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协同治理模式及机制研究——基于广东省凤和村与龙山塘村的比较分析

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从一到多的过程。为了提高乡村治理的持续动力,如何实现乡村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值得深入探讨。选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凤和村与非珠江三角洲地区的龙山塘村作为案例,通过实地调研对两村进行比较分析;从协同治理理论出发,综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与中国实际情况整理适于本研究的分析框架,研究协同治理模式及机制。研究发现,凤和村属于强劲外生资本介入模式,经济实力的强劲使得协同治理进行得较为顺利,清晰有效的协议是其首要保障;龙山塘村则是较强内生实力支撑模式,各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趋于本土化。本研究为建立健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体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     

乡村治理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塑——基于善治视角

善治理论,90年代在行政学界蓬勃兴起,与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相结合,发展成为乡村善治这一新命题。随着我国乡村自治理追求的目标,为了实现乡村善治,使得村民参政生活更加丰富,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更加和谐,需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提高村民参政素养、发挥社会组织的重要作用等途径来实现,政府、社会、村民三方的共同努力,能够有效促进乡村治理走向善治,全面推进政府、村民、民间组织之间的和谐发展,最终推动乡村社会民主进程的发展,构建和谐乡村,实现乡村善治。     

大学生志愿服务乡村振兴路径与机制路径研究——以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老庵寺村为例

论文从对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老庵寺村振兴建设现状调研入手,依托可行能力理论展开分析,通过构建基于村民个体的就业能力素质模型和大学生职业能力素质模型,同步比对找出差距,以此来探索该村在乡村振兴欠缺的环境和人为因素,通过社会、学校、村民、大学生等多方积极赋能,最终探索出助力该村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参与:青年参与的动力系统研究

青年一代应当在乡村社会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关青年如何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并实现有效参与成为研究热点。对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实证研究发现,年龄问题束缚了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行为动力;青年对社会保障水平、公民间信任水平、社会公平公正水平的评价会对青年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行为动力产生赋能效应;接受过高等教育是当代青年的优势之一,对其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行为动力具有一定的促进意义,但若受到生活方面问题的干扰,参与动力则会大幅减弱。要建构青年有效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动力系统,各类社会组织应形成扎根乡村的宣传合力、创新线上+线下融合化参与方式、完善青年人才引进及配套机制、确保青年社保及公共服务的人性化与持续化供给。     

乡村营造中的人、地、村三方维系研究——基于中日乡村营造的成功经验

以改善乡村环境和空间形态作为研究的起点,通过中日乡村营造系统的对比研究,提出基于人、地、村三方维系的乡村营造新模式,把关注的重点转移到乡村营造过程中人、地、村三方,探究其背后所存在的各自特质以及三方维系,借鉴中日乡村营造的成功案例,从建立乡村规章,及振兴乡村产业,至优化乡村环境,归纳总结出现代乡村建设所必须考虑的基本要素和必须遵循的营造准则,以及具体的做法要求,为国内的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些可供参考的经验和做法。     

福州市构建“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研究——以民法典的实施为视角

近年来,福州市在全面加快乡村基层“三治融合”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三治的“融合度”“规范化”“一致性”上仍存在一些问题。而通过分析与探讨,可以发现民法典分别蕴含乡村治理的“法治”“自治”“德治”的基本要素。因此,应当运用民法典的共治理念与规则体系,促进“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的构建。     

乡村振兴背景下贵州少数民族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研究——以高荡村为例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乡村振兴的战略要求,旨在实现乡土文化的复兴、促进中国乡村的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又一次体现出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问题的重要性,贵州省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方面做了不少尝试,但仍存在不少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究。笔者以高荡村为个例,通过对它的实地考察与研究,并借鉴国内外乡村建设成功的案例,总结贵州省少数民族传统村落普遍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方法。     

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共建共享的视角

共建共享格局是党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的重要理念,同时确立了一种新的治理方式。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不仅体现了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同时对于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发挥主人翁地位具有积极推动作用。目前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存在参与方式单一、参与意识薄弱、专业化程度较低等问题。对此,在分析影响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因素上提出提升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路径。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构筑与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基于上海市G社区的案例分析

城市社区公共空间既是一种物理空间,又是一种制度与文化空间。上海G社区探索楼道公共客厅与楼道居民自治,通过楼道公共空间的拓展与构筑,增强居民归属感,构建居民交流、共商机制,改善社区认同,让社区从一个生活的共同体演变成一种信念的共同体,维护了社区的和谐和稳定,推进基层社会的动员整合。这种社区自治性的成长不仅是社会力量内部整合的基础,也构成了社区共治的基础。由此,未来社区治理的方向是如何建立起社区事务协商参与的多级公共空间,形成共治、自治衔接的有效机制,从而真正实现基层社区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政府行政管理与居民群众自治相衔接的基层社会管理的新格局。     

乡村振兴战略下湘西土家族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策略研究——基于龙山县洗车河镇耳洞村的调查

传统村落是农耕文明的基本载体.它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它的核心承载着我国的传统文化.随着现代文明发展,传统村落造成了极大冲击,其数量急剧减少,这对农耕文明造成了根本性的破坏,保护传统村落迫在眉睫.本课题正是针对这一问题,以土家族传统村落——耳洞村为例,对传统村落保护问题进行探究,意在为传统村落保护提供一定借鉴.     

草根行动: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分析——基于上海的一项案例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开始了重大的变革,单位制解体,社区制逐渐建立,社区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陌生人社会"使得自主治理的集体行动难以产生,这是中国新型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此同时,中国的城市社区参与在某种意义上仍然呈现出一种国家治理需要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居民的行动逻辑与行动策略以及政府与居民的互动过程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如何借力创新社会治理激发基层活力的时代背景,通过构织基层组织网络的框架扩散将宏大的基层社会治理与普通居民的日常草根实践加以勾连?基于上海的一项社区治理案例分析试图展示这一基层社会治理的框架整合模型及其草根行动的内在逻辑。     

业主维权运动与城市基层治理的转型——基于B市的实证研究

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运动,业主维权的兴起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住房商品化改革的结构性产物.基于B市社区民族志调查,本文重点探讨和解析业主维权的抗争谱系及其对城市基层治理转型带来的制度影响和效果,认为业主维权的基本类型包括依法抗争、以法抗争、弈法抗争,这三种抗争类型不仅代表了业主面对法律时的三种不同位置和运用法律的三种不同方式和策略,而且也意味着三种不同的法与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结构关系.这种坚持法律中心性的维权抗争实践的大量集聚和累积,不仅促进了公民知识的生产,而且有效推动了基层政府的治理转型.业主抗争模型的提出,有助于推进和深化对当代中国城市抗争政治的理解.     

中国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基于空间分析技术的实证研究

空间视角是代际流动研究的重要生长点之一。本文使用CGSS2010—2017年数据,探究了代际流动的地区差异与形成机制。研究发现,我国代际流动水平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态势。决定一个地区代际流动状况的不只是其内部的社会结构特征,还有其外部空间关系,即所处的空间位置和周边的社会资源。周边地区发达的工业化水平、较大的收入离散性以及充足的社会福利资源能够促进本地区的代际流动,呈现“空间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