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约对文学审美特征的阐释

作为齐梁时期的一代文宗,沈约不仅以其文学创作领时代风气之先,也以其富有创见的文学理论,对这一时期乃至此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沈约的文学理论,集中体现于他的文学史观与文质观中。一、重视文学审类价值,勇于肯定“新变”的文学史观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系统地论述历代文学,沈约的《谢灵运传论》尚属首次。他的这种做法,时稍后出现的刘翩的《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影响。《文心雕龙》比之《谢灵运传论》显得“体大虑周”,但就两者的文学史观来看,刘勰比沈约显得保守。而沈约在论述先秦到刘宋这一漫长时期的各个…     

“四始”说考论

汉代研究《诗经》的鲁、韩、齐、毛四家都曾提出过“四始”说,但它们的内涵不尽相同。其中《毛诗》“四始”说强调了《诗经》风、雅、颂的讽谕美刺功效,而《齐诗》“四始”说则出自纬学,《诗纬》以“阴阳五行”之说解释《诗经》中《大明》等四篇诗作。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也有“四始”说,其来源于《毛诗》,并影响了《文心雕龙》的诗歌理论。     

《文心雕龙》三解

一刘勰的文学思想及其性质有些同志肯定《文心雕龙》属于唯物主义,甚而强调属于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这种看法我不同意。有的同志断定它属于唯心主义,但论据也还不充分,缺乏说服力量。兹就浅见所及,再进一解。刘勰的确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位卓越的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他第一次提出和阐述了文学的起源和本质。他并且能够运用他的文学理论解决了他要解决的问题。他的《原道篇》就是首先讨论这个问题的。文学批评是要有文学思想作基础的。正是刘勰的系统的文学思想使《文心雕龙》具备了完整的体系和可观的规模。但是,刘勰的文学思想即他的宇宙观和文学观,并不是唯物主义的,恰恰相反,它属于形而上学唯心论。他的《原道篇》,以及“征圣”、“宗经”、“正纬”和“通变”等篇,能够使我们解释这个问题。     

《文心雕龙》之《韩非子》批评辨析

《文心雕龙》在《铭箴》等十余篇中讨论和分析了《韩非子》及其文学特点,广泛涉及了《韩非子》的思想特点、辞采风格、言说方式、寓言运用等.刘勰以“弃孝废仁”评韩非“五蠹”说,以“华实过乎淫侈”论《韩非子》的文体和语言风格,对《韩非子》总体上评价不高.但同时,《文心雕龙》对《韩非子》辨正义理的言说方式,循名责实的判断标准,以及“著博喻之富”的表现手法等多所阐发和肯定,同时又大量引叙和容摄了《韩非子》中的义理范式、逻辑方法、文体文学实践及学术成就等.《文心雕龙》的《韩非子》批评,为后世的韩非研究提供了可资参照的有益文学史料.     

刘勰自然观试论——兼与庄子自然观之比较

自黄侃、范文澜始,今之论者多以《文心雕龙》之“道”为“自然之道”,恐怕有误。刘勰不见得有什么“自然之道”的观念,但他强调“自然”的文学观,这是汉代儒者扬雄王充思想的继承,与老庄大不相同。     

论《文心雕龙》对古代写作理论建设的贡献

文史哲不分是古代中国学术的生态环境,史学、文学、经学交错是古代中国写作学研究的现实,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篇》说:“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以有韵、无韵为区别文学和非文学的标志,正反映了刘勰所在的时代对文学与非文学的认识水平。刘勰所面对的写作实践既有文学的,也有实用性的,更有文学与非文学交融的“边缘文体”,所以,他的《文心雕龙》的理论描述,既是面对文学活动的,更应是面对包括文学写作在内的所有文章写作现象而作出的理论思考。但自从上世纪初“龙学”兴起至今,约一个世纪的日子里,文心学者多偏重…     

刘勰重视审美特征与社会功能结合的文学观

我国古代文论史上的政教中心说忽视了文学的审美特征,而南朝文学新变派走向无视社会功能的极端。刘勰论文,则把审美特征与社会功能并重。《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包括了对文学审美特征的掌握和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他的理论固然十分强调创作中的情感作用、文采修饰以及审美形象创造诸问题,同时又对文学的明道、政教、事迹、修身等社会功能以应有的重视,把二者结合起来。这一辩证的文学观不仅有历史价值,而且可资今天借鉴。     

