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小说在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中的命运

赵树理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话语规范建构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命运。20世纪40年代,其小说从最初遭到评论界冷遇,到因契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受到左翼文学评论家与国统区作家领袖的一致赞誉,直至被树立为"赵树理方向";五六十年代,则因其小说"经验真实"不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观念真实"的标准而遭到强烈批判。其小说的命运,反映了中国当代文学规范在建立过程中的变动、含混与内在冲突。     

时代的政治要求与作家创作立场的恪守——赵树理建国后小说创作心态探析

探析了“赵树理方向”的内涵和实质，剖析了赵树理建国后在“时代的政治要求与创作立场的恪守”中艰难选择的创作心态，并指出赵树理民间创作立场的文学意义和对当代文学的启示。     

赵树理、农民文化与政治意识形态

赵树理既是一位农民文化的自觉辩护者,同时也是一位政治意识形态的自觉代言人.这两种身份的包容与契合促成了赵树理40年代小说创作的巨大成功,但也正是二者之间的矛盾冲突导致了赵树理1949年后小说创作艺术的衰退以至于难以为继.     

身份认同与文学的政治

身份和身份认同是一切文学中不可避免的主题,其多种表现形式常常带有不可避免的政治性。本文讨论身份与身份认同在文学中的表现,以及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当代文学批评关于身份问题的利用,从身份认同、身份危机、身份建构和身份叙事等方面探讨文学中的政治问题。结合对法侬、奈保尔等后殖民知识分子和作家对经典作品中的人物以及身份在批评理论中之挪用的分析,指出身份本身就与社会、文化、民族、种族等重大问题不可分割,与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不可分割,因此本身就具有政治性。     

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发生与建构

多年来围绕赵树理语言大众化问题进行了很多讨论，但离开作家早年的语言背景，这个问题很难讨论清楚。本文认为赵树理大众化语言的发生除了受到早年生活环境、早期教育的影响外，他对农民或农村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以及战争时期特殊的时代导向，对其语言风格的形成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身份认同与时代导向是赵树理大众化语言风格形成的关键因素。     

现代性启蒙与新时期文学的身份认同

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随着主流意识形态文艺制度的松绑而发生了重要的身份转向。这种“转向”一方面表现为作家写作心态的重要变化,另一方面也表现为文学风格的根本变化,同时还表现为文学启蒙主义现代性使命的重新回归。中国当代文学在进入“新时期”后的这种复杂现代性身份转型,为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现代性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想象支持。     

赋值与祛魅——中国当代文学中的母亲身份建构

中国当代文学中出现了许多书写母亲形象的文本,从其对母亲身份的建构的方式看,表现为赋值和祛魅两种途径:一方面,母亲身份依然是承载传统意义的文化符码,是牺牲、奉献、爱等意义的承载物,这是对母亲身份的持续赋值的过程;另一方面,一批女性作家对母亲身份中的神圣光环进行祛魅,母亲形象回归世俗和日常,母亲身份的建构显示了更加多元的趋势.     

选本与经典: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

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的建立滥觞于延安文学时期。建国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成为唯一合法的文艺纲领，为了巩固文学的新规范，除了从政治文化上控制作家，把作家们纳入到体制内之外，还从文学选本上标示出文学创作的倾向。通过对作品不断经典化的过程，既对不符合新中国文学规范的某些现代文学作品进行了否定．又对当代文学的创作进行了示范性引领。选本与经典在巩固中国当代文学新规范上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工农兵作者”身份的认同与焦虑

"工农兵作者",既指"工农兵"出身的作者,也涵盖书写"工农兵"的作者,它是延安文艺研究中的重要话题之一。《讲话》从创作主体方面规定了文艺工作者的多重创作身份,尤其赋予"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合理性。以延安本土的农民作家及去延安的知识分子为代表,分析他们在认同"工农兵作者"身份的同时,受意识形态及文艺创作规律影响,自身身份的悖谬性。延安作家总是在政治家与艺术家身份、作品的政治性与艺术性中徘徊,他们选择自我"改造"缓解身份焦虑。这一现象不仅是"工农兵作者"独有,也是作家创作时的普遍现象,并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发展。     

