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和合

漫谈和合张岱年近来许多同志宣扬“和合”观念，这是有重要意义的。按“和合”一词起源很早。用两个字表示，称为“和合”；用一个字表示，则称为“和”。先秦时代，有所谓“和同之辨”，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区别了和与同。对于和与同做出了深刻的辨...     

《论语》中的“君子”“小人”——现象学语境中的一种阅读尝试

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论语》中“君子”和“小人”的含义大致可以归为三类:第一,不同的生存地位:君子指位尊者(士大夫),小人指位卑者(平民);第二,不同的生存状态:君子指本真的生存状态,小人指非本真的生存状态;第三,不同的生存追求:君子指追求“道”的人,小人指追求“利”的人。而且,在现象学的语境中解释“君子”和“小人”,可以揭示出现代汉语中君子、小人含义的现成化、单一化趋势的政治上和文化上的原因。     

孔子“君子”、“小人”概念探析

“君子”和“小人”是儒家经典中的一对重要概念。由于儒家思想对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广影响,“君子”和“小人”的概念至今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仍被应用。如“君子动口不动手”,“君子不记小人过”,“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见利忘义的小人”等等。然而现有各种哲学史的著作都没有就这一对概念作专门论述,各种哲学词典包括《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也没有“君子”和“小人”的条目。本文拟对孔子所说的“君子”和“小人”的概念作一较为全面系统的考察,以比较全面准确地弄清孔子“君子”和“小人”这对概念的含义。一、“君子”关注的是“义”,‘小人”关注的是“利”     

君子成人之美——孔子的人格期许

“君子”是孔子着力推崇的人格典型。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告诫子夏说：“女（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雍也》）这虽是对子夏一人的叮嘱,却体现了孔子创教立派的宗旨和人格期许。     

从“子罕言利”谈孔子的义利观

《论语》载:“子罕言利”(《子罕》),又载孔子之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因而历来许多人认为,孔子重“义”轻“利”。南朝范宁说:“弃货利而晓仁义,则为君子;晓货利而弃仁义,则为小人。”(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南宋朱熹则说:“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四书集注》)宋代理学家是主张“天     

先秦诸子“君子”与“小人”之价值取向

“君子”与“小人”是先秦诸子笔下频繁使用的一组对举概念。通过对这组概念语义内涵及其所处文本环境的分析,我们能够明显地看出,“君子”与“小人”概念在先秦诸子笔下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它既是先秦时代社会文化中流行的一组概念,也是诸子针砭社会、评品人生所共同尊奉的价值圭臬。在这种针砭与评品之中,“君子”与“小人”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更多社会文化学上的意义。     

孔子的“君子”人格论

孔子平生教书育人,以培养造就"君子"为宗旨。君子一直是人们区分人的道德品行好坏的标准,君子是人们追求达到的理想人格目标,小人是人们所鄙弃的无德行者。君子人格的内涵、特征或者标准,大致说来,应该有10种:仁、义、礼、智、忠信、勇、中庸、和而不同、文质彬彬与自强不息。孔子及先秦儒家汲汲于"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扬善抑恶,塑造仁德的理想人格。     

历代对《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解读——以朱熹的诠释为中心

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其中的“和”有“和谐”之意,但只是讲先王“和而不同”,要求君王讲“和谐”。汉唐诸儒解《论语》“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既有以史伯讲“和而不同”,晏婴讲“和如羹”为依据,而将其中的“和”解为“和谐”,实际上消解了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又有何晏《论语集解》、皇侃《论语义疏》等突出“君子”与“小人”的道德对立,讲“君子心和”“小人所嗜好者同”,君子“心和如一”,小人“为恶如一”。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讲“和者,无乖戾之心;同者,有阿比之意”,并进一步讲由公私义利而有“和”与“同”的对立。朱熹之后,不少儒者既讲何晏或朱熹的解读,从心性层面强调君子与小人在道德品质上的对立,又讲史伯的“和而不同”、晏婴“和如羹”,引伸出君子与小人在做事上具有“和”与“同”的差异。这些解读对于今天不少学者将“君子和而不同”的“和”仅仅解读为“和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谈儒家的命与仁——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

一命的见解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武器,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封建剥削阶级代言人的孔子,是很重视这个思想武器的。孔子主张知命,墨子主张非命,两种思想反映着两个不同阶级的要求。有人说,孔子、墨子时代,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因而他们的思想没有阶级性,那是一种“非愚即诬”的说法。孔子主张知命,是代表剥削者君子的利益,不是代表被剥削者小人的利益,墨子主张非命,站立在剥削者君子的对立面,而把被剥     

从个体户的爱心说开去

从个体户的爱心说开去周薇黄明同提起个体户，人们似乎总会想到偷税漏税、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唯利是图，“爱心”二字似乎同个体户很难联系在一起。古人云：“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多少年来，人们总把生意人特别是个体经营者视作“鸡鸣而起，孳孳而为利”的小人。...     

论汉代“谀儒”群体——以汉武帝时期为例

孔子对儒者人格早已做出“君子儒”与“小人儒”的理论判分.至少在汉武帝时期,儒家集团内部已分化为“君子儒”与“小人儒”两大对立阵营,从而历史地印证了孔子的理论预见.汉代大一统的政治环境实际上缩小了士人的政治选择空间,个人与集团利益的保障需要,儒学造诣与禄利的直接挂钩,致使儒者人格渐趋异化,形成了以好利、曲从主意、攀附权贵、排斥异己为典型特质的“谀儒”群体.     