《文心雕龙》中的道家思想

在论述和评价刘勰的文学观点时,很多专家都强调指出:刘勰的文学观点渊源于儒家的文学思想,“刘勰的中心思想毕竟重在发挥儒家的现实主义理论”(郭绍虞说)。这一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仅仅强调这一点是不够的,因为还有一些儒家以外的思想,对刘勰也有相当重大的影响,而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道家思想。说到这里顺便插几句话,去年十月笔者到四川大学访问杨明照教授(《文心雕龙校注》一书的作者)时,他曾提到周振甫先生也认为刘勰颇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因此论述一下刘勰文学思想中的道家因素,并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工作。在《文心雕龙》等著作中,刘勰对道家的推崇并不亚于儒家。《文心雕龙·诸子》说:“及伯阳识礼,而仲尼访问;爱序道德,以冠百氏。……李实孔师,圣贤并世,而经子异流矣。这是孔、老并重。《文心雕龙·诸子》:“孟轲膺儒以磬折,庄周述道以翱翔。”《灭惑论》:“得意忘言,庄周所领;以文害志,孟轲所讥。”这是孟、庄并称。又《灭惑论》说:“若命缀俗因,本修教于儒礼;运禀道果,固弘孝于梵业。”“寻柱史嘉遯,实惟大贤,著书论道,贵在无为,理归静一,化本虚柔。”这是儒、佛、道三位一体。从《文心雕龙》对老、庄著作的评价来看,刘勰对老子的著作评价甚高,而对《庄子》     

“天人合一”式情景交融的文学创作论——论《文心雕龙·物色》篇

刘勰的《文心雕龙·物色》篇主要论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在文学创作中的关系。这种“情景交融”创作模式是华夏文化“天人合一”思想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由此他还进一步提出了心境契合、以情状物等重要理论。     

从人之中庸到文之折衷——《文心雕龙》折衷观念的塑成

儒家中庸思想是《文心雕龙》折衷文学观念的理论根基。在文学批评中,刘勰将“惟务折衷”的观念推及《文心雕龙》的批评实践之中,确立“折衷”的批评标准,创设“折衷性”批评范畴,践行“平理若衡”的批评立场。在文本形态上,刘勰采用形象化描述与思辨性论述两种语言模式,由理论内核到外部形式,全面实现了从哲学中庸到文学折衷的观念塑成。     

二十世纪“龙学”的经典之作——论詹锳先生的《文心雕龙义证》

詹锳先生是20世纪“龙学”史上的大家,他以《文心雕龙义证》一书集成了《文心雕龙》的校注成果,不仅成为大陆第一个《文心雕龙》的会注集成本,而且至今亦无出其右者.这部皇皇巨著广征博引,严谨细密,以集解汇注的形式探求《文心雕龙》的本义,以证得对《文心雕龙》原文的确解,从而完成了一部既有会注与集成之功,又具个人理论色彩的“龙学”巨著,成为中国大陆20世纪“龙学”的标志性成果之一,亦成为百年“龙学”史上的经典之作.     

《文心雕龙》的《周易》批评

传统上,人们往往视《易》为卜筮或哲学著作,《文心雕龙》却鲜明地揭示和剖析了《易》的文学特点及其文学性意义,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第一次,因此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文心雕龙》尊《易》为最能体现宇宙天地精神之经典,为"哲人之骊渊也"。在此基础上,《文心雕龙》取法《易》之"大衍之数",确立了其《文心雕龙》的体制;本乎《周易》的自然之道来建构《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还第一次精辟地阐释了《易》的丽辞范式,及《易》旨远辞文、言中事隐的美学特征,充分肯定了《易》对规范文章创作的巨大意义。     

论西塞罗的历史观

西塞罗在《论演说家》（De Oratore）中阐述了历史的特性、历史的目的以及应该怎样写作历史。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没有超出修辞学家的认识范畴，认为历史写作应该强调两个方面，即历史的“真实”和文学的加工，“真实”在他那里其实是“公正”，而文学的渲染则体现了历史应该具有的教化功能。他的历史理论和方法对后来罗马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文心雕龙》所秉持的"道"

《文心雕龙》是南朝梁时期文学理论家刘勰创作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相当高的地位.在《文心雕龙·原道》篇中,刘勰对于文学的本质发表了他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的本质是:道是其内容,文是其表现形式.因此文是道的体现,为文必须要遵循一定的道义.本文即从"道"在全书体系中的地位和文章的行文脉络出发,理清"道"在文中的具...     

