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促”还是“区隔”？两种短视频使用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的影响——基于短视频治理感知的中介作用

利用问卷调查数据,研究意在探析短视频这一深受青年喜爱的新型视觉化社交媒介对其线上政治参与行为的影响。鉴于短视频的产制和使用均在政府“改进和创新正面宣传,加强互联网内容治理、塑造清朗网络空间”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研究亦考察政务短视频这一特殊的短视频形式的影响,以及作为中介变量的短视频治理感知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及效应。结果表明,一般性短视频使用削弱了青年线上政治参与,且不受短视频治理感知的中介影响,而政务短视频使用却对青年线上政治参与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同时,青年在接触和利用政务短视频的过程中,改善性治理感知（信息公开感知）程度较高,会进一步强化其线上政治参与,且即使限制性治理感知（网络秩序感知）程度较高,亦不会减少其线上政治参与。由此可以推断,政务短视频青年用户更趋向认可这种紧张且有序的短视频治理秩序,而是否频繁使用政务短视频等政务新媒体,有利于辨认或“区隔”青年用户中的积极参与者,从而给予正确引导。     

媒介化治理:理论逻辑、过程性建构与问题治理取向

中国高风险社会的传播生态与发展逻辑给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一方面，高度媒介化的社会不仅凸显了媒介逻辑，更结构性地增加了社会治理的系统维度；另一方面，媒介化治理也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一种有益补充。媒介化治理的前提需要承认治理“问题”是一种动态性过程。而媒介化治理对过程性的强调，既体现在其深入事件内部的整个历时性过程，还体现在其注重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关联，抽取出其中系统的情绪传播、风险传播主线，更凸显以情景和场景的视角对事件中问题进行治理。这恰是媒介化治理以问题为主线、以问题治理为目标指引的建构。     

“数据-决策一体化”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效应研究

数字政府治理需要实现数据能力向治理能力的转化,这一转化严重依赖组织变革,"数据-决策一体化"是我国地方政府数字政府治理的创新举措。以成都市数字政府治理实践为案例对象、以技术执行框架理论为案例分析框架展开案例研究。研究显示,成都市数字政府治理以"数据-决策一体化"为特点,促进技术价值转化,进而带来治理生态的良性改变。还以成都市为例,分析了数据服务于治理的逻辑链条,认为应从"数据服务于治理决策"和"数据服务于政务服务"双向进路推动数据能力向治理能力的转化。最后提出"数据-决策一体化"的数字政府治理模式是"互联网+政务服务"基础上的进化,有助于深化社会信任、协调行动者行为,并促成治理参与新动力形成,但也存在碎片化回应、机械性治理等潜在风险。     

政务新媒体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的机遇及挑战

政务新媒体的介入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机遇,节省了时间与空间成本,提供了公民合理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为政民沟通创造了便捷交流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为公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更便捷的客观条件。但同时,政务新媒体在公民参与社会治理中也显露出诸多问题,如政务新媒体自身定位模糊、缺乏与公民之间的双向互动、内容供给存在不足。因此,必须在明确政务新媒体的定位基础上,提高政府回应力度,强化内容供给,实现社会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政务新媒体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

当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加速发展时期,社会结构深刻调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新媒体的广泛普及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舆论生成机制,也深刻影响到国家政治生活,本文从政务新媒体推动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政务新媒体开启了公众监督的多种渠道,政务新媒体成为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力量,政务新媒体创新服务性政府的治理模式,政务新媒体推动构建智慧政府来思考新媒体成为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动力。     

赋能治理视角下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探索

通过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对基层社会治理主题检索显示,从2006年至2022年,关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文章有706余篇,经梳理,可发现目前学者对基层社会治理大多从党政引领、公众参与、融媒介入等视角去研究的,鲜有从赋能治理视角去研究。本文将从赋能视角对基层社会治理在模式上展开创新性的研究。     

“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政党、国家和社会是政治发展的基本逻辑变量,三者之间关系的良性变迁和动态平衡是政治发展的实质和内在要求。"强国家-强社会"模式是国家-社会关系中的最佳状态,能够充分发挥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中国治理的基本主题是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如何应对社会快速变迁产生的大量社会问题,这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治理理念转变和治理主体多元化。因此,"强国家-强社会"模式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耦合性决定了后者的构建要以前者为目标导向。为此,根据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逻辑和现实选择,在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政府转型是关键、社会组织培育是基础,将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国家治理中,以形成一个高效、有活力的网络化治理结构。     

