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语言的模糊美

《世说新语》运用了大量的模糊语言。本文从模糊修辞角度，探讨其语言的模糊美及美学的特征。     

从《世说新语》看山水美与人格美之关系

歌德说过,美就是自然的秘密规律的显现,如果没有人去把这种秘密规律揭示出来,它就永远是不可知的。山水自然、花鸟虫鱼、日月星辰、人类本身及其它自然形态和非自然形态的事     

美之深邃：美学研究中被忽略的重要问题

美之深邃,是审美中达到美的极致的暗中动力,它渗透在个人、时代、文化、宇宙之美中,主要与宇宙的深邃相连,但不是各文化建立起来的宇宙观念,而是既与宇宙观念相连又与之有所不同的东西。理解了美之深邃,方能理解审美中的一些最重要的现象,如灵感和创新,才能进入美学新的深度中去。特别是关注到美的深邃中出人意外和人不可控的一面,对于美的历史上的产生时刻、美在历史中的变革时刻以及美对于宇宙人生的深邃意义,都会有更深的体悟。     

论《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

《论语》对《世说新语》人物品评的影响可从四个方面来进行分析：认同《论语》人物品评的标准;大量引用《论语》典故;弘扬《论语》追求精神自由和张扬个性的深层意识,从而援道入儒;选择与《论语》类似的体例。     

论杜牧七言绝句的刚柔之美

唐朝大诗人杜牧七绝之成就,前人多有论述。有的给予了较为诚恳的评价;有的认为他的七绝某些虽发语新奇,但多直达,没有很大的成就;有的虽从艺术上对他的七绝进行了肯定,但却认为气格不高;有的认为其写景抒情之作大多创造了优美的意境,然颇多柔弱之风。特别是对其描写艳情的作品,则几乎是否定的态度。然而,有些看法是有失偏颇的。实际上,杜牧七言绝句往往具有刚柔相济的特色：刚而不流于枯直,柔而不失于绮靡。这与杜牧的出身经历、理想和信念等方面是绝然分不开的。     

从误读"充实之谓美"到美育的理论瓶颈

先秦儒家的美学经典,从来不以"美"为论美术语.<孟子>"充实之谓美"也不是"儒家美学的代表言论".忽视这个事实,必然阉割先秦儒家美育思想,造成美学研究的混乱.有鉴于此,本文从<孟子>使用"美"的习惯,"充实之谓美"的语境,注家对"六善"的考证,儒家主要美学经典的主要术语,"美"善"的语源学及其关系,以及学术常识等众多维度,考辨、剖析了"充实之谓美"的旨趣,否定了把"充实之谓美"作为"德育包括美育"理论基石的谬误.     

异量之美:地域文化研究的永久话题

秦以前的地域文化,属于以血缘和邦国文化为核心的地域文化;秦汉以后的地域文化的特征,则更集中地表现在因自然条件不同而表现出来的生存方式和地缘特色方面,除了起恒定持续作用的自然环境外,即便是趋同的制度、精神文化因素,就文化行为学而论,不同的行为过程本身所诠释的文化内涵所包含的异量之美,正是地域文化致力凸现的文化品质,这必将成为地域文化研究中永久的话题。     

哲学之美:从西方后现代艺术谈起

哲学要美,首先就应与人的生活紧密结合.那种专讲脱离人生的超感性的概念哲学,把哲学界定为仅仅是认识普遍规律之科学,以至人生被变得千篇一律,苍白枯燥,就谈不上有哲学之美.为维护中国传统哲学之美,我们不能停留在哲学仅只是寻找最普遍规律之学的界定上,不能停留于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而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而把哲学理解为提高人生境界之学.有生活境界之美,才有哲学之美,哲学应当像西方后现代艺术那样生活化.继承和发扬老庄哲学、道家哲学,借鉴西方后现代艺术所蕴含的生活哲理,似乎是我们提高人生境界、追求哲学之美的一条可行之道.     

榜样之美与社会主流道德传播的主体转向

作为一种新的榜样形态,“最美人物”承载着与传统榜样相同的任务——社会主流道德传播.就此而论,“最美人物”的独特意蕴在于,通过“善”之表达方式的转换,使社会主流道德传播的主体角色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向,社会公众取代政府及其相关组织成为价值判断的主体、榜样选择的主体、榜样教育的主体.这种主体转向的意义在于:在社会公众的自觉认知中确证了社会主流道德的实存性与价值合理性,在榜样之美与榜样之真的统一中证明了传播载体的真实性,以“发明本心”之榜样教育路径提升了传播活动的长效性与实效性,传统榜样在社会主流道德传播中的种种偏蔽由此得以纠正.但是,“最美人物”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榜样的经典魅力.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士人神仙观念的嬗变

从《世说新语》及相关材料中可以看出,在神仙道教的形成过程中,神仙观念从一种文人的理想王国或理想人格,变而为文人对自身现实利益和欲望的反观和指认,从而呈现出士人思想观念与精神人格形成的社会化轨迹。     

论《世说新语》与选本

选本是从一人或若干人的著作中选出精华篇章而编成的书。鲁迅认为《文选》与《世说新语》是古代流传至今最为盛行的两部选本,前者作为选本没有任何争议,而后者则不同。《世说新语》共1130则故事,既有完全摘录于前人作品的内容,也有在前人创作基础上的润色与加工。《世说新语》在组织结构上首创三十六门,并成为《世说新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世说新语》的这些特点既有符合选本的地方,也有违背选本之处,因此《世说新语》不是典型意义上的选本,也不是典型意义上的专著。     

