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喻在先秦文学中的运用与发展

比喻是我国古典文学传统中优秀的表现手法之一,它是人们表达思想、抒发感情以至寄托深远意义的重要艺术手段.在先秦文学中比和兴往往并称,两者关系极近而又各有差异.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对比兴手法有这样的论述:诗文宏奥,包韫六义,毛公传述,独标兴体;岂不以风通而赋同,比显而兴隐哉!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记讽.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诗经》中的咏物诗及其传统特色

我国古典诗歌有着悠久的咏物诗传统。早在公元前六世纪以前,反映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现实生活的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一种以物为吟咏对象的“比体诗”(语出朱自清《诗言志辨·赋比兴通释》),这种诗以此喻彼,借物言事,通篇。“写物以附意,扬言以切事”(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诗人把自己要抒发的感情或要申明的事理,寄寓在某一具体的有形之物中,完全用借喻的形式表达出来,作者通过对     

李贺歌诗比兴得失谈

要说驾驭比兴,李贺的确算个高手。他的诗,不只比兴多,而且用得奇特诡丽,独具风格。但是,李贺的比兴用得再好,也未必尽善尽美。既看到他的优点,也重视他的不足,对于我们或许益处更多。 赋比兴的运用,源于《诗经》,发扬光大于《楚辞》、《乐府》和雄视千代的唐代诗歌。关于赋比兴的解释,历来说法很多,解释的角度也各不相同。从辞章学的角度着眼,认为赋比兴是诗歌表情达意的三种不同艺术手法的,在古人中要数朱熹的解释比较贴切。他说。“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昹之辞     

谈比拟

一从各家的论述谈起比拟这种语言艺术的重要表现手法,是文苑中的奇花异葩,久盛不凋。不过,由于它和比喻有许多相通处,自古至今,这两种表现手法的分野,学术界尚未阐述并划分得十分清楚。《文心雕龙》便把“比、拟、喻、譬、方”作为同一意义用。其《比兴》篇上说:“且何谓‘比’,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物者也。故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凡     

屈赋比兴的性质及其作用的转化——兼论“雅”与“骚”的关系

如果说《诗经》的比兴是以兴为主，那么屈赋的比兴则是以比为主。历来认为发生这一转化的原因，主要是受到春秋战国“隐语”的影响。但通过比较隐语的联想方式及体用特征，可以发现它与屈赋的比兴差别很大。屈赋的比喻象征主要与春秋以来人们对诗歌功用的认识有关，同时也是诗人摆脱散文形式的影响、集中提炼诗意的创作自觉的体现。《离骚》用四条比兴主导思路通贯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崇高精神境界的追求，但并未顾及抒情主人公外在形象的一致，因此流行的“女性中心说”和“巫师说”都不符合《离骚》使用比兴的创作意图。《离骚》的主旨和比兴的主导意象都可以在《诗经》“大雅”和“小雅”的不少篇章中找到渊源。由此也可以见出骚与诗的内在联系。     

诗人比兴 拟容取心——《文心雕龙》“比兴”论

比、兴是我国诗学的重要传统。《周礼》首标风、赋、比、兴、雅、颂“六诗”。此后,注疏《诗经》标以比兴,成为风气,比兴之论亦有很多。但象《文心雕龙》这样专辟一章研究比、兴,上溯秦汉,可谓空前;下视其后,也很少见。因此,《比兴篇》历来就被人重视,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重点。不过,与前代理论相比,《文心雕龙·比兴篇》有哪些特点?也就是说刘勰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刘勰的比兴论对我们有哪些启发?现在似乎仍有发掘余地。     

谈《大学语文》中诗词的“兴”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态度。人的情感总是由一定的客观事物引起的。中国儒家早就认为艺术所表现的情感是人心“感于物”而产生出来的,而不是与外物无关的主观自生的东西。“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叶燮《原诗》)“感于物”而产生审美情感并将之物化为诗辞,这就是中国古代诗论所说的“兴”。 “兴”的本义是“起”的意思。《说文》:“兴,起也。从舁同,”舁是共举,同是同力。“兴”字甲骨文作“(?)”,“象四只手抬一抬盘之形。”(《甲骨文简明辞典》)先秦始以“兴”论诗。孔子说“兴于诗”、“诗可以兴”,意思是《诗经》能感发人们的某种情意。孔子所谓“兴”,是兴本义“起”的引申,指“由……感发(某种情思)”之意;含“起发”、“感发”之义。后来刘勰《文心雕龙·比兴》说“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他说“兴”是“起情”,即《诠赋》中所说的“睹物兴情”。从此“兴”以感物兴情或者说感物起兴的涵义被许多诗论家认同,如唐代署名贾岛的《二南密旨》说:“感物曰兴。兴者,情也。谓外感于物,内动于情,情不可遏,故曰兴。”宋代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中引李仲蒙说:“……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     

比附思维视域下《吕氏春秋》五行世界图式建构

比附思维与《吕氏春秋》五行世界图式的建构问题密切相关。前者是后者的思维前提,后者是前者的显性表现。《吕氏春秋》涵蕴丰富的五行附象思维与五行附数思维。其中,五行附象思维关注事物的具象或想像,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对待"象"之间异质联结的必然性,分为五行具象比附思维与五行想像比附思维。五色、五音、五味等属于五行具象比附思维,五帝、五神等属于五行想像比附思维。五行附数思维关注"五"数或"五"数结构,抹煞了"五"在记、量方面的特征,突出了在分类性的套数方面的功能。四季之"四"与六畜之"六"或益或损为"五",即是深受五行附数思维的影响使然。五行附象思维与五行附数思维相济并行,五行世界图式在《吕氏春秋》中最早定型。     