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对策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商民主作为一种民主治理模式,它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高度的契合性。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体现在:从治理理念上来看,它是理性化治理;从主体参与上来看,它是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治理机制上来看,它是法治化治理。沿着协商民主视阈下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中国应该转变国家治理理念,寻求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善治之策。     

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之构建

农村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一部分,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文章在梳理现代 社会治理模式的历史性演进基础上,针对我国现有乡村治理体制性困局,围绕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国家治理体系”以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概念命题,提出了面向公正发展中国农村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选择———构建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的观点,并对农村社会治理生态概念、系统特 质、系统构建等核心内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和分析,给出了如何打造农村社会治理生态系统的系统 建议。     

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治理媒介化”视野下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研究

随着媒体逻辑的动态演进,媒体融合的重心正在从技术维度的渐进式融合转向功能维度的拓展式融合,其实践呈现出"治理媒介化"这一全新融合表征。将县级融媒体中心置于"治理媒介化"这一视野下加以考察,其建设正面临认知失准、协同失效和效能失范三大难题。应然地看,只有将以"治理媒介化"推进媒体融合的功能转向和以机制体制变革释放功能融合的创新力两大路径作为着力点,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才有可能在创新新形势下媒体参与社会治理,并实现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巩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合意认同方面发挥应有作用。     

政务短视频对公众参与的差异化影响——基于危机与后危机情境的比较研究

政务短视频已经成为政务公开、政民互动、舆论引导和社会治理的重要工具。研究以2019年12月27日至2023年1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抖音账号“健康中国”发布的792条政务短视频为研究对象,以信息处理的启发—系统式模型为理论基础,比较考察危机情境与后危机情境下作为系统式线索的内容类型和视频时长以及作为启发式线索的对话循环、危机沟通策略和标题长度,如何影响基于政务短视频的公众参与行为。结果表明：内容类型方面,危机情境下,相较于对一线应急服务的赞赏类,疫情最新进展类、政府应对举措类、利益相关者指引类均能正向影响被动参与;后危机情境下,上述内容对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危机沟通策略方面,危机情境下,相较于信息策略,支持策略能够促进被动参与,调适策略对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后危机情境下,支持策略积极影响被动参与,调适策略会积极影响主动参与。对话循环在危机情境和后危机情境下对主动参与和被动参与的影响均不显著。标题长度在危机情境下会积极影响被动参与和主动参与,在后危机情境下会积极影响主动参与但消极影响被动参与。视频时长在危机情境下会降低被动参与但会促进主动参与,在后危机情...     

公共危机事件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分析

通过案例分析、文献研究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了社会多元主体在参与治理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揭示了公共危机事件与社会治理模式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其一,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多元协同社会治理的合理肇端;其二,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潜在"动力";其三,公共危机事件是推动社会治理创新的全面平台。     

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实践阐释及效能提升

随着智能技术快速的升级迭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为智能治理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平台,智能治理成为智能时代政府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从智能治理的内涵出发,搭建智能治理的生成逻辑和分析框架,以“渗透-传导-扩散-集成”为逻辑主线,阐释智能技术与治理体系互嵌并生成智能治理的过程。研究发现,智能技术在治理理念层面的渗透,催生了政府整体性和协同化治理理念。在智能技术传导的过程中,治理要素呈现出治理空间由实体办公到场景仿真以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政务服务场景等方面的突出转变。治理体系从低级向高级演进的过程既表现在自上而下的建章立制,又体现在自下而上的用户参与。治理效能则是衡量治理主体、治理过程和治理效果的综合评价,治理效能的升级为主动治理和精准决策提供可能。南京“数字城管”体系的智能化也充分证实了智能治理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解答何为“智能”的同时还重点关注了何以“智能”。随着智能技术与治理实践层面的结合与日俱增,治理主体智能、治理过程智用和治理效果智治的有机统一才能实现智能治理效能的有效生成,因此,需要形成“重塑治理流程以赋权-技术驱动以赋能-多元协同以赋智”的治理格局,最终实现智能治理效能的不断提升。     

环境冲突防范与协同治理路径创新研究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环境污染冲突防范及治理迎来新的变革与创新契机.创新环境污染防范及治理路径的核心在于基于"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逻辑框架,克服在环境治理中政府管理碎片化、企业参与利益化和社会力量参与缺失带来的协同治理缺陷.构建环境污染冲突合作共治的网络结构和行动体系,创新政府网格化管理、企业规范化行为和社会公众积极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推动组织协同、资源整合与网格化管理实现环境冲突防范及治理创新.     

