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成长经历会影响城镇家庭储蓄率吗?——来自CHFS 2019的经验证据

由于城市与农村的经济金融环境存在显著差异,成年前在农村成长的城镇居民比在城市成长的城镇居民具有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从而更加偏向低消费和高储蓄。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9年数据,将“目前居住在城市地区且拥有非农业户口、18岁之前为农业户口”作为“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界定标准,实证检验城镇家庭户主的农村成长经历对其家庭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户主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比户主没有农村成长经历的城镇家庭有更高的储蓄率,风险态度和金融素养在其中发挥了中介作用,即拥有农村成长经历的户主会因较高的风险厌恶程度和较低的金融知识水平而导致其家庭储蓄率较高;农村成长经历对储蓄率的正向影响在户主受教育水平较高、家庭资产较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家庭中更为显著。因此,需要从改善城市的经济金融状况(降低生活成本、增强社会保障、减少不确定性等)入手来释放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并通过改善风险态度、加强金融教育、缩小城乡差距等渠道来降低农村成长经历对城镇家庭储蓄率的正向影响。     

数字能力、数字金融能力与家庭消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对居民家庭的消费产生了重要影响,居民个体的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决定了家庭能否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实证分析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数字能力和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从机制分析的结果看,收入效应、网购与缓解流动性约束是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促进消费水平提升的渠道。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金融能力可以显著促进消费升级,但是数字能力的影响并不显著,数字能力与数字金融能力均对农村和低收入家庭的消费水平提升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发展新基建,为发展数字经济提供基础设施保障。另一方面,加强对数字金融尤其是数字消费金融的监管,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数字金融对居民家庭消费增长和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     

数字普惠金融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基于CMDS数据的经验证据

在以城乡融合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中,揭示数字普惠金融与流动劳动力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有助于阐明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的积极作用。本文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缩小城乡流动劳动力的收入差距,也能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扩大私营部门就业需求是数字普惠金融得以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就业增收的关键,但数字普惠金融带动农村流动劳动力创业增收和家庭财产增值的功能有待发挥,户籍制度依然是城乡流动劳动力收入不平等的来源。建议借助数字化技术增强精准普惠金融服务获得能力,拓展数字普惠金融的城市包容性就业促进功能,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金融素养与投资意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家庭的资产增值功能。     

数字金融促进了居民就业吗？

通过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居民就业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了家庭部门的就业率。其中,自雇佣就业率显著上升,非自雇佣就业率未受显著影响;创业型自雇佣是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的重要原因;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镇家庭和中等金融素养家庭就业具有积极影响,对农村家庭和低金融素养家庭的就业促进效应有限。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村家庭消费：机制探析与微观证据

为更好地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微观数据进行机制探究与经验分析，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提升，在具体消费类型中呈现一定差异性；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支付方式、收入增加等渠道影响农村家庭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多孩家庭的消费水平，对东部、中部农村家庭消费水平的影响显著。建议继续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普惠性”，培育和挖掘农村市场消费增长点，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与数实融合发展，激发农村家庭消费潜力，推进农村融入现代流通体系。     

数字乡村建设与农民工就业质量提升

数字乡村建设一方面通过新业态新模式创造出更多更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另一方面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增强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竞争力和议价能力,因而可以赋能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将2018年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数据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进行匹配,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综合评价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检验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工就业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乡村建设显著提高了农民工就业质量,该结论在内生性处理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依然成立;数字乡村建设具有显著的信息改善效应,可以通过拓宽信息渠道、促进人岗匹配、增强社会信任等路径来提高农民工的就业质量;数字乡村建设对女性农民工、在婚农民工、中青年农民工、学历较高的农民工和已接入互联网的农民工具有更显著的就业质量提升作用。因此,应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其各种积极效应,并有效缩小城乡间和农村地区内部的数字鸿沟,促进数字乡村协调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资产负债率的影响——基于家庭微观数据的实证估计

