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政治思想的转向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曾受过系统的英美现代思想教育。但自二次革命后,孙中山的政治主张与革命方法有了明显的转向。他认为党员和民众的自由太多才导致革命的失败,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取得民权,只能由国民党一党训政,才能平稳转向民主宪政。     

从宪政维度看孙中山民权主义的价值取向

学术界一般认为孙中山有一套成系统的宪政思想,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孙中山在思考中国问题时确实常常涉及宪政问题,但完整意义上的宪政思想在孙中山那里并不具备,即使是以“宪政”为旨归的民权主义也并未严格遵循宪政理论的内在逻辑。一主权是与国家权力来源及其归属密切相关的政治概念。主权归谁所有,主权在君还是在民,这是近代西方思想家们争论的一个重大问题。孙中山毫无疑问是一位坚定的主权在民论者。早在1894年兴中会成立之时,孙中山就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宣言,主张以一个美利坚合众国式的民主共和政府…     

孙中山与民初宪政

在民国初年的民主宪政实践过程中,临时政府的政体从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其基本的法理依据是由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制定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和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并不是孙中山为限制袁世凯专权而对人立法。孙中山在极力宣扬民生主义的同时,其实并没有忘情于政治。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意在建立大政党,参与国会选举,以国会多数党组织政党内阁;孙中山因主要关注点和工作重心在民生主义与实业建设,对此虽不甚热衷,但亦深表赞同和支持,正说明其宪政思想也有与时代相契合的一面。然而,民初宪政实践的失败与孙中山的理想形成巨大反差,最终使其难免失望与无奈。     

浅议孙中山的民主宪政思想——兼论对当代中国民主政治与国家现代化的启示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吸收西方国家政治文明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当时特定国情而提出的,尽管有些不足,但仍存在许多理性的价值。虽然"权能区分"理论、五权宪法和"以党治国"思想存在一些缺陷与不足,但其最终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三民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及其立宪政体。文章指出必须从如同孙中山所言的基于中国国情的"过渡时期",从孙中山思想的本意来评价其民主宪政思想及其意义。     

中国民主社会党宪政诉求的博弈探析

中国民主社会党政治上主张以“民主政治为根本原则”的修正“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经济上主张国家社会主义,反对生产工具国有和废除财产私有.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主张渐进的社会主义.对宪政过于“执著”的追求,对现实政治认识的模糊,对形势判断的失误,使民社党深陷于共产党、民盟及国民党三大势力的挤压之下,难以伸张自己的宪政理念,最终沦为国民党政治上的“花瓶”.     

1946年政协会议与中国宪政设计

1946年政协会议是中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幕。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促成下,包括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在内的国内各派政治力量达成了宪政共识,即:改组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在中国通过一部民主的宪法,建立一个两院国会制、责任内阁制和省自治制度的宪政国家。但是,由于东北战争的爆发,该方案最终未能实现。     

论40年代宪政运动中的中国民主同盟

随着两次宪政运动的发展,中国民主同盟的发展也经历三个阶段。首先,“九一八”前后的“人权运动”和国民党的民主政策使民主知识分子得到初步整合。其次,第一次宪政运动为民盟的成立和初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第二次宪政运动使民盟经历了由兴盛到受挫的发展过程。民盟的发展命运有如下启示:首先,民盟与两次宪政运动是交织互动的;其次,说明了中国宪政与政治环境之间关系的特殊性;再次,也揭示了政治现代化中政党与宪政关系的一个悖论。     

孙中山训政及宪政思想评析

孙中山是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行者,对民主宪政的追求终其一生矢志不移.其训政及宪政思想既是他对中国国情的现实思考,又彰显了他欲将中国引上民主宪政道路的伟大理想.本文仅从几个方面对其作一梳理并作粗略评析,希能窥其全貌.     

从国民党的改组看孙中山的党务工作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先后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等几个资产阶级政党,为建立和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呕心沥血、奋斗终身。本文试就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历史必然性来揭示孙中山的党务工作,并进而揭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遥遥前路,罔知所届”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早在1905年,孙中山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险恶,同盟会采取秘密结党的形式,入会者均须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     

抗战时期的民主宪政运动

抗战时期倡导的民主宪政,是中国宪政史上极其重要的一幕,它是在中共党的领导和影响下,团结进步力量,为改变国民党一党专政,在政治上采取的一种运动。它为中国政治的进步奠定了基础。     