古代诗歌比兴传统的建立及对诗歌的影响

赋比兴是前人从《诗经》中概括出来的三种表现方法,后世所谓“比兴”在《诗经》中即指比兴合用和通篇用比,使诗歌具有了含蓄凝练的韵味,具备象征的意义。《楚辞》“比兴”发展为以“香草美人”寄托诗人的审美理想,使诗意含蓄曲折,思想隐晦。从此,“比兴”的传统一经确立,对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古代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一大特色。我们在欣赏古代诗歌时,遵循审美的特殊规律,以诗歌的意象为线索去领略含蓄隽永的韵味,尽量避免主观臆测和牵强附会,使欣赏更接近诗歌的本来面目。     

古典诗学中“赋、比、兴”源头初探

作为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主要表现手法的赋、比、兴,历代学者多认为源自《诗经》。本文认为赋、比、兴起源于《周易》而非《诗经》。"比、兴"实质上是以《周易》以来的取象比附推论为逻辑基础的表现手法。     

侔式推论新解

侔,是《墨经》中关于说和辩的一种方式。《墨经·小取》:“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孙诒让认为侔是“谓词义齐等,比而同之。”伍非百说:“何谓比辞俱行,谓取形式同一之辞,或增之,或减之,以观其结论之是否同一也。”又说;“侔当今直接推理之附性法,用两辞相比而行,以求其另一辞之是非。”     

比喻的妙用——谈乐府民歌《长歌行》的艺术特点

“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行勉励青少年珍惜时间、立志学习的诗句,已经变成格言式的哲理在人民中流传。 这行纯属说教式的诗句为什么产生这样巨大的教育效果?盖因比喻艺术手法之妙用也。什么是比喻?刘勰云:“比者附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比喻必须比以喻体事物,喻体事物必须确切恰当,这样才能说明道理、阐述有力。《长歌行》这     

《文心雕龙·比兴》篇的理论建树及其在传统诗学中的地位

古人做诗重视比兴,相关的言说与儒家《诗》学一脉相承。比兴有表现手法和美刺两重意义,虽然自汉代起就屡有诠解,但古代唯独《文心雕龙.比兴》堪称成篇的专论,其"显隐"、"附理"、"起情"以及"拟容取心"之说涵盖了"比兴"的渊源、意义、思维特征和艺术传达特点,尤其是以"物"为中介进行间接性艺术传达的功效与意义,对传统诗学作出了重大的理论贡献。     

试论比兴修辞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本体论意义

比兴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方法,源于原始先民的缘象比附的原始思维。比兴修辞是原始思维形式在文学上的残存物,是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结晶。另外,在比兴的阐释史上,有一种共同的以美刺解释比兴的偏向,即大多赋予比兴以美刺的政治功用。以美刺释比兴的阐释模式也是原始法术思维模式积淀的结果。     

试评古人的比兴说

一、古人比兴说诗为何“缠夹”古代诗评家讲比兴,众说纷纭,使人感到“越谈越糊涂”,这是由下述原因造成的:(一)、汉庸经学家不将《诗经》做为文艺作品来看待,而是把它做为宣传王化的经典来讲述,以诗证史,并提出“比显兴隐”说,混比兴为一,以便于他们穿凿附会。因而他们不重视比兴的艺术表现功能,而大讲比兴的讽喻作用,故其所育之比兴,也就“去常情更远,最为缠夹。”     

比兴与赋的结合及转化——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琐记

唐人孔颖达曾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毛诗正义》) 在学习我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到,赋、比、兴是其基本的表现方法,尤其是比兴与赋的结合及转化,乃是诗歌创作中的普遍现象。     

话说渊明三赋

陶渊明以诗名世。他只留下三篇赋,约占现存文稿的百分之二。历代对其三赋作出的评价也多众说。对《归去来辞》,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巳”;苏东坡也有相同的意见,并“于建中靖国间,和《归去来》”。对《感士不遇赋》,明张自烈说,“此赋未为佳”;清孙人龙却谓“有助于风教”。至于《闲情赋》,大多就“爱情”和“比兴”立说。主“比兴”说的又有“求道”、“恋主”、“思帝     

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

“比兴寄托”是常州词派提出的一种总体的说词方式 ,其中蕴涵一些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文学接受思想。但这种说词方式在常州词派主要理论家那里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张惠言那里 ,“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尽管赋予了读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 ,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治教化倾向而显得牵强附会。张惠言的后继者周济进一步承认了读者对作品进行自由解说的权利 ,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张惠言以忠贞美刺之义硬性比附作品的弊病。常州词派的理论重镇谭献则完全跳出张惠言仅仅就词作本身进行笺释 ,把逐字逐句的牵强比附视为作品原意的窠臼 ,将解释词义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 ,从而使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显得更为圆润通达     

《离骚》关于人物语言描写的文学物象组合

从文学物象考察,《离骚》第33-45章属于以大段人物心理描写为主的诗歌文本类型,该类型是在传统“赋”与“比兴”基础上脱胎换骨产生的,是对传统诗歌“比兴”加“赋”的文本类型的重大突破。该类型也是中国古代诗歌文本类型之一。     

浅析《离骚》对《诗经》“比兴”手法的发展

《离骚》发展了《诗经》“比兴”手法,“比”、“兴”合二为一,融合诗人主体情感和品格,形成具有审美价值和艺术情趣的象征性意象系统。《离骚》“比”、“兴”合流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