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元九年南诏三道遣使相关问题的研究

公元793年(唐贞元九年),南诏异牟寻三道遣使入唐,其后南诏与唐、吐蕃关系出现历史性的重大变化。汉文史志《新唐书》、《云南志》等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虽有记载,其材料也极有价值,但明显存在一些舛误,所记三道遣使中的几个基本问题的内容也相互抵牾。分析相关史志所记及三方当时的情况与关系,可见:向唐中央政府及唐德宗提出背蕃归唐的要求与条件,是南诏三道遣使的重要目的之一;此次重大行动时间的确定,则与南诏、唐、吐蕃三方情况的变化及关系互动有关。     

唐贞元铁桥之战后滇西北地区民族分布的变化——兼及唐代藏彝走廊南端民族迁徙的原因

公元794年,南诏北击吐蕃并夺取滇西北铁桥地区,吐蕃势力由此退到金沙江以北.铁桥之战使原迁徙到滇西北地区的吐蕃移民北移,战后南诏又采取强制手段将一些民族部落迁出、迁入滇西北地区,使这一地区民族分布出现了重大变化.与滇西北一样,在唐代,整个藏彝走廊南端的民族迁徙活动的主要原因是唐、吐蕃、南诏长期的政治、军事角力.     

唐代吐蕃和南诏的制盐技术比较分析——兼论吐蕃东扩之原因

唐代,吐蕃境内盐业资源有限和制盐技术落后成为吐蕃政权东扩的原因之一,这可以从吐蕃、唐王朝和南诏国三者在"昆明池"不断发生争夺盐池的持久性军事博弈中得到证实。这一时期,吐蕃主要采用的是相对落后的"炭取法"制盐技术,而南诏国在其境内已多采用更为复杂有效的煎盐法制盐。通过对唐时期吐蕃和南诏国两个政权不同制盐技术的分析,不但可以了解到在同一历史时期不同族群掌握的制盐技术是不同的,而且围绕盐的争夺促进彼此之间的互动,以此形成的新的文化因子,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不同族群之间的互动和交融,促进了藏彝民族走廊的形成。     

开元至贞元年间唐与南诏关系考略

唐朝天宝年间,由于唐朝的措置失宜,导致南诏投靠吐蕃.但南诏投靠吐蕃,反受其挟制,而德宗年问唐朝势力增强,多次打败吐蕃,加之吐蕃与大食为争夺中亚而进行酷烈战争,吐蕃遭重创而力量大衰,为南诏归附唐朝奠定了基础.     

吐蕃对吐谷浑和南诏的不同统治政策及其对比研究

7世纪中叶以来,吐蕃相继将吐谷浑和南诏收于治下。在对吐谷浑和南诏进行统治的同时,吐谷浑和南诏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离心力”,给吐蕃进行有效统治带来了挑战。吐蕃对二者的不同统治政策,导致了迥然各异的统治结果。通过吐蕃对二者不同的统治政策及其成因的分析,揭示出统治政策和统治结果间的内在联系。     

《南诏德化碑》立碑目的试探

《南诏德化杯》立碑目的是南诏史研究尤其是南诏与吐蕃关系研究中需要探究的一个问题。讨论南诏人当时为何要立此碑,应重视此碑所记内容。分析碑文,可以看出所谓南诏立此碑是为了向唐表明背唐投蕃是迫不得已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从碑文所记来看,立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的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     

唐初至天宝年间唐与南诏的关系

唐初忙于统一全国，无暇顾及西南的经营，与南诏保持着相安无事的局面。进入武则天时期，吐蕃对中国的威胁日益严重，为了抵抗吐蕃的侵扰，唐朝不得不联合南诏的势力，因而采取支持南诏统一的战略方针。当南诏强大以后，围绕着争夺爨部的问题，唐与南诏引发了冲突，使得西南地区的民族关系逐渐复杂化，最终影响了唐朝的社会稳定。     

《新唐书·吐蕃传》“南诏兵生擒论莽热”事件勘误——兼论8世纪唐诏关系的变迁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的维州之战，吐蕃军统帅论莽热有被唐军生擒和被南诏兵生擒的不同说法。通过对各类史料的分析对比，并参考维州之战中唐军与南诏军的部署路线，可以得知南诏当时并未进军至维州，《新唐书·吐蕃传》中“韦皋率南诏兵薄险设伏”这条记载的可信度较低，南诏兵当为西川兵的衍文，论莽热实为韦皋所部的唐军所俘。然而韦皋攻打维州的同时，作为盟友的南诏军也予以配合，在昆明城(今四川盐源)等地参与对吐蕃的作战，《新唐书·吐蕃传》修撰者因混淆了两条不同战线的情况而误载该史实。     

西洱河战争起因辨析

公元七五一年和七五四年,即唐玄宗天宝十载和十三载,李唐王朝曾两次出兵云南,讨伐洱海地区的南诏阁罗凤政权,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西洱河战争。 唐王朝在西洱河战争中被南诏打败,损兵二十万,初唐百余年间对云南的惨淡经营付之东流。由于南诏叛唐而附吐蕃,唐朝以云南牵制吐蕃的战略被打破了。战后不久,安史之乱起,唐朝边军调入内地,南诏和吐蕃乘机攻唐,河西、陇右大片土地被吐蕃占领,大渡河以南地(唐巂州、南宁州和姚州三都督府,相当于今云南全省及四川的西昌、凉山地区)全为南诏所据。     

南诏军事制度述略

军事是南诏重要的支撑,是南诏与唐朝、吐蕃政治博弈的资本。深入分析南诏时期的军事风尚、军事职官体系及军队组成,以揭示南诏军事制度的特点,有助于全面认识南诏的社会与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