采用2012—2018年四轮CFPS数据,对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居民家庭资产负债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显著降低了家庭资产负债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均显著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使用Bartik工具变量和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收入负债比以及负债水平之后结果依然比较稳健;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降低金融排斥和提高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降低家庭资产负债率;当家庭收入水平或家庭净资产额较低时,数字普惠金融对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的缓解作用更为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对缓解农村家庭以及西部地区家庭的资产负债率有更显著作用。研究有助于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改善居民家庭资产负债率以及降低家庭过度负债风险中的作用。     

金融素养视角下家庭财务脆弱性问题研究

负债和流动性资产配置是家庭的重要经济决策。我国家庭负债的持续攀升导致13.5%的居民家庭具有财务脆弱特征。本文以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居民金融素养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作用效果。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的提高会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金融素养的作用效果表现为风险转移效应、风险分散效应和流动性效应;家庭可以通过购买商业保险、投资组合分散化和信贷约束缓解等理性行为来避免陷入财务困境。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城镇家庭的金融素养对财务脆弱性有更大影响。推动金融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提升全民金融素养水平,能够更好地引导家庭适度和合理地负债,有效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与北京大学地级市层面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促进了农户创业,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以及数字化程度均会影响农户创业的概率。其次,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仅能够提高农户信贷可得性,使其获得创业资金,还可以通过推广电子支付使用和互联网媒介使用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金融能力,进而促进其创业。最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选择的影响因户主年龄、人力资本以及家庭所处地区的不同具有差异性。     

医疗救助对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研究

医疗救助为低收入家庭获得必要的医疗服务和维持基本生活提供了保障。贫困脆弱性是指家庭未来陷入贫困的可能性。运用预期贫困脆弱性测度方法对上海市城乡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结果表明:医疗救助制度对缓解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具有显著作用;相对于城镇低收入家庭而言,农村低收入家庭的贫困脆弱性更高,医疗救助对农村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的缓解作用更大;医疗救助对不同医疗支出负担的低收入家庭贫困脆弱性缓解程度也存在差异。     

社会资本对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差异性的影响——基于生计资本关系动态变动分析

社会资本在农户非农就业中发挥着重要的经济与社会功能。基于CFPS2018年的微观数据,主要分析社会资本对于不同生计脆弱程度非农就业农户的差异性影响,并重点探讨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关系的动态变动。结果表明：(1)社会资本可以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的生计脆弱性,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越高,社会资本的改善作用越明显;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均能够显著降低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性,在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最小。(2)当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较高时,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以及社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是替代关系;随着非农就业农户生计脆弱程度降低,两组变量之间由替代关系变为互补关系;而随着生计脆弱程度进一步降低,两组变量之间不再具有显著相关性。     

数字素养的农户收入增长效应研究

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2020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4个维度选取18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以家为本，老而不休：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因素影响分析

全面了解农村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状况,有助于消解老年人等于“无用”之人的年龄歧视,助推国家养老战略的适时跟进;关注家庭关系和家庭结构对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影响和制约,有助于探究促进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的家庭和谐之道以及建构养老的良性代际互动模式。基于2018年CHARLS数据库的研究分析发现,当前农村老年人劳动参与以家庭整体需求为主、以家庭为主要劳动场所,参与面广,部分中、高龄老年人仍参与劳作,且劳动类型的灵活性较强,照料劳动主要指向高强度孙代照料。家庭关系中,农村老年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显著增加其劳动参与的可能性,而子女对农村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显著负向影响老人参与非农工作。在家庭结构方面,健在子女数量显著负向影响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非农劳动和农业受雇;健在儿子数对农村老年人参与农业自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同时,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也是其“教育红利”“健康红利”和“婚姻红利”在老年阶段的延续,同时彰显了两性劳动参与差异与性别分工。     

