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宗族组织的内在结构

宗族是中国乡村社会较为普遍的社会组织。在近代,宗族的长期存留在于其自身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来自宗族的内在结构。这一内在结构体现为祠堂、族谱、族田、族长和族规的有机结合。祠堂作为宗族的标志因拥有祖先神灵而具有号召力;族谱作为宗族的血缘纽带将一族人紧密联系起来;族田则在经济上支持着宗族的存在;而族长通过族规维护着宗族的正常机制。宗族内在结构形成的稳定状态使这一组织长期存留井对封建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农村的统治起着维护作用。因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宗族组织成为阻碍农村变革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和宗旨

《新安名族志》编纂的背景，与徽州宗族的繁荣是分不开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明朝中叶商品经济的空前发展，长江三角洲地区和东南沿海一带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宗族制度的严重冲击以及徽州宗族统治面临的严峻挑战。徽州宗族统治者编纂《新安名族志》的宗旨，不仅仅是“明本宗，纪世系”，更重要的是为了纠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对徽州社会风俗所造成的严重影响，宣扬和加强封建纲常，以便形成一个尊尊亲亲、雍雍睦睦的社会人际关系，巩固封建宗族制度，加强封建宗族统治。     

中国宗族制度与封建国法之关系

宗族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独特产物,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牢固基础之一,是整个封建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族制度的家法族规与封建国法在内容上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在功能上相互配合、相互补充,共同构成封建社会的法律体系,彻底肃清宗法观念的遗毒,对依法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论徽州宗族祠堂

宗族祠堂林立是徽州一个重要的社会和历史现象。本文探讨了徽州宗族祠堂的兴起时代、建造规模、建筑装饰及其历史背景和社会作用。作者认为，明代嘉靖年间，夏言进行民间祭祖札制改革以后，徽州宗族出现了大建祠堂的热潮；徽州宗族祠堂规模宏大，装饰精美，建筑耗费惊人。作者指出，明代中期商品经济的繁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出现所引起的徽州社会变化，冲击了徽州的宗族统治，因此许多宗族集团才大量建造祠堂，以加强宗族观念和宗族团结，巩固宗族组织和宗族制度。     

地方性集体记忆的再造——以重庆积富村曾氏宗族的重构为例

当个人记忆成为一个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志时,个人记忆就转变成集体记忆,每个群体、社会的集体记忆都有自身的一套文化规则。重庆黔江积富村曾氏宗族是从重庆酉阳细沙河迁移而来,至今经历了十六代人。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宗族内的一部分文化符号和记忆逐渐遗失,但如"字辈"等较有特色的宗族文化却依旧沿用,曾氏宗族成员依然会按照自身宗族记忆来祭祀、修订族谱、编排辈分。通过非文本的记忆可以追寻宗族历史,也可以通过历史资料实现宗族集体记忆的重构与再造。     

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

封建社会的官府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的行政机构,它的政策和措施反映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意志。宗族是一种以血缘为组合形式的社会共同体,在封建社会宗族组织是地主阶级藉以控制农民的手段之一。毛泽东同志说过:政权、族权、神权、夫权是地主阶级控制农民的四大绳索。因此,官府与宗族的关系是研究封建社会之治乱所不能不涉及的问题。过去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研究得较多的是二者关系中互为支持的一面,全面地、系统地分析二者关系的论文尚属少见。明清时代是封建社会的后期,官府和宗族的关系的复杂性已充分暴露。探研官府与宗族关系的二重性,以揭示其深刻的社会本质是本文的宗旨。     