唐诗:"对面取象"的格式及美学原则

从诗的对面写自己的情思,这种创造意境的方法为“对面取象”,或曰“对写法”。它源于《诗经》。在诗法臻于极致的唐朝,这一诗歌创作技巧更为诗人们自觉而圆熟地运用;特别是在送别诗、怀人诗中,“对面取象”这一创作技法,以“实象”和“虚象”的交织为特征,以“实象”和“虚象”摆放的位置为格式,不仅能够深入细腻地达难达之情、述不尽之意,而且还能够使作品层次叠加有致、意境摇曳多姿。同时,唐诗中的这种创作手法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论萧统、萧绎对"文质彬彬"论的认同与超越

在文学观念趋于激进的魏晋南北朝,萧统、萧绎一方面继续倡导儒家"文质彬彬"的文学观,崇"雅"重"质",并以"中和"作为实现"文""质"完美结合的基本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对"文"、"质"及"彬彬"质文和谐状态的理解又融进了新的质素,赋予它们以新的时代内涵。这种对儒家诗教的超越与文随时变的文学发展史观当有内在的关联。     

《水浒传》思想本质新论——评“农民起义说”等

《水浒传》的主题是什么?历来就有争议。近几十年来以主张"农民起义说"者为多。仔细剖析《水浒传》内容,实际上它很少涉及宗法社会的农民生活,更没有表现出宗法农民的经济和政治的诉求。即使偶尔写到一些农民也大多是沉默的、没有追求的、随人俯仰的一群。《水浒传》中写的社会底层的精英,绝大部分是游民或社会边缘人物。所谓游民就是脱离宗法网络、宗法秩序沉沦在社会底层的人们。小说中描写了他们为了生存、为了改善自己的处境的挣扎和奋斗。他们的"经济诉求"是优裕的物质生活,为了实现这种物质生活就要迅速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于是"发迹变泰"就成了他们的政治诉求。《水浒传》中写出了游民奋斗过程中成功的一面,但由于黑暗势力的阴谋陷害,"聚义"最终失败了。《水浒传》所写的是游民奋斗成功与失败的故事。《水浒传》作为第一部用口语写作的长篇小说不仅在文学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而且从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考察,它也提供前所未有的思想。它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造反有理"的思想,同时还为造反者建立了一套属于他们的话语体系,如"好汉"、"逼上梁山"等,这个话语体系不仅为后世造反者所认同,也为其他阶层的人们所理解。近几十年来,《水浒传》中的招安最为人们所诟病,特别是持"农民起义说"的学者认为"     

"思辨之美"的魅力与形式要素——黑格尔盲点与王元化启示

虽然黑格尔美学把审美可能性限制于"感性显现"范围,但是其著作本身却蕴涵着讨论非感性显现的"思辨之美"的可能性。王元化读黑格尔的著作更是鲜明彰显了"思辨之美"的独特魅力。"思辨之美"的形式要素至少包括:思辨体系的"纯净明澈"之美,思辨概念的"清晰"之美,思辨术语的"准确"之美,思辨过程的"逻辑力量"之美,思辨表述的"文若钩锁"之美,以及基于思辨能力的"艺术敏感"之美。在以图象艺术为主导方式的传媒时代,"思辨之美"的意蕴可能不亚于王国维当年提出的"古雅美"。     

"天下观"与"文化中国"的历史建构

自中华文明产生之初 ,它就逐步形成了一种融宇宙观、政治观和文化观于一体的“天下思想”。“天”与“礼”是中国古代“天下观”中的两个核心理念。在中华文化发展历程中 ,“天”被构建成为王朝政权合法性的来源 ,“礼”则成为“夷夏”之间相分相融的主要标准。正是对“天”的推崇和对“礼”的主动认同 ,使中原之“中国”和周边之“四夷”都以正统的中华自居 ,从而共同构建了一个“文化中国”。在近代以前 ,“文化中国”真实地反映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与融合 ,最终促成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     

“新时期文学”与“后新时期文学”分期之我见

“新时期文学”是尚有明确社会改造目标引导的文学,而在“后新时期文学”中,这种理想的目标已经淡出并趋向干无。这是决定两个分期文学现象呈现质的不同的决定性因素。两个分期的文学阶段的所有相异之处,都来源于此。     

中国古人对外邦的态度与豪侠文化——《聊斋志异·王司马》的主题学解读

《聊斋志异·王司马》突现了王霁宇以冒牌武勇服夷,以诡计服夷,以英雄魅力服夷,其直接来自隋唐豪侠文化。汉大赋即以豪气服夷为中央集权地位威望表现,中古汉译佛经比武赌技故事是该母题又一渊源。明代超凡武勇的中原战将让北方的外族人恐惧,对蒲松龄也可能产生影响。虽蒲公有意将背景和北人确指淡化,其主要人物的行为透露了其处境的尴尬,暗示出将领的无奈来自朝廷的昏庸和法令无常,体现了蒲松龄对明朝灭亡的深沉思考。     

"白话"与"文学":胡适文学改良主张再认识

要准确评价胡适文学改良主张的意义,充分理解其深远持久的影响,乃至深入认识新文学的性质,就必须对胡适所倡导的"白话"概念之基本内涵加以仔细认真的辨析。白话的上升与新的"文学"观念的形成、国语运动的深入和"现代"意识的萌发有着内在联系,白话本质上是一种现代语言。对白话作为文学语言的地位逐步自觉的确认过程,也是文学观念、价值取向发生深刻裂变,文学格局进行重大调整的过程。由对"白话"概念的整体考察可以感知"五四"文学革命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