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是如何可能的”：现代新闻话语生产的形式与逻辑

作为普遍观念中的权利“载体”,新闻话语的功能价值研究受到学界的格外关注,却遮蔽了对其生产形式的澄清。实际上,“新闻话语”与“话语”关系紧密相连,从社会生产的角度看,新闻话语提供日常生活事实上的意义架构与实践批判,通过职业报道和非职业形式维系了民主制度下的信息流通;从话语历史的角度看,新闻生产表征“权力与权利”在启蒙与技术社会的直接博弈,渗透了不同社会情境下媒介组织规则与人的主体性的控制与反制。深入新闻话语生产的构成形式,观察它的生产主体和内在要素,对于反思和延展“新闻是如何可能的”这一理论命题将有着重要的分析价值。     

经济法与政府干预经济的法治化

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作为经济法的基础性问题进行分析,可揭示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把规范政府干预行为作为经济法的一项重要任务进行分析,可论证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基于以上分析,从经济法的层面上可确定“有限的经济权力与充分的市场权利”的法律原则,并构筑“权利、行为和责任”的法律结构。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

美国一些学者和政客认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本质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和太平洋战略。中国绝不希望中美交恶,也不希望世界体系发生动荡,把握中国和世界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非均衡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现存超级大国的关系。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与中国崛起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必将为中国与人类的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开辟广阔光明的前景。     

国外政府对新闻舆论的控制和影响研究综述

新闻媒体在国外社会生活中强有力的影响,使各种社会势力不得不正视它的存在和力量,国外政府更是不得不想方设法与之周旋。但是在周旋的同时,也形成了对新闻媒体施加影响的一套规则,以调节和控制新闻的质量、数量、流向和导向。主要体现在政府首脑控制、政府机构控制、议程设置控制等控制机制以及事后的新闻检查、战时新闻检查等限制措施,这些控制机制和限制措施,遵循的原则是确保新闻舆论符合“法律”,符合政府的利益与社会秩序等,这导致新闻往往难以做到公正、客观。     

大国控制国际组织何以成败——以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政策为例（2020—2022）

在大国竞争的时代,国际组织成为大国争夺影响力的重要场域。“委托—代理”理论认为,当作为代理人的国际组织偏离了作为委托人的主要大国偏好时,主要大国会通过控制机制来控制国际组织。控制方式分为“单边威胁”和“多边加强”两类。在控制内容与国际组织适配度高的情况下,“单边威胁”易取得较好效果;除适配度外,“多边加强”生效还需该国加强与其他成员国的偏好一致性。本文以2020—2022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美国与世界卫生组织关系为案例进行研究。在该案例中,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单边威胁”控制政策效果不佳,而拜登政府的“多边加强”控制政策效果较好。国际组织是大国战略竞争的重要舞台和战略工具。我国在处理自身与国际组织关系、与国际组织内部其他成员国关系时,应冷静分析委托方和代理方的结构性特征,逐步提升制度性话语权。     

从艾森豪威尔到卡特：美国文官“高级行政职位”的建立

文章从勾勒美国建立文官高级行政职位的过程入手 ,比较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建议建立的“高级文官职位”、尼克松总统提出设立的“联邦行政职位”、卡特总统建立的“高级行政职位”的区别和共同点 ,分析了三位总统在改革美国文官制度方面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作者认为 ,美国“高级行政职位”的设立 ,实际上涉及到两个非常敏感的关系 ,即 :总统与高级文官之间的关系以及在这一关系背后发挥潜在影响的政治与行政的关系。“高级行政职位”(SES)的设立 ,无论是从行政或政治的角度 ,都加强了总统对文官的控制与监督     

传媒产业化与肖像权的保护

肖像权是专属于自然人的一种权利.新闻侵害肖像权主要表现为新闻媒体或记者在新闻报道或广告中不当使用他人肖像给公民带来精神或财产损失的行为.但是,我国传媒角色的转换,以及传媒产业化趋势的加速,对新闻侵害肖像权的认定带来一定的困难,我国的立法、司法应尽快对新闻侵害肖像权的构成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     

试论冷战后国际政治中的主权与"球权"

国际政治的实质始终是权利政治与权力政治的较量,冷战结束后权力政治处于主导地位,权利政治上升为矛盾的主要方面。权利政治的主要内容是主权、人权与“球权”。要特别重视“球权” 问题的重要性,应该强化“球权” 建设,认真分析主权与“球权”,以及主权、“球权” 与霸权的关系。在主权与“球权” 两大领域内,开展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权利与权力的界分

前些日子,河南兰考县县委书记朱恒宽 以“诽谤罪”为由起诉一位上访农民的“官 告民”事件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南方周末》[N],969)。对此人们的看法不相一致。笔者认为,对这一行为不能仅从法律关系的表面层次甚至是道德标准或个人的好恶来论孰是孰非,而应该从权利与权力的关系这一深层次的理论核心问题来看待这一现象,这也应该是解决目前我国普遍存在的权力权利化、权利权力化等腐败现象的关键。     

社会工作承运中政府与机构的契约关系及重构

我国政府向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购买服务，形成了一种“买卖”契约关系。这种关系在社会工作承运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社会工作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与此同时，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面临着“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合谋”、“阴谋”等四种博弈困境。因此，重构政府与机构之间的契约关系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与紧迫性。只有重新确定社会工作服务对象的主体地位，健全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制度体系，加强社会工作服务机构的运营能力建设，才能更好地构建政府与机构之间的良性契约关系，提高社会工作服务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