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经济与村庄有效治理：基于河北省X村的分析

村庄治理是中国基层治理的重要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探索如何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成为学术界的重要研究主题,出现了大量研究成果。既有研究尽管意识到集体经济对村庄治理具有重要的影响,但主要聚焦于村庄民主选举上,且表现出"静态"的特征。本文以河北省X村作为研究个案,探讨集体经济的不同内部要素对村庄治理所形成的不同维度和不同阶段的影响。研究发现,X村的集体经济对该村治理具有正向推动作用。具体体现在:在产权维度上,集体经济的产权结构为村庄有效治理奠定了秩序基础;在运作维度上,集体经济的管理规则和管理过程激励了村民对村庄治理的制度化参与;在资源维度上,集体经济的治理绩效为实现村庄有效治理提供了资源保障。集体经济消失之后,其制度遗产对于维持村庄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廓清集体经济对于村庄治理的影响,有助于更加精准地找到村庄有效治理的实现形式。     

试论农民政治冷漠与村庄治理改善

农民政治冷漠表现为农民对村庄治理的不配合、不参与、不表态、不主张、不反对,其实质是农民对政治的失望和无奈.这必将影响村民自治和村庄治理.化解农民政治冷漠,引导农民有序地政治参与就成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之必须.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村级治理中的精英分析

村庄精英在村落场域的权力结构中 ,居于承上启下的中介地位。对村庄精英的分析是村庄权力结构分析的切入点。村庄精英分为掌握村庄正式权力资源的体制内精英和掌握传统资源等其它资源的体制外精英     

治理语境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缺失与重构

村级治理是"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单元。当前,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无法满足村级治理的需求,存在要素缺失和权重失衡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供给主体单一、市场力量不足、农民自主程度弱、供给内容不均衡方面。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构应该坚持差异、引导、长期、复合、市场、中介等原则,着力提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生存环境,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强化政府供给能力,开辟市场服务途径,鼓励第三方参与供给,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从而为村级治理提供物质、精神以及社会等条件支撑。     

组织同构与治理嵌入：农村集体经济何以促进乡村治理高效能——以四川省彭州市13镇街为例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现代化需要大量的、持续的财力投入,完全依靠国家兜底并不现实,必须增强乡村的“造血功能”,依靠集体经济增强乡村治理的“硬核”能力。中国农村集体经济在人民公社时期、双层统分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和农地两权与三权分置时期,发展演变的目标逻辑、形式逻辑和发展逻辑各不相同,但均与当时乡村发展战略有一定的契合度。目前,在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样态愈加多样化。四川省彭州市作为集体经济全员化的典型代表,在特定行政生态环境作用下,村党委运用合法机制,理性地将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进行整合,形成了党建引领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权和乡村治理权“合二为一”的组织同构模式。在村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同构中,制度性趋同、竞争性趋同和模仿性趋同交织进行,集体经济在发展中迅速嵌入治理制度、资源和技术,及时补位治理主体的缺位场景,降低了乡村治理成本,提升了治理效率与效能。     

创造治理:民间组织与公共服务型政府

政府的使命在于创造治理,促进发展。作为发展的推动者,政府唯有不断地革故鼎新才能应对一个超大社会急剧变革的需求和挑战。新中国建立以后,基于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段、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其他约束条件,中国政府的职能轴心进行了三次转移,职能形态经历了两次转换,形成了不同的政府建设取向,即以政治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社会职能向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转换,取向于经济建设型政府;以经济职能为轴心整合政治与社会职能向以社会职能为轴心整合经济与政治职能转换,取向于公共服务型政府。在新时期,中国公共服务型政府构建之根本,不仅在于完善自身,更在于结合市场与社会,创造一个有机和有效的治理结构,以促进国家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是现代社会发育的重要体现,它与政府转型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基于此,政府应该把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创造新型的公共事物的治理结构与治理运行机制。     

地权分置、资本下乡与乡村振兴——基于公共服务的视角

脱贫攻坚完成后,乡村振兴将是中国面临的更艰巨的任务。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析不同,文章认为乡村衰败的原因并不是农民缺少土地交易的自主权,由乡村集体组织解体导致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匮乏、土地产权碎化以及集体经济对资本的屏蔽才是造成城乡之间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回归古典成本函数,将市场视为由公共和个体构成的一元整体,分析公共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的共生关系,可以发现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潜力并没有被全部挖掘。未来农村制度改革的方向应该是将村集体组织改造为能够捕获各类资本的现代组织,并由其承担重资产的公共服务,从而使农户可以轻资产运行。由于小农生产模式和公共服务集体之间存在内在冲突,因此,需要将耕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置,重建国家和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而在此基础上建立农业平台,完成农业的资本化。是否完善了公共服务以及能否自主地创造充足的现金流是检验乡村振兴的重要标准,为此,要尝试设计价格型政策工具,探索多样化的运营模式,努力推动资本下乡。     