城中村改造与宗族变迁——基于深圳两个宗族村落城中村旧改的探析

在城市化改造日益深入的今天,传统宗族的文化逻辑和物质基础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形态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A村的Z氏宗族与B村的L氏宗族分别位于深圳市区和郊区。这两个宗族均具有与都市文化相悖的宗族物质基础与精神基础,都在本世纪初期先后经历了旧城改造并与现代化大都市共存的命运,却在城中村改造中选择了大相径庭的发展路径:前者期望以资本运作者的姿态融合到经济领域当中去,后者则将自身的文化诉求付诸城市文化建设中来。这两个宗族的旧改进程表明:都市宗族采用股份有限公司与宗亲会的形式展开族内管理,宗祠、祭祀仪式存有与否并不是宗族是否消亡的标志;地理位置、政府决策以及与海外族人关系是左右都市宗族城市化发展路向的重要因素;从被动适应城市到主动参与城市经济、文化建设,正是当下传统宗族社会组织适应都市进程的新形态,为我们的城中村改造工作带来了新的启示。     

牖民化俗：晚明徽州乡约实践中地方宗族对太祖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与阐释

为响应与配合官府推行乡约，晚明时期徽州宗族在乡约实践中根据宗族教化和治理等现实需要，对明太祖圣谕六言进行了宣讲、演绎与阐释，这一活动主要由所在宗族的官僚、文人士子等精英承担，乡绅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演绎阐释，或由宗族官僚等精英直接进行，或由宗族直接借用地方官演绎阐释的文本，或吸收借鉴罗汝芳等理学家演绎阐释的文本进行再加工，广泛吸收借鉴前人或时人演绎阐释圣谕六言的成果是晚明徽州宗族比较通行的做法。就文本形式看，晚明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或最终形成独立成篇的文字并收录于族规之中，或将演绎圣谕六言的文字与族规祖训融为一体而成为宗族规训的一部分。徽州宗族对圣谕六言的宣讲、演绎有助于乡族社区的移风易俗、牖民化俗，其终极目标是将宗族所在地乡族社区建成模范乡里，将自身宗族打造成模范宗族。     

论社会转型中宗族文化的复兴与乡村选举

宗族文化是传统中国农村主导文化的一个重要层面。生产力水平的相对落后、国家行政力量的弱化和宗族自身功能性作用的重新张扬,是改革开放以来宗族文化复兴的重要原因。这种复兴对乡村选举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间接影响村民投票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村民自治的选举过程和后续性影响选举产生的村干部的公共管理行为。深化体制改革,强化国家权力影响,建设先进文化,是降低宗族文化消极影响并最终促进其蜕变与消亡的必然路径选择。     

宗族势力复兴——农村中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正> 宗族是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同宗同族人所组成的群体.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宗族势力作为国家组织的同构体,是维护统治秩序和社会安定的重要社会力量.解放后,农村封建宗法制度和宗族势力已基本摧毁.但近年来,农村宗族势力再度复兴,并有继续扩展之势,已成为危害农村正常生活秩序的严峻社会问题.为此,笔者通过对宗族活动比较典型的农村社区进行调查,试图探索揭示农村宗族势力复兴的原因、对农村社会的危害以及抑制农村宗族势力复兴的对策.     

从《文心雕龙》中所涉及文学家族看魏晋南北朝的家族教育

《文心雕龙》中涉及众多文学家族的现象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家族教育盛况的一个反映,当时的家族教育具有家学兴盛、家训流行两大特点;世家大族巩固门第的需要、儒学的式微和官学的衰落以及选官制度等社会历史原因对家族教育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在众多文学家族中,陈郡谢氏家族的家族教育和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其家族成员在诗歌创作上也表现出了某些共同的特点。     

梁武帝萧衍优遇宗族之举措及整饬门风之失败

梁武帝萧衍有鉴于宋、齐统治集团内部激烈的权力争夺和相互惨害,为巩固其统治,他提倡儒家亲亲之道,对兰陵萧氏宗族特别是南齐宗室子弟多加优待,营造"情同一家"的和睦氛围。对嫡亲的兄弟子侄,梁武帝更是多加关怀,即便他们多有贪渎腐化、草菅人命等非法之行,甚至企图谋害梁武帝本人,或叛逃北朝者,梁武帝也一味宽纵。这导致其家族兄弟子侄间在表面和睦的外表下,存在着严重的内在冲突,最终在侯景之乱中充分表现出来,形成家族间的相互残害。     

