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模式与发展路径

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完善基层直接民主制度体系和工作体系,增强城乡社区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实效是党的二十大提出的最新要求。群众参与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内容,尤其是当前正值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得到日益关注和重视。总结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基础、制度变迁和实践经验,全面分析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特征表现,将新时代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划分为党建引领、群众自主参与、社区民主协商以及基层社会多元融合4种模式,并分述每种模式的内涵、意义和作用。针对当前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的制度建设不完善、路径渠道不畅通、信息沟通不充分等问题,以加强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视角,提出通过完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健全基层社会治理协同机制,提升群众参与治理能力,增强社区群众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和自我监督实效,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基层社会治理。     

地方政府推进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实践探索

以公民参与理论为核心的民主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在基层自治组织平台下协商管理社会事务,促进基层政府的开放性和民主化,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两个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创新的案例,分别分析“民主恳谈”和“议事会”对基层民主治理的启示。应加大政府向社会赋权力度,建构多层次的基层民主参与结构;推进基层民主组织监督平台的发展,赋权公民参与的动力原点;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基层民主治理,发挥其他组织的积极作用,以期实现地方政府基层民主参与式治理的程序化和常态化。     

多元共治:改善基层政府治理的有效路径

现代治理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为改善政府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现代治理理论所包含的多元共治顺应了经济社会发展对转变基层政府治理的要求,对促进基层政府在治理中科学民主决策,推动基层政府简政放权、实现基层政府的"瘦身"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合法性和公信力具有重要意义。为更好推动基层治理,基层政府应树立多元共治理念,完善多元参与机制,促进基层自治,实现基层善治。     

统一战线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势探析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大有可为。本文以统一战线参与社区治理为切入点,探析二者在要求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在工作方针方法上的相通性,以及统一战线在参与社区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为统一战线工作找准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结合点提供理论参考。     

构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地方政府公共关系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任务。加强地方政府公共关系是实现社会和谐的迫切要求。我国地方政府公共关系事业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仍然存在政府公关主体自身认识不足;对公众有倾向性的选择造成政府公关的偏失;传播沟通渠道不畅等严重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应当树立并强化公关意识;理顺公众关系,多办实事,取信于民;注重公共关系传播,完善协调沟通机制,大力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     

政策网络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治理创新

政策网络理论为构建全新的地方政府治理体系及解决如何扩大政治参与范围、容纳不同利益主体、化解多元矛盾等问题提供了较好的方法.为此,运用政策网络理论从政策网络分析的治理意蕴、地方政府治理创新的政策趋向和推动地方政府治理创新政策的路径三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以期为地方政府构建一个多元参与、公平高效、以人为本的治理模式.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联村制度：转型期基层社会治理的制度实践与反思——基于浙东H镇的调查

联村制度成为转型期地方政府应对社会复杂矛盾、破解基层行政僵化、完善基层治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制度探索。基于浙东的田野调查发现,联村制度通过推动干部下沉,以联村联户的形式参与基层治理的方式,打破了科层制的诸多限制,重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中间协调地带,从而实现自下而上的民意表达和政治参与。这种方式有利于缓解干群矛盾、加强政府对基层社会需求的回应能力、弥补村级治理公共性的缺失,与此同时,也面临着多重困境：群众日益复杂多元的诉求、村级权力结构对正式权力的排斥、行政体系内过于形式化的监督与考核机制等。因此,应当进一步明确联村干部的职能与职责,完善对联村干部的监督考核机制,同时强化对村级权力结构的监督和管理。     

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与构建和谐陕西

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是构建和谐陕西的基本途径,和谐陕西是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创新的基本目标。只有建立和完善促进经济良性运行、科学发展的基层政府机制,公民参与、民主科学的基层政府决策机制,依法办事,廉洁高效的基层政府行政机制,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基层政府公共服务机制,运转协调、透明阳光的基层政府信息反馈机制,逐步形成政府和各种社会组织多元化主体互动的基层政府治理新格局、新机制,才能尽快实现建设西部经济强省和和谐陕西的奋斗目标。     

平台型治理：筑牢城乡基层基础的有效实践机制

筑牢基层基础是“中国之治”的重要秘诀。平台型治理可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技术变革与制度创新深度融合和良性互动。对陕西省安康市汉阴县“321”基层治理实践研究表明：作为一种新范式,平台型治理通过构建简约高效的治理平台能够驱动政府职能转型升级,推动政府回应社会能力与社会参与治理能力的双重提升。基于技术赋能普通民众并突破时空因素限制使民众更好表达诉求,促进自上而下行政推动与自下而上积极反馈的双向互动;以公共平台为依托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并有效整合治理资源,进而提高治理效能;积极优化治理结构,推动治理重心下沉,促进基层社会秩序与活力的统一。总之要基于民心政治取向强化互动治理,创新政策执行机制以增强末梢治理的敏捷性和实效性,进而有效驱动新时代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构。     

