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

清代湖南社仓的地理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无论在清代中前期还是在后期,长沙、衡阳、永州等三府一直是湖南社仓较为发达的地区;沅州、靖州、永顺府等湘西地区3府4厅,江华县、新田县、永明县等湘西南3县,浏阳、安仁、酃县等湘东地区3县社仓储谷规模较小;洞庭湖区虽然粮食产量较高,但也是社仓不发达地区,各县社仓储量均不高。清代后期,受战乱、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湖南社仓曾一度衰败。同治、光绪时期,湖南社仓因受到地方官府的重视而逐渐复苏。除湘西地区社仓未恢复外,其他地区社仓均取得程度不一的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与官府的重视与扶植,对社仓的地理分布有重要影响。     

朱子社仓与道学家的社会理想

社仓是朱子奉行儒家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的实践活动.通过对朱熹筹建和推广社仓活动的简要回顾,力图阐明社仓等实践活动和道学家所追求的儒家社会理想的紧密联系.     

“民间大使”上仓英次

“民间大使”上仓英次石头提起上仓英次这个名字，不仅中国人感到陌生，就是日本普通人也知之甚少，因为他也是个普通的日本人，但他又是个非凡的日本人。他的普通与非凡都在于他是一个幕后英雄。上仓先生所从事的是日中文化交流，其公司名称为“日中文化事业社”。从１９...     

论朱熹对社仓制度的探索与实践

我国历来是一灾荒频繁的国度,荒政一直是历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十分关注的问题。南宋时,朱熹在前人的基础上创立了社仓制度。本文描述了社仓制的具体措施以及实施情况,分析了社仓制失败的原因,提出了德治与法治兼行的重要意义。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建设

清代两湖平原的社仓的设置与分布、仓谷来源、仓政管理等方面的特点和变化,展示了清代两湖平原地区社仓建设的基本情况,这一过程带有明显的时段性。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体现了赈灾功能的强弱。     

曲诗文和清末莱阳抗捐税暴动

曲诗文(1849—1914)一作曲士文,清末山东莱阳柏林庄人,出身衣民,他为人仗义,在当地群众中颇有威望.1910年(宣统二年)春天,莱阳一带遭大霜冻,夏收无望,而当地政府摊派的各种捐税却有增无减.广大人民不堪其苦.纷纷要求清算“社仓” 积谷以抵捐税.所谓“社仓”积谷是莱阳各乡农民多年来为备荒而共同凑积储存的.由于“社仓”积谷已被历任县令和豪绅侵吞殆尽,因而当时的莱阳县令朱槐之蛮横地拒绝农民清算“社仓”的要求.于是莱阳各乡人民群情激愤.由请愿清算积谷而发展成为一场武装暴动.曲诗文奋起领导了这场斗争.     

明代社仓的社会功能初探

社仓作为民间的粮食储备方式,其基本功能在于积谷备荒。出现于明中后期的社仓,在推行过程当中,却与保甲乡约、社学、宗族等相互渗透,发挥着整合社区、维护基层社会稳定的功能。     

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社会基础

将衔接概念置于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背景下加以审视,便会发现衔接实质上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结构调适和转换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总体性领域和方面。既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衔接带有总体性,那么,衔接的基础性条件尤其是社会基础就显得格外重要。作为人类文明起源发展过程中社会性积淀最为厚重的乡村空间,其社会基础的构成非常复杂,主要包括政社联结性基础、关系性基础、村落共同体基础等。从宏观结构上看,乡村是否建立起顺畅的政社联结机制?从中观层面上看,村落是否具有社会关系基础?村落是否具有共同体的特质?从微观结构上看,村民是否具有较强的参与意识,是否具有持久的脱贫发展主动性?以上就成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社会基础构建的关键。     

明清之际松江几社的兴衰

无论从社事活动所持续的时间层面还是从立社宗旨的精神层面看,松江几社都表现出与同期东林复社的显著不同。科举作为几社的第一要义贯穿社事活动的始终。本文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历史考察,不仅纠正了所谓几社从属于复社的传统误解,而且证明了几社不仅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人团体,同时也是活动时间更长、创作成就更高的文学社团。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的米谷流动与社会竞争

清前期,湘江下游地区成为全国重要的米谷输出地,本地积贮大量米谷的地主富户、市场中的粮行、来自外省的米商和常平仓采买人员、地方官,都积极地参与到米谷流动和贸易中。粮行和地主富户通过控诉地方官试图改变常平仓的采买办法,社仓社长与地方官相互勾结经营社仓获利,粮行则通过强力吸纳米谷或通过让利吸引客商以求把持行市。地方官员、客商、粮行和富户在同一个米谷交易和米价变动的空间中互相较量。这个过程呈现了商品贸易对于社会群体及其之间关系的影响,有助于讨论市场、国家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     