论孙中山的宪政思想

宪政思想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学术界通常称之为“五权宪法思想”,而已往往不肯给予充分肯定的评价。笔者认为,五权宪法只是孙中山宪政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孙中山的宪政思想包含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的建设程序、五权分立的政权组织形式和人民全权、政府万能的民主目标这三个方面的内容。它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探索国家出路所能达到的最高思想成就,许多内容直到现在仍然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一孙中山认为,革命的目的,在于实行三民主义,而三民主义的实行,必须有其方法与步骤。所以,…     

南京国民政府对孙中山宪政思想的背离

1947年,南京国民政府标榜孙中山的宪政思想,开始实行宪政,从形式上看继承了孙中山的宪政主张,但从实质上看完全背离了孙中山实现宪政的途径、政权组织形式、党政关系、三民主义等宪政主张,结果没能挽救其失败命运。     

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政治制度发展的两种趋向

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二十二年。其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央领导体制曾不断变化。这种变化,既受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及各派相互关系、力量消长情况的左右,也与国内政治的发展形势密切相关。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党政军大权高度集中,构成其政治制度演化的基本特征和基本趋向。其集中程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空前的、突出的;另一方面,在强大的民主呼声、民主运动推动下,国民党又采取向民主宪政过渡的某些步骤。后者虽不     

试论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从美国立宪争论到罗尔斯的理论回应

自美国立宪时期联邦党人与反联邦党人围绕“宪政还是民主”产生争论以来,两者之间的张力即成为现代(特别是美国)政治法律思想史的一大主题.罗尔斯后期的宪政理论,一方面继承了“二元宪政民主”理念这个美国宪政模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基于“政治自由主义”理论对其进行了独树一帜的发展.他通过来源于政治传统的社会共识这个中介,将变动不居且具有“多数暴政”倾向的“民主”纳入到相对稳定且保障“宪法根本”的“宪政”框架之中,从而较为有效地弥合了宪政与民主之间的张力.     

论中间党派在1939—1945年宪政运动中的宪政设计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参政会宪法期成会所制定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五五宪草）修正案》是中间党派宪政设计的代表作。“期成会修正案”以孙中山的五权宪法论作为学理依据,对“五五宪草”作了重大原则修正,充实和发展了孙中山所提出的“人民有权”、“权能分治”的原则。这是“期成会修正案”最为突出的贡献光是其特质的最重要方面。与此同时,这一修正案又在一定程度上采用西方三权分立的制衡理论,对孙中山“三权分立”的宪政模式作了某些修正,与孙中山的思想不尽一致,这又构成其特质的另一方面。“期成会修正案”的上述基本特质的形成,与中间党派既反对国民党的专制体制,又囿于分权制密观念的影响密切相关。     

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从中西方比较的视野分析

公共政策的最终目标是维护人性的尊严与捍卫民主的价值。一般的说,公共政策过程要同时满足＂民主＂和＂效率＂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而实现公共政策民主价值的途径则需要将其过程置于宪政的架构之内。从宪政发展的历史来看,西方国家宪政的历史较长,理论也较为成熟,其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的核心是基于多元民主的＂控权＂与＂保障权利＂。相比之下,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宪政制度的历史则较短,内涵也存在差异。鉴于此,如何理解公共政策与宪法的逻辑关系成为构建宪政精神的关键理论前提。而培育政策制定主体对宪法权威的信仰和忠诚,则是构建当代中国公共政策的宪政精神首先应该遵循的基本价值取向。     

论孙中山自下而上的建国构想

基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民主共和屡遭破坏的教训,孙中山提出了以地方自治为基础,以县自治为起点的自下而上的建国构想。该构想充分体现了孙中山对于中华民国主权在民的理想追求,但与训政相结合的设计导致其后国民党的相关实践充满曲折。     

孙中山直接民权思想新解

孙中山的直接民权思想,表面上看比西方代议民主更进步、更民主,但终因脱离中国实际而行不通。勉强实行,只会造成更大的混乱无序和新式独裁。因为孙中山的直接民权否定个人自由,主张万能政府,将难以避免地引向国民党的新式独裁。     

论抗战时期宪政运动兴起的体制背景：合法性不足的弱势独裁

抗战时期宪政运动的兴起和当时的政治体制有密切的关系。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制度设计上具有明显的独裁倾向,但由于作为训政主体的国民党虽独裁之心有余,但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的训政统治在运行实态上只是弱势独裁,始终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国民党应对合法性危机的主要策略是不断开出宪政支票和不断拖延,这反而使它陷入了更大的困境:民众由此获得了公开追求宪政的机会和理由,对宪政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国民党自身的回旋余地却越来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