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之理性审视

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首要的是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常态下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对改革发展全局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并对准确把握新常态下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丰富内涵有着重要意义.在当前,我国基层治理出面临来自执政党自身方面(治理主体)、施政主体——政府、新兴媒体治理层面等方面的挑战.在新常态下要强化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方面的构建理念.要明晰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治理要素结构和推进路径,推动基层政府的自身建设,提升行政治理能力;同时要突出前沿研究,坚持问题导向.提升我国基层社会现代化治理能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提供稳定的社会基础.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何以可能 ———基于 L 市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实践的案例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 L 市 Q 镇通过“133”乡村治理积分制,即用好“一 种制度”、成立“三支队伍”、完善“三种机制”,对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的政策要求进行了实践创新探索。 实践结果表明 Q 镇乡村治理积分制模式增强了农村党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力,提高了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培育了良好的文明乡 风,形成了乡村治理的有效抓手,有效推动了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     

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视角下的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研究——以H市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为例

基层政府作为基层治理体系的主导者,是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到基层社会的重要组织载体。如何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自身治理与服务能力的有机衔接是当前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面临的重要挑战。H市基层政府改革与创新实践经验表明,实现社会治理重心下移与基层服务型政府建设有机衔接的核心是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统筹与协调功能,关键是推动管理下移改革基层政府行政体制,基础是推动资源下移夯实基层政府服务能力建设基础,目标是推动服务下移建设人民满意的基层服务型政府。     

基于“枫桥经验”探索社会治理创新思路

“枫桥经验”是党长期领导人民所创造的富有成效的治理经验,在新时代仍然焕发着无限的生机,是我国社会治理发展的必然选择。“枫桥经验”有显著的治理优势,然而在实践中尚存在着思想引领作用发挥不强、共治参与主体积极性不高、基层干部化解矛盾本领不强等现实问题。本文从“枫桥经验”所固有的社会治理优势出发,不断探索党建引领推动社会治理的实效化、健全完善群众参与社会治理机制、增强基层干部化解社会矛盾本领,是“枫桥经验”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效途径。     

思想政治工作助推基层治理法治化建设的路径构建

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内容实施的关键场域.不过,当前基层治理却存在着民众法治意识较为淡漠、治理法治化水平不高、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及与民众需求不相适应等诸多难题.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的政治优势及最主要形式.因此,以思想政治工作为切入点,强化思想政治宣传教育提升基层民众的法治意识,加强教育培训提升治理主体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并通过构建良好的基层治理法治环境,完善基层民众参与机制切实保障民众的有效参与,这不仅有益于构建基层价值认同与相互包容的共识,而且还有益于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建设.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路径研究——以温州市为例

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社会不稳定性因素的增加,基层治理工作难度加大,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是党和政府在新时代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本文通过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作用发挥和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进一步理清党群服务中心参与基层治理的优化路径,推动党群服务中心更好发展、更有效参与基层治理,加强党在基层的执政能力,拉近党群关系,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新格局。     

因势利导与自生能力:可持续基层治理创新的分析框架

基层治理创新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政府因势利导和社会自生能力的分析框架中研究基层治理创新兴衰的发生机制，发现：为做出政绩，采取不符合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创新战略，引发创新制度的扭曲和社会自生能力的弱化，导致基层治理的恶性循环，造成创新的衰退；以人民为中心，采取符合地区要素禀赋结构的创新战略，催生新规则新制度，增强社会自生能力，促进基层治理的良性循环，推动基层治理创新的持续。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创新，必须根据未来地区要素禀赋结构和地区发展目标的变化，构建简约高效的创新体系，提高社会自生能力，营造良性创新生态。     

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

党的二十大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越发凸显。在“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下,商会等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日益突出。商会根植于民间,是工商企业及其从业者与政府、社会联系的桥梁纽带,在参与社会治理过程中有效提升了治理效能。本文分析了商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功能定位：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推动社会矛盾化解、助力公共服务体系建构、促进社会秩序稳定。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理论视角与实践反思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推动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主体性作用。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但在实践中存在诸多不足,需大力提升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意识,在认真梳理和反思的基础上更好地推进和规范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利益相关者理论、网络治理理论、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均从不同维度阐述了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逻辑与具体机制。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困境,未来需从以下方面加以完善：优化制度环境,推进社会组织嵌入基层社会共治网络;下沉治理资源,拓展社会组织的基层服务能力;明确治理核心,构建党建引领的融合共治模式;借力智慧平台,创新多元治理主体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