创业型城市建设对创业效果影响研究

创业促进就业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缓解就业压力的有效应对措施之一,能够为市场经济注入活力。将创业型城市建设作为一次冲击实验,以此评估政府制度供给对企业和个人创业效果的影响时发现,创业型城市建设活动显著增加城市创业,政府从劳动力市场供给端入手,通过创业型城市建设提供的扶持政策,可以有效促进创业,进而为改善社会整体就业环境助力,在创业过程中推动城镇化。     

农村人口外出流动与家庭多维贫困动态演进

采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数据库2004—2011年4次调查中的农村家庭样本数据,基于收入、健康、医保、教育及生活质量五个维度,引用A-F多维贫困测度方法测度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并通过多维贫困分解得到各维度的贫困贡献率。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其中教育与收入维度贫困贡献率占比较高。通过引入农村人口外出务工特征及有无老人变量对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外出务工及有无老人对于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的变化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的分析中引入家庭工作特征变量,以在家务农为参照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发现当家庭多维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者本地非农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当教育、收入维度贫困发生率高时,选择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倾向的更高;而健康维度BMI指标贫困发生率与外出务工或本地非农就业显著负相关。     

数字鸿沟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字鸿沟问题备受关注。值得关注的是,数字鸿沟不仅在宏观层面产生影响,在微观家庭层面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本研究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从接入和使用两个维度测度了家庭间的数字鸿沟,实证检验了数字鸿沟对家庭金融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数字鸿沟的存在显著降低了家庭金融投资的概率;数字鸿沟对不同地区的家庭参与金融投资都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不同地区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数字鸿沟改变了家庭对互联网获取信息的态度,进而阻碍了家庭参与金融投资。研究结论为进一步促进家庭金融投资、活跃金融市场提供了新的思路。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有助于提高土地使用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促使附着于土地上的生产活动实现增产和减污双重改善,从而显著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采用2006—2020年我国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将“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使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分析发现：“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且这一影响具有长期性、累积性与短期滞后性;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两条路径来提升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并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同时提升本地和周围地区的土地绿色利用效率;“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土地绿色利用效率的提升作用存在推广效应,并表现出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更强、大规模城市和非资源型城市显著而中小规模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不显著的异质性。因此,应加快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和发挥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作用以及空间溢出效应,因地施策,有效促进城市土地绿色利用效率持续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金融素养与农户创业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战略背景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户创业的关系对双创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梳理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农户创业的直接和间接作用机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缓解金融约束促进创业是直接机制、提高农户的金融素养促进创业是间接机制的结论。其次，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效促进农户创业。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显著促进农户创业，且覆盖更广。数字普惠金融对东中部地区农户创业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尤其是社会网络维度广的农户。最后，基于研究结论就进一步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户创业提出相应建议。     

影响农村非农就业的政策因素及推进策略——基于减贫视角

农村非农就业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贫困减少,但总体来说通过增加农民务工收入等途径有效地推动了农村减贫,因此有效的农村非农就业政策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建国以来我国农村非农就业经历了自由迁徙、严格受控、控制与鼓励并存到公平迁徙等政策,其发展受政策影响经历了时快时慢的过程。目前由于非农就业政策的从属性、非农就业群体利益表达的缺失性以及公共决策模式的集权性等因素的影响,当前农村非农就业还存在户籍制度、土地流转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教育体制等方面的政策性障碍。因此,必须将非农就业纳入国家政策议程,从改革户籍制度、完善土地流转体制、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层面推动非农就业发展,以促进农村减贫。     

农村劳动力非农劳动参与分析:基于人力资本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参与非农劳动是中国二元经济转换的一个重要特征。文章在人力资本视角下,利用中国营养与健康调查(CHNS)2006年的数据,通过建立Logit模型,控制其他影响变量,考察人力资本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对非农劳动参与有积极影响,男性比女性更倾向于非农劳动参与,但健康状况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控制变量方面,农业劳动任务的增加会降低农民的非农劳动参与率,地域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方面也具有显著影响,相比东部地区而言,中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劳动参与概率更低一些,此外,婚姻因素对非农劳动参与的影响并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