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研究——以多中心治理为视角

近年来,公私合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不断提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问题.文章着重从多中心治理视角对公共服务公私合作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在价值取向、合作主体、合作过程及合作结果方面遭遇的困境,并提出公共服务公私合作应以多元价值为引导,有效整合政府与市场力量,建立合作的激励机制,完善合作制度体系建设,健全合作风险的防范、分摊与管理,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公私合作的有效运营.     

村庄变迁与农村新型社区公共服务供给——“多村一社区”案例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变迁和社区理论,建立起基本的分析框架,并以某县级市为个案进行实证分析。认为,近年来,案例市"多村一社区"制度建设与实践是以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导致了情形各异的村庄强制性变迁,对村级社区公共服务供给产生了重要影响:"强者越强"、"弱者愈弱"、"强弱参半"。今后,随着"多村一社区"制度变迁转型,村庄的强制性变迁将被抑制,诱致性变迁将成为基本方式,这将使"多村一社区"的公共服务需求更具多元性和迫切性,因此,必须加强"多村一社区"的社区公共服务有效供给:强化需求导向与供给导向相结合的供给理念,建立多通道的需求表达机制,完善两层级、多主体的供给机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的特别性与法构造

提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的特别性,不仅是阐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之特别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加强其法构造的逻辑前提。权力机关组成人员更具封闭性、执行机关更强调基层党组织统领作用、监督机关更注重外部机构介入,呈现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特别性;章程内容等民主决策事项多受强制规则干预,导致成员自治空间较为有限,凸显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的特别性。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法构造,宜禁止集体股代表与非本集体成员股东成为治理机关的组成人员、健全内外监督机关的分工合作。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治理机制的法构造,应当平衡章程自治与法定限制、明确瑕疵决议的内外部效力规则、完善治理积分制促进“三治融合”。     

政事关系:本质、现状、问题及其治理

政事关系是我国事业单位体制的核心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政事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并形成三种代表性的观点。事业单位是政府举办的履行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职能的组织,政事关系的本质是政府机关与其举办的事业单位在公共服务过程中形成的服务提供者与服务生产者的关系。目前政事关系存在的问题:一是传统行政事业一体化特征依然突出,二是改革过程产生的“过度市场化”等。治理政事关系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围绕政府转型与建立公平而有效的公共服务体系,理顺政事关系,实施分类改革,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问责机制。     

通过权力制衡完善“村庄治理”的思考

在农村基层组织中,保证各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有效性,减少权力主体间的串谋,建立符合权力关系的利益结构,其本质上是要保证利益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共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理论重构及立法建议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过程中,各地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治理结构的政策和实践基本相同,形成了“权力机构—执行机构—监督机构”的治理结构,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三级所有”的表达及具体治理机构的设置上。理论界基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不同认识,对其治理结构形成了“公司构造论”和“国企模仿论”。这两种观点都存在一定的偏颇,或者模糊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或者忽视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发展的阶段性。应当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特别性为基础,承认其发展的阶段性,并允许其自主决定与其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此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自治阶段论”。在观照现实、参考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我国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时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治理结构进行妥当的安排。     

资源型地区集体产权个体化后的村庄治理

产权结构与治理方式存在很强的关联性,个体产权结构对资源型村庄治理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研究发现:个体产权结构的建立与村支书兼任个体煤矿主的特殊身份导致产权主体与治权主体合一,由此引发村落共同体的权力由"道义本位"向"利益本位"发生转变,同时村庄也由"道义型共同体"向"利益型分散体"转变。造成这些影响的根本原因在于个体产权性质决定了煤矿收益归煤矿主所有,以及煤矿主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识不强和村民自治的未有效实现。因此,需要政府、企业、村级组织和农民形成合力,多措并举,确保资源型地区农民分享资源收益,实现村庄善治。     

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与机制研究——从科层制走向"多中心"治理

"单中心"的科层体制是形成乡村地区公共服务供给困境的根本原因,解决的出路,是鼓励乡村社会组织化程度的提高,民间力量得到增强,构建"多中心"的治理体系,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和其他机会主义行为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收益.这个治道变革的过程,需要良好的社会资本来提高人际信任程度,减少交易成本,面对当前日益"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必须依托对不同乡村行动能力的考量,以村民自治为基础,对乡村社会资本进行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