从屈宋赋象审美意识到“丽”范畴的定型——中国赋体语言审美家园的筑造

屈宋赋象审美意识见于二人的赋文本中，由于未涉及对赋言美的认知，因此只能看成是中国赋美学的萌芽形态，但后世中国赋美学皆以这个审美意识为原初的基础。对赋体文学真正的审美认知，始于“丽”这个范畴的运用和扩展。在中国赋美学史上，扬雄最早把美学范畴“丽”用为赋体文学审美范畴，用以指赋言本身之美，以及赋言所呈现的赋象之美。曹丕将扬雄命题重说为“诗赋欲丽”的观点，至刘勰《文心雕龙》把“丽”在赋美学语境中扩展为一个词群。经历这样的历史建构，“丽”最终被确立为赋美学本质论的核心范畴，赋体文学审美的家园因此得以成功地筑造。     

从“仁者乐山”到《文心雕龙》“以山喻文”

自古以来,中国人喜欢用“山”这样一种大家非常熟习的事物来比拟抽象的事理。从先秦儒家到《文心雕龙》,这种以山喻理的智慧大致经历了“体仁”“比德”“喻文”三个阶段,形成中国文论仁厚思想的基本脉络。“以山体仁”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哲学思辨,“以山比德”表露出中国人的伦理观念,“以山喻文”彰显出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受先秦以来“以山体仁”“以山比德”思维和言说方式的影响,加之山水文化的兴盛和文学走向独立,到魏晋时期,文学批评中大量出现“以山喻文”现象,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呈其大观。文学艺术和山之间本无瓜葛,但在刘勰看来,文学艺术和山虽异质而同妙,所以《文心雕龙》中有许多以山喻文的言说。“以山喻文”的生动言说,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中国文论的思维和话语深层结构当中。     

隋炀帝与南朝文学关系考论

在隋炀帝的文学生涯中,他曾先后受到南朝两种不同文学风尚的影响。炀帝文学启蒙之时,学的是庾信体的轻艳文风。后来接触到后梁文人柳錎,转而接受其"典丽"风格。而"典丽"又是昭明太子萧统所主张的文学观念,强调文质、古今和雅俗的结合。《隋书·文学传序》对炀帝的评价正集中于其典丽文风。也只有梳理清楚炀帝的文学渊源,才能准确地解读《文学传序》的相关描述并合理地认识炀帝的创作。他身上的所谓南北文学的痕迹,只不过是"典丽"风格的不同侧重。     

论唐代律赋之“雅”

“雅”是唐代律赋的首要风格,唐代律赋批评体现出体制因素与艺术风格之间的密切联系。“以雅正为宗”的创作规范源自汉赋批评的“丽则”理论,进而成为涵盖唐代律赋风格的第一要义。唐代律赋之“雅”又可分为“庄雅”和“娟雅”两类风格范畴,同时在声律上也有所体现。     

《文心雕龙》成书日历史条件和作者思想——《文心雕龙译注》引论之一 ‘

<正> 出现在公元五、六世纪之交的《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一部值得我们引为自豪的杰作。早在公元九世纪初,《文心雕龙》的部分内容便流传海外。公元一七三一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文心雕龙》句读本,这是国外出版的第一个《文心雕龙》版本。十九世纪以后,国外不仅出版过多种《文心雕龙》的原本和译本,供研究《文心雕龙》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了。这说明,《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正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所注目。     

文之枢纽：从儒家经典到文学经典

刘勰在《丈心雕龙》中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五篇视为“文之枢纽”。所谓“文之枢纽”,即全书的总纲。对于总纲的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文心雕龙》整个理论体系的把握。我们认为《原道》《征圣》《宗经》可以看作是“文心”部分,分别从文体论、审美性和创作论方面体现了刘勰儒家经典文学化的观点：《正纬》和《辨骚》归为“雕龙”,体现了文学经典的确立。“文心”和“雕龙”它们共同构建了一种文学范式：儒家经典向文学经典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