乡村振兴视域下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逻辑理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指明了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方向,而社会资本则为这一战略的实施提供了支撑.通过回顾当前学术界关于社会资本与乡村治理的研究现状,梳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历史脉络,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缩影和政治特色;同时,依据罗伯特·D·帕特南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从信任、网络和规范三重维度出发,阐明了社会资本参与乡村治理的理论逻辑、现实逻辑及实践逻辑,为助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终实现乡村振兴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的结合: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现实选择

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结构 ,是我国国有企业公司制改革实践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也是当前经济研究领域的热点和难点所在。本文着重对比“股东主权”逻辑下治理结构的效率与“利益相关者合作”逻辑下治理结构的效率 ,进而结合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际 ,分析“共同治理”与“相机治理”结合的可行性 ,提出构建职工参与和债权人参与的合作模式。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三重逻辑：思想、理论、现实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具有思想、理论和现实三重逻辑。在思想逻辑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核，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社会治理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思想之源。在理论逻辑上，坚持党的领导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前提，实现不断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表征，共建共治共享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重要精髓。在现实逻辑上，顺应时代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完善理论体系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特质，助力国家治理是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理论的基本精神。新时代党和国家对社会治理理论的不断深入发展与完善，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下构建管理学云计算模式初探

信息社会背景下,可实现多途径、多工具提升治理能力现代化。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治理能力,学界在数据治理理论研究和"政务云""生态云""云长制"等方面均进行了探索创新,这种探索也奠定了管理学云计算模式的现实必要性。多元治理理论倡导下,专业技术团队和个人利用专业化的信息技术参与政府部门外包业务和服务的实践、互联网打造虚拟空间为创新技术参与政府治理实践搭台的探索,从"硬设施"到位、"强智慧"配套、"软环境"成熟三个角度为管理学云计算模式提供了现实可行性。建立在环境契合、技术成熟和治理能力尚需提升的背景下,管理学云计算一方面找寻与其逻辑自洽的现实实践模式、另一方面在思维、方法和路径方面赋予政府治理和组织管理以创新启示。     

接点治理：论精准扶贫过程中的“村民评议”——对湘西B村的个案研究

作为深入乡土社会的“事件”,精准扶贫触发了国家政权和乡土社会之间的分歧。在数字化治理技术与乡土生活模糊性之间、国家正式权力与农村内生秩序之间、“区分逻辑”与乡土社会“平均主义”之间,两者存在明显差异。面对分歧,农村基层在精准扶贫过程中采取“村民评议”制度形成“接点治理”格局。研究发现,村民评议形成的接点治理主要包括以下治理机制：以熟人社会构成治理的信息机制,以多元主体参与构成治理的权威机制,以协商讨论构成治理的合法化机制。这一制度创造了新型制度场域和治理接点,有利于实现国家政权与乡土社会之间的融合。推进对湘西B村“村民评议”的个案分析,发掘其中的治理机制,完善其中存在的不足,实现从接点分离到接点融合,推进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数字治理的发展逻辑解析

信息化是推动政府转变治理方式的核心力量。我国政务信息化经历了电子政务、数字政府、数据治理以及数字治理等阶段的发展。目前,数字治理是我国政府推进社会治理的核心模式。基于数字治理的发展脉络及其基本内涵,当前的数字治理主要涵盖三种核心任务与发展逻辑,即“互联网+政务”“大数据治理”和“大数据决策”。结合上海市“一网通办”与“一网统管”实践,“互联网+政务”又可以分为“互联网+政务服务”与“互联网+城市治理”两个方面。这些核心任务中,“互联网+政务”强调服务导向、多元协作、数据处理与平台共享,“大数据决策”关注整合数据的科学价值与决策依据;二者联系的纽带为“大数据治理”,且分别驱动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尽管目前我国大数据治理仍然面临许多问题,但数字化已经广泛应用于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等各个领域。在未来,数字治理将逐步向“智慧治理”或“智能治理”转型。