建构与消解——革命历史叙事与作家身份转型

革命历史通过亲历者口述记录与工农兵作家书写等形式,试图形成强有力的"主流叙事"的建构。革命历史叙事在20世纪40年代的解放区已初具雏形,但在建构过程中却包含着作家身份的重塑与转型。此外革命历史叙事在当代得以"经典化"的进程中,历史的消解也随着文本的生成而逐步显现。革命历史叙事的样板性建构,以集体创作的思维模式呈现而消解了作家自我的个性,并在左翼思潮退潮后逐渐瓦解。历史消解的加剧与深化,在新历史主义小说中体现得更为明显。而作家身份焦虑与沉浮的过程,则映射出当代文学沉重而复杂的历史性局限。     

在默契与游离之间——论赵树理小说创作与赵树理方向

赵树理的创作与＂赵树理方向＂并非同一的,二者之间存在微妙差异。前者是作家生命经验和内在文化认同的体现,是由内而外勃发的自觉追求;后者则是意识形态话语阐释的结果,是外在的文化解读,源于一种求证的话语需求。因此,赵树理的创作与《讲话》之间是一种契合关系,而非简单的询唤与被询唤关系。艺术功利主义的创作主张与形式上的创新追求,使赵树理的小说恰好适应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需求,因而被推崇为一种＂方向＂。现实主义的艺术追求使赵树理的艺术创作表现出＂不合时宜＂的游离,因而遭遇无所适从的尴尬。     

试论赵树理现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赵树理的成功是个独特的文学现象。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把农民和农村生活题材创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并且在文艺的民族化、大众化方面做出了独特的成绩 ,因此 ,对赵树理现象的探讨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建设仍然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析赵树理和老舍创作的民族风格

在我国现当代文学的优秀作品中,都不同程度的带有民族色彩,其中,赵树理和老舍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他们创作中的民族风格也最为突出。     

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

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生之间,毛泽东文艺思想为当代文学提供了理论方向和实践依据,影响并生成了以文学工具论和作家改造论为中心的文学意识形态观,强调文学批评的"思想倾向"和文学斗争,借助中国当代文学体制而成为文学政策.     

“民族形式”：1939～1942中国文学“现代性”方案的新想象

1939年－1942年,延安文艺界发起了“民族形式”论争。与此相应,国统区的“新启蒙运动”“战国策派”等也对“五四”新文艺进行了再评价。讨论中,向林冰的“民间形式中心论”、胡风的彻底否定“旧形式”均受到批评;周扬则提出在“五四”新文艺基础上,整合旧形式、创制更有包容性的“民族形式”的折中方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民族形式”论争的总结和回答,是以“抗战建国”为核心提出的一整套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文学现代性方案。“民族形式”的论予实际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包括赵树理崛起的初始情境。     

论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赵树理,一生固守不变的民间立场让人叹为观止。他的民间立场,使他的创作为新文学的民族化和大众化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寄托着作家的审美理想。赵树理"文摊"文学观、"问题小说"创作观和"大团圆结局"的美学观三个方面很好地体现了赵树理民间立场的审美内涵。     

民间立场与知识分子属性——从"文化身份"看赵树理的小说创作

赵树理的“民间的立场”和“知识分子”文化身份,是造成他个人叙事与主流意识形态出现龃龉的重要原因,而这一点恰恰被当时那些将赵树理创作树为“方向”的理论家所忽视或遮蔽。赵树理拥有的两重“文化身份”,使他置于一种“中介”的地位,起到沟通知识分子和农民二者之间的桥梁作用,而这种“文化身份”的独特性,恰好为当今学界研究“知识分子”与“权力话语”之关系,提供难得的范例。     

鲁迅与赵树理

鲁迅和赵树理是"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两位卓然而立的关注中国农民的文学家.然而由于历史时代风云、个人境遇经历和文学审美趋向等因素的存在和影响,他们的文学呈现了有着丝缕联系的两个不同的中国农民生存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