略论镇江鲍氏文化世家及主要诗人诗作

明清之际的镇江鲍家是宁镇地区较为典型的文化世家。鲍家先后走出了著名诗人鲍皋、鲍文逵等人,延及民国时代又有鲍心增、鲍鼎等诗人,更以别具特色的闺阁诗人鲍家三姐妹在诗学世家之中独领风骚。鲍氏文化世家的兴盛与历史文化的积淀及不断累积的家族文化元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有关鲍氏文化世家的研究,对于探讨半隐居状态下世族文化自身的传承特点,以及中国儒家文化思想如何在世家教化中自然传承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农村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与对策分析

近年来,农村的宗法观念和宗族势力有抬头之势,对村民自治建设产生了许多不良的影响。农村宗族势力的重新抬头主要是由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国家行政控制力量的弱化也是原因之一。要搞好村民自治建设,从根本上消除宗族势力的不良影响,就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大力发展生产力和集体经济,加强政治文明建设,进一步加强对宗族势力的控制和引导。     

清代以来宁波史氏、陆氏宗谱编纂活动

宁波东乡下应街道的史氏、陆氏,乾嘉时期开创了家谱的编纂。开创家谱编纂的是族中读书人,如秀才,甚至举人,尤其是塾师。两村开始由族内人员承担编纂工作,晚清始聘请职业谱师或著名学人来主持宗谱编纂工作。史氏、陆氏家谱开始多为稿本、抄本,晚清以后开始有印本,印刷数量有限,这是保密意识所致。两族形成家谱编修传统后,坚持续修达六次。民国后期的家谱编纂,在外经商的村人参与了编纂,体现出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商社会转型的新趋势。     

南方宗族势力的复兴及其对法治秩序的危害

南方宗族势力具有宗族成员的单纯性;地域上的严密性和封闭性;宗族意识的浓厚性等特征.在社会生活中宗族发挥了以下功能向本族成员提供归属的精神家园,舒缓社会性紧张;互助;权利的保障以及组织公益事业等.与此同时,宗族势力的发展形成了对法治秩序的严重危害.     

太平天国时期的徽州宗族:以沙堤叶氏为例

祁门县沙堤叶氏宗族个案说明:太平天国时期,徽州宗族遭到太平军沉重打击,由此倒向清廷一边,不遗余力地捐资助饷、举办团练以抵御太平军。与徽州宗族以及各个阶层之间关系的异常紧张,是导致太平军受到极大钳制从而错失徽州战局的一个重要原因。     

铁弗匈奴的族源、族称及其流散

铁弗匈奴是南匈奴去卑一支之后裔,因故逃归塞外之后,与迁居匈奴故地的鲜卑混居杂处而形成的一个新族体。其族称＂铁弗＂始于刘虎,源于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史书中有时称其为＂乌丸（桓）＂,是因拓跋魏将诸方杂人来附者谓之＂乌丸＂,至于与屠各之关系则是刘渊族源的衍生问题。夏政权灭亡之后,铁弗匈奴流散情况主要有三种：一是归入北魏;二是融入吐谷浑;三是继续保持＂刘＂姓活动在朔方地区。     

魁隗氏、大庭氏、连山氏 --炎帝、炎族发源新考

魁隗氏、连山氏皆指人身牛首最初的炎帝神农氏,而大庭氏则非.魁隗亦即伊耆,所在的大方向即荆楚之地.炎帝神农氏最初所居是一个名叫连山的云遮雾绕的大山区.地因其自然特点而得名,族以其地而得氏,因此而称炎帝神农氏为连山氏.连山就在今湘粤桂交界的九嶷山区,九嶷南麓至今还有连州市、连山、连南等县、市名,九嶷腹地古亦为荆楚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