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对应物"与"以物抒情"比较

T.S.艾略特提出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我国古典诗歌"以物抒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共同之处是将思想感情的表达倾注于对客观对象的刻画,由"物"及"心".多元文化影响下的寻找"客观对应物"与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以物抒情"诗歌创作的差异在于,寻找"客观对应物"反映了艾略特"非个性论"的思想,而"以物抒情"则强调诗人的个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意象选用的多样性,而"以物抒情"在意象的选用上明显倾向于"雅"或"美"的单一性;寻找"客观对应物"强调诗歌的多义解读,而"以物抒情"则往往"点题",表现为一义解读.     

现代性的信仰维度--论近年思想界对"五四"、"文革"的反思及误读

近年思想界以现代性的视野对"文革"与"五四"进行反思时伴随着误读的现象."五四"、"文革"与现代性"信仰"之间各自形成了某种"异化"而又迥异之关联,前者是对信仰的误读,后者则是对信仰的亵渎.亵渎信仰,"文革"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催生出现代性因素;误读信仰,"五四"科学主义、进化论式的现代性诉求亦值得反思.崛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思潮已孕育着现代性反思的萌芽,即以人性为基本评判准则的人文诉求."立人"的命题在今天理应赋予符合时代内在需求的新的内涵,即夯实现代性的人性论基础,切实获得现代性的信仰维度,从而通往人的自由和超越.     

"文革"时期的语言变异--以《战地新歌》歌词为例

语言随社会共变,而词汇反映社会的变动最敏感.在现代汉语发展过程中,第三阶段十年"文革"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十年"文革"给语言造成的冲击既猛烈又彻底,然而也最短暂.歌曲属于文化的范畴.在那场以"大革文化命"为主要表现形式之一的"文化大革命"中,歌曲照例被打上了特殊时代的烙印.本文主要以<战地新歌>的歌词为例,讨论"文革"时期的语言变异现象.     

从"苦难"书写看作家的叙事立场

"苦难"是文学写作的一种重要的叙事资源,在当前"底层写作"和"苦难书写"已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论题时,本文尝试以"苦难"书写为视点透视近年来作家的写作立场,反省文学中的"苦难"书写所提供的写作经验和存在的问题,探寻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中,作家关注的是生活中的何种苦难境遇、如何去讲述苦难、面对苦难作家采用了什么样的叙事策略?考察这样的一些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话语逻辑,在今天多元共生的文学视野里,不仅能提示文学如何观照当下生活,而且期待通过对苦难叙事的历史流变的梳理,透视一个时代文学的审美风格.     

新时期"回忆文革"散文论

将新时期"回忆文革"散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主题进行综合性研究,这在学术界还鲜有人为之.本文认为这类散文在审美风格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严明而悲凉地理性剖析,并赋予其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色,二类是闲适而细腻地感性调侃,从侧面揭示"文革"对人灵魂和肉体上的摧残.     

在河与岸间被放逐的青春——评苏童《河岸》里的叙事者“我”

《河岸》的叙述主体是父亲的故事,却因为融入叙事者"我"独特的青春体验而更加独特。叙述者"我"成为时代的言说者,对家园、对信仰、对爱的寻找都伴随着青春期的愤怒、迷惘、焦躁和孤独。尽管无数次的"寻找"都以失败告终,然而,库东亮仍旧是一个心灵的守望者。     

浅析发动"文革"的深层根源

岁月流逝 ,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巳 2 5年了。随着思想的深化 ,从控诉个人遭受的苦难和“文革”的恶果 ,转向较多地探讨“文革”的原因 ,是很自然的事情。“果”由“因”而来 ,要想不再“重食苦果” ,就必须认清发动“文革”的深层根源。“文革”发动的原因是复杂的 ,既有主观原因 ,也有客观原因。国内外学者对发动“文革”的最根本原因 ,看法不一 ,但是 ,在毛泽东心目中 ,有一个最纯洁、最完善 ,“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 ,毛泽东正是在积极实现这一“理想社会主义目标模式”过程中 ,逐渐走向“文革”之路。这个以平均主义为核心内容 ,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模式 ,作用于毛泽东的内心 ,外化出许许多多的错误举动 ,最终铸成了伟人晚年的悲剧。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对＂文革＂有着持续集中的关注。在她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成人世界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被暴露无遗。而当这些阴暗面投射到孩子身上时,也留下了扭曲变形的投影。不过,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所及并不是纯然的丑恶,她又总是努力去寻找人情的温暖和善良的怀抱,让读者在感受黑暗与残酷时有一些温暖的慰藉。由于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感＂,加上移民生活给予她的视角和思考的拓展与深化,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有意减少了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的揭露,而把重点放在了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     

悲剧精神的弱化 苦难意识的缺失——从90年代后以文革为写作背景的小说看中国的悲剧精神

90年代以后以文革为写作题材的小说层出不穷,这些小说多展现了文革时期的苦难.可是这种苦难叙述多让人感觉难以名状的悲哀,却很少给人信心的鼓舞.由于历史和文化的种种原因,这类作品很难具有形而上的悲剧精神.     