《论语》首章“人不知”之“知”新释与孔子的教育思想

历代注家对《论语》首章“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的释义颇异,然其共同特点是将“人不知”之“知”都释作“知道”。根据解释学循环理论的综合考察,将“人不知”之“知”理解为“智”是符合原意的。同时,这也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     

孔子的诠释自觉及其历史影响

在中国经典诠释传统中,诠释活动主要是一种“学以成人”的活动。对诠释活动的这种理解源于孔子提出的一种具有突破性的“为学”观,即主张一个人要成为“君子”,就必须通过“为学”,尤其是“读书”“学文”,来效仿圣贤君子的所作所为,并对其“德”与“道”加以深刻理解与把握(“思”与“觉”)。由此,诠释活动便成为“学为君子”不可或缺的活动。这种“为学”观实是基于“人”的自觉而达到“学”的自觉,又由“学”的自觉而达到今天所谓诠释活动的自觉,包括对诠释活动的本质、必要性、重要性以及具体操作的自觉。现代西方的哲学诠释学与孔子的诠释自觉颇有相通之处,但后者包含了一种更为本源的洞见。正是基于孔子的诠释自觉,我国的经典诠释才作为一种连续不断的传统日渐形成,我国的经典诠释传统也主要依据“为学之道”来确定其基本观念、反思路径与问题意识。这为我们建构当代“中国诠释学”提供了重要启示。     

孔子对于“君子”意义的另一种界定

孔子所界定的“君子”,一部份是与“小人”相对的泛称,一部份则是低于“圣人”、“仁人”层面的特称,指那些既有道德理想、又有生活理性的人。后者顾及个人和家庭的物质生活,不同于为道德信仰而牺牲一切的“仁人”。他们给人的感觉是文雅、博学,有才艺,懂礼仪,在社会上讲友情,行孝悌,敬重职业,参与政事,而且内在具备省思、忠信、仁爱、道德的品质。建国以来宣传的人物都相当于“圣人”、“仁人”,普通人难以企及,因此孔子界定的另一种“君子”意义给予我们特别的启迪。     

性情交涉中的孔子情感论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罕言“性”,但这并不表明孔子不重视人性。事实上,孔子的思想对后世人性论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春秋时代,论性者往往“以情释性”,而此情又是“喜怒哀悲”的自然之情。孔子则推崇“仁”。“仁”是一种道德情感,但又来源于血缘亲情的自然情感,因而具有沟通天人,连接天命与自然人性的特点,更具伦理价值。本文分析了孔子之“仁”的内涵,揭示出“诚”的情感是“仁”之本体,“仁”是在“诚”基础上的美善合一。同时说明,孔子重视情感教育,以体现于“诗”、“礼”、“乐”中的中正平和、真诚恻怛的感情来涵养塑造美好人性,起到化性成善的作用,并进而向“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的理想境界与和谐社会不断进步。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孔子与中国的礼文化

“礼”是孔子学说的重要内容。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孔子学说的核心是“礼”,而不是“仁”,更不是“天人”。“礼”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礼治”的社会,而孔子就是以提倡“礼”而闻名的。但是,对于孔子关于“礼”的学说的性质和意义,人们却有不同看法。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代表了孔子的社会政治观点;有的认为,“礼”的学说体现了孔子的宗教观;有的则认为,“礼”的学说主要反映了孔子的人文观。有人想从中挖掘出新的意义,以弥补现代“法治”社会的不足;有人则揭示其中的保守性,证明其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阻碍作…     

孔孟利义观新评

<正> 先秦儒家都强调义利之辨,孔、孟尤甚.孔子是义利之辩的肇始者,他把义利作为区分君子和小人的标准,说什么"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下引此书只注篇名),界线是那样分明.孟子在孔子的基点上更进了一步,几乎把义与利置于水火不容的地步.《孟子·梁惠王上》开宗明义就提出了"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己矣"的旗帜鲜明的命题.对孔孟这种义利观,历来评说不一.尤其     

孔子的君子人格

孔子依据二分法对"君子"与"小人"的划分,确定了"君子"、"小人"两种基本范型,赋予了"君子"以全新的道德内涵."君子"观念凸显出了儒家道德决定论的逻辑,对中国传统道德与政治的关系具有重大影响.     

“君子未尝不欲利”:程朱义利观的创见

程颐解《孟子》“王何必曰利”,与他解《孟子》“故者,以利为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结合起来,又从义利关系的层面讲“只以利为心则有害”,并讲“仁义未尝不利”。朱熹不满于程颐对“故者,以利为本”的解读,但继承程颐解“王何必曰利”,并予以发挥和完善,既包含了对于利的较多肯定,又把“以利为心”看作人欲之私,还对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做了解释。程朱对“王何必曰利”的解读及其义利观,不仅是中国古代《孟子》诠释史上的重要创见,而且是对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的重要发展。后世对于程朱义利观,较为重视其对于利的谨慎,而忽略了他们从利害关系的层面讲“君子未尝不欲利”所包含的对于利的肯定,以至于这一创见被逐渐淡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