徽州乡镇志中所见明清民间救荒措施

明清时期,徽州一直粮食奇缺,但它有较完备的救助系统。明初,徽州主要由官府实施备荒和救荒措施,但明中叶以后官方的备荒和救荒系统趋于式微,而民间的社会救助系统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社会作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清末民初。民间备荒行为在平时以建设义田和社仓、义仓为主,而救荒措施除了散粮赈济,还包括施药、施棺等措施。明清徽州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实施民间社会救助,一方面是由于官府的奖劝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宗族的有效组织。     

1912-1928年荆江地区的赈务研究

民国前期荆江地区水灾频仍，严重的水患给荆江地区的赈务带来巨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成为了其不断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试图将赈灾救灾制度化、法制化，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一系列的赈务机构，颁布了某些赈灾法规，采用了急赈、蠲缓、米禁、贷款、农赈、工赈等救灾措施，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参与的新格局，水灾的救治功能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赈务取得了一定成绩，解救了民生疾苦，成为了这段不幸年月中广大灾民赖以生存的重要依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民国前期动荡社会的至关重要的减震器，维系了荆江地区社会的稳定，不过，政治黑暗和经济凋敝最终影响了赈务的实效，极大地消蚀了社会的赈灾救灾能力。     

财政救灾的国际比较

选择了联邦制、单一制两类政体四个国家（地区）——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的财政救灾情况分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考察,一是救灾资金的准备情况,二是联邦或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救灾情况,三是政府对于受灾对象的救济项目和标准情况。分析表明,有关财政救灾的制度规定在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却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一点当为建设我国的财政救灾制度高度重视和借鉴。     

清代煮赈略述

清代是中国古代荒政发展的鼎盛阶段,救荒措施集历代之大成,最为完备。煮赈是荒政救助措施之一种,清代的煮赈分为官赈、民赈、官督绅赈三种形式。官赈粥厂又分为常设粥厂和应急粥厂。施粥主要用来弥补其他赈济之不足,尤其是在未赈之先与大赈之后殊为重要,可以说煮赈是花最小的代价达到最大赈济效果的救济方法,也是赈济措施中不可或缺的一个手段,故而有其独特价值。     

论我国社会救济的科学发展模式

当前我国社会救济存在价值性缺失、体制性障碍和资金性不足的三大问题,这是由于我国社会救济制度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是社会救济领域的“政府失灵”与非政府组织的“发育不全”所致。因此,要改革当前我国社会救济,首先是建立健全社会救济的法律法规,其次是解决现实与观念的问题,完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济工作中的科学发展规划。     

地方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的社会整合作用——以近代苏州地区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传统社会,国家作为肩负养民之责的权力实体,一直承担着灾荒中的救济职能。民国时期处于社会大转型期,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的产生使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民国时期苏州地区的民间社会力量在灾荒救济中很大程度上承担并填补了因国家缺失而留下的空白,在维持苏州地方区域社会的转型和稳定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

中世纪晚期,英国严重的流民和贫困问题使得社会处于极度不稳定状态,并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应对,英国地方政府所采取的济贫措施促使中央政府济贫法制度的建立。中世纪晚期英国的济贫法制度经历了一个从惩罚性政策到惩罚性政策与救济性政策相结合的转变过程,在其建立过程中地方政府的济贫实践及政策选择具有重要影响,并体现出货币救济、实物救济与劳动救济相结合,政府救济与慈善救济相结合的特征。     

略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的赈灾措施

民国前,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中主要采取＂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系;民国后,在五族共和、人人平等的旗帜下＂,旗民分赈＂的二元化赈灾体制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按受灾严重程度的平等赈济。这种变化不失为民国时期东北地方政府在赈灾政策上的一大进步。同时,民间义赈逐步兴起。这些转变对于整个近代东北地区社会慈善救助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社会救助制度：从仁慈到正义之路

伴随着社会主义建设与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内涵在不断拓展变迁,其发展大体经历了传统的救灾救济阶段、以城市反贫困为主的改革阶段和城乡统筹、逐步定型规范的阶段。在社会救助制度发展演进的过程中,制度名称从“救济”转为“救助”,制度内容从单一生活救助向综合救助过渡,获得救助从接受恩惠转为公民权利．提供救助从道义扶助转为政府责任,这些均意味着制度的精神动力和道德基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从仁慈逐步迈上了正义之路。然而,目前制度的发展完善还任重道远,但可以肯定的是正义作为中国现代社会救助制度的道德根基和精神动力的终极目标是不会改变的。     

构建新型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研究

年来,流浪儿童已经成为越来越突出的社会问题,据国家民政部门的官方统计,目前我国约有15万人次的流浪儿童。他们的大量存在对国家、社会、家庭及本人会带来严重危害,亟待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和救助的焦点。本文通过对现有救助体系的缺陷的分析基础上,从救助的供给主体、供给措施以及相应的法律和社会环境的角度提出了构建比较完善的流浪儿童救助体系的初步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