被遮蔽的"文革"叙事--从《玫瑰门》评论小史谈起

<玫瑰门>是铁凝20世纪80年代后期一部以"文革"为背景的重要作品,但从<玫瑰门>的评论小史可以看到,80年代后半期以来,评论界对"文革"主题的忽略与遮蔽是普遍的.其中对抽象人性的偏爱,导致评论界对铁凝等一些小说家揭开"文革"政治对人性阴暗面的催生和放大,与人性固有之丑陋的合谋真相这一努力,大多视而不见.这一情形与80年代中期开始形成的当代文学观密不可分,也与"瞻前"而非"顾后"的社会文化心理有着内在的联系.     

毛泽东与"文革"时期的个人崇拜

"文革"时期毛泽东对个人崇拜到底是一种什么态度,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本文认为,毛泽东既有提倡和接受个人崇拜的一面,还有在一定程度上对个人崇拜进行抵制和反对的一面.在"文革"时期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环境下,毛泽东对个人崇拜的态度是矛盾和复杂的.     

中周"文革"小说与卡夫卡

西方现代派小说作家卡夫卡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中国"文革"小说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对存在的荒诞性和存在的悖论的展现之上,同时也体现在对一种"冷酷"的文学风格的追随模仿之上,着力展示人生不可避免的痛苦和死亡.通过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文革"小说发展演变的轨迹.     

赵树理的"标本"意义

赵树理在中国1940—1960年代的文坛上几度浮沉,最终以悲剧告终,对研究这期间的中国文学是有着"标本"意义的。其"问题小说"创作与"中间人物"的塑造都为他招来不少是非,而究其根源却在于他所坚持的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对赵树理的褒与贬实际上与对现实主义把握的正确与否有关。赵树理这一"标本"提供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为现实主义正本清源。     

《聊斋志异》"乱离之后巧相认"故事及其渊源

<聊斋志异>"乱离巧相认"故事类型,触及父子、夫妻、情侣、兄弟等多数人伦关系,带有明清易代的时代特征和作者偏好,社会原因是造成多数离别的根本原因,带有控诉现实不平的思想意义.重逢之"巧"构成动因,多得于当事人善良品格,"巧"是个体伦理行为派生的一个直接结果,而这又成为一种对于行善者进行"社会酬赏"必不可少的手段.<聊斋>母题与文人抒情文学离别模式不同:偏重在因社会变故,带来的普通人的人生苦难,人伦情感;不是一味地诉说苦难带来的个体身心创伤,而是展示人生苦难终归过去,善良无辜终获幸福欢乐的过程和结局.     

狂欢传统与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论王小波小说《黄金时代》中的文革书写

新时期文学文革叙事的前期与主导模式,是以"伤痕"、"反思"、"知青"小说为代表的族群性苦难叙事与悲剧模式。《黄金时代》则不同,它更多汲取了鲁迅《故事新编》所开启的狂欢传统的营养,突出表现为个人化的身体叙事和荒诞的悲喜剧模式。小说以看似乖张、非理性的狂欢化形式,寄寓了高度理性的历史与人性反思的内涵,开"另类"风气之先,堪为新时期文学文革叙事"油滑的开端"。     

艾青与"七月"派诗歌

艾青的诗歌以"土地"和"太阳"两组意象群表达了中华民族抗争苦难与追求光明的精神,并融合现代主义的艺术探索把自由诗推向一个新的高度,进而还影响到七月诗派的形成.     

论唐鉴"猺亦人也"的民族观

瑶族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古老而又苦难的民族,主要聚居于挂、湘、粤等省.道光年间,晚清著名的理学家唐鉴曾两次出守广西平乐府.他深入瑶疆,对瑶民苦难遭遇感同身受,深为同情.他不仅提出"猺亦人也",主张平等对待瑶民,且在瑶区创办瑶学,促进瑶族地区文教事业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瑶山的开发与进步.     

美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早期研究(1966-1968)

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伊始就引起美国学界和决策当局的关注.根据对中国局势的分析,美方对"文革"采取"静观待变,尽量不表态"的策略.这一时期,美国对华政策的主流仍是视中国为危险的敌人,继续其"紧逼遏制"战略.中美长期相互敌视以及美方在对华分析和认识上的局限乃至错误是致使中美关系在"文革"初期未能有突破性进展的根本原因.     

从"双文明建设"到"和谐社会"思想的形成——纪念中国革开放30周年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思想解放,将文革十年所形成的"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认真批判肃清长年的"极左思潮",到20世纪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GNP)翻两番.使中国进人"小康社会".     

野性的丑怪兽还是聪明的反抗者--《暴风雨》"卡列班"人物分析

莎士比亚在其晚年的一部杰作<暴风雨>中塑造出许多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暴风雨>以其皆大欢喜的结尾反衬出"野性而丑怪的奴隶"卡列班的悲剧.卡列班由海岛主人沦为奴仆,颇不甘心,用其所拥有的智慧,所能利用的人来进行反抗,以期杀死奴役自己的所谓的"主人"普洛士丕罗,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卡列班鲜明的个性在作品中被刻画得活灵活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