般,发前人所未发。下面试就他训诂所用的基本方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作具体阐述。清儒训诂的主要方法是因声求义。我国训诂学由以形说义发展到因声求义是一个很大的进步。文字根于语言,从形、音、义这三要素来看,形是记录符号,对于语言是外在的因素,音、义才是语言本身的内在因素,而言语托于声音。从历史发展来看,语     

从方法论看戴震的训诂研究

戴震在训诂方法研究上的成就在训诂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创造性地发展了因声求义的训诂方法以及六书在训诂中的作用,提出了“以字证经,以经证字”的训诂原则和方法,为清代训诂学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同时,戴震又是一位哲学家。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上,他强调对规律的探索,重视比较、分类、分析、综合等方法的运用,并强调实证的重要性。他的哲学思维方法是他在训诂学研究领域所赖以取得成就的方法论基础。     

论“吉”之坚实义

今"吉"多表示吉祥、吉利义,而在古代文献中"吉"还可有坚实义。对于坚实义,《汉语大词典》等大型辞书均未收录。"吉"有坚实义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证据:第一,从字形看,"吉"从矢,而"矢"在古代有正、直之义;第二,音近义通,声符具有示源功能,从同声符字来看,以"吉"得声的字多有直、坚义;第三,坚实义与吉祥义具有相通性、关联性。     

释混

在语源学中,有同族词的研究。所谓同族词,是指读音和意义有某种历史的内在的联系的词群。自后汉扬雄在《方言》中提出“转语”,虽有晋郭璞为之张目,或许因为古音学未建,一千余年来几无人更言“转语”。直到清代古音学有重要建树,才有皖派学者戴东原就“转语”作理论的研究,可惜未完,今只留有一篇序。王念孙继承师说,在训诂实践中充分加以运用,取得辉煌成就。王氏《广雅疏证》序云:“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音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     

郑玄“因声求义”的训诂实践及其训诂原则

“因声求义”是传统训诂方法之一。早在东汉末年,郑玄就已经提出了“因声求义”的训诂原则,并在其注释实践中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原则。深入分析郑玄《礼记注》“因声求义”的训诂范围及其内容,证明“因声求义”作为较为科学的训诂方法,肇始于郑玄。而且,郑玄“因声求义”的思想,直接开启了传统训诂学研究音义关系的道路,促进了传统训诂学的发展。     

对《说文通训定声》中“假借”的认识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里把假借定义为"本无其意,依声托字"。他认为假借必有本字,假借包括同声通写字、讬名标识字等内容。其假借虽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理解音近义通、探求词和词之间的语源关系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汉语同源词——兼论《广韵声系》“壬”族之词

一汉语同源词的研究由来已久。东汉刘熙为探求词的得名由来,做了一部声训专著《释名》。汉代以后,音义关系的研究续有进展,较有影响的是宋人的“右文”说和清人的“右音”说、“音近义通”说。这些学说不无缺点,但对语源理论的建树还是做出了贡献的。晚近章太炎先生在《国故论衡·转注假借说》一文中说:“盖字也孳乳而浸多,字之未造,语言先之矣。以文字代语言,各循其声,方语     

段玉裁假借理论与实践的再认识

段玉裁提出了假借理论的“三变说”,其所认同的假借包括字假借和部件假借、音同音近相假和形近相假、本无其字假借和本有字而代之的假借、引申假借和真假借、转移假借等类型,并在《（说文解字）注》中多有发挥。段氏的假借所包含的内容无疑过于宽泛,但他提出了大量假借事例,用假借为训诂,跳出了字形,运用因声求义的方法解读词义,这些做法无疑是可取的。     

试论《说文》段注对训诂方法的贡献

清代以前 ,人们训释词义时或“以形索义” ,或“因声求义” ,很少将二者结合起来使用 ,在训诂实践上存在一些局限和失误。段玉裁在继承前代训诂学成就的基础上 ,创造性地提出了形、音、义“三者互相求”的训诂方法 ,并运用于《说文解字注》 ,较好地克服了单独使用形训、声训的局限 ,在寻求语源辨析假借以探求词的本义 ,以及词义系统研究、同源词研究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功 ,为传统训诂学的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简论汉语同族词的类别及其特征

在我国,对词的来源以及词与词之间关系的推测和,研究由来已久,从先秦典籍中“乾,健也”、“坤,顺也”之类以音同音近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训释词语、西汉扬雄及晋郭璞的转语说、东汉刘熙用声训法著《释名》、宋代王圣美等人的右文说、到清乾嘉时代段、王诸儒“声近义同”的发明和“因声求义”的实践,展现出我国传统语言学中的同族词研究不断发展、后出转精的历史进程。但是,由于传统同族词研究是在诠释古代文献的训诂学中孕育和发展的,因而带有很强的实用性,加之我国古代缺乏和轻视理论思维的学术传统的影响,这就导致传统同族词研究多词语系联之功,少理论总结之力,存在不少局限和缺欠。其表现之一,就是对汉语同族词的分类缺乏探讨,尽管转语说与右文说实际上系联的是不同类别的同     

毛传声训举例

声训的方法是历代训诂学家注释古书最常用的一种方法。此法起于周秦,盛于清代。段玉裁说:“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重于得音。”①王念孙说:“窃以为训诂之旨,本于声音。”②这些主张得到了清代以及以后的训诂学者的拥护。其实,汉初毛亨传诗,声训的方法早已用得很精到,大多是本於声音而求得字义的解释。现就《毛诗诂训传》的声训作个粗略的分析,叙述如下:     

试论同源字——兼论《同源字典》的收字问题

一、同源字与同源词字是写词的。词是字的书写对象,字是词的书写符号。因此,要讨论同源字,必须首先讨论同源词。词有同源,词可推源,这是我国古代的训诂大师们早已认识到了的问题。从先秦两汉的“声训”,到宋代的“右文说”、“字母说”,再到清代的“音近义通”说,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论及了这个问题。先哲们的一系     

声训之源流及声训在《广雅疏证》中的运用

声训之出现甚早.<尔雅>就把声训作为一种训诂手段来运用.汉代学者运用声训所取得的训诂成就,把音义关系研究推进了一大步.戴侗等人运用声训把词的语源义探求与同源词揭示结合起来,拓宽了声训的用途.王念孙在<广雅疏证>中运用声训广泛剔发词的音近义通现象,大量揭示同源词,创造了训诂学史上的最辉煌的业绩.王念孙以声证